全球有六十八億人口，台灣的人口數是0.23億;全球GDP的總值約有六十萬億美元，台灣GDP的總值約0.3萬億，中印兩個國在經濟上能夠站起來，那麼，約二十五億人，這世界超過三分之ㄧ的人就在物質生活上站起來了!!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實施”西歐基督教文化選舉”的民主國家，若能在實踐中逐步的”完善成熟”，是對中國實施全民參予投票，擺脫”一黨專政”的民主政治最有力的鼓舞----當然，中國必須建立適合中國文化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但是，以”槍桿子出政權”原則為基礎架構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是必須改變的!!

台灣要擴大視野，放眼更大的世界----格局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認識印度的發展是必要且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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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印度首席記者愛德華•盧斯

2008年1月14日 星期一

另外，尼赫魯的戀英情結遠遠超出了個人品味之外。 1947年成為印度總理時，他決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務員職位，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印度人。 而在那個時代，親英國皇室的人在新獨立的殖民地都會被驅逐、送到勞動營、到處流放，或者至少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尼赫魯卻邀請他們一起喝茶，閱讀他們寫的簡報。 他甚至說服了英國駐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勳爵，在印度留任一年。

尼赫魯的英式作風遺留的影響，在21世紀初的印度隨處可見，也體現在幾乎沒有改變的區稅收長（district collector）體系上，這種體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區域內執法與司法未能實現彼此獨立。這既是優勢也是缺陷。優勢在於印度的行政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IAS）能像膠水一樣將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樣的一個國家牢牢粘連。 作為缺陷是因為行政局的官員都屬於無法解雇的精英階層，他們無法容忍民主。 而各邦領導大多是由選舉產生，教育程度較低，他們與行政管理局間這種動盪、離奇的關係將是本書一個重複的主題。

一直以來，信奉政府應該無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魯的愛德華式印跡的體現。尼赫魯曾深受一些英國上層階級左翼人物的影響，對費邊社會主義心馳神往。 費邊論者認為，社會主義應該由國家中柏拉圖式的專家政治論精英階級領導，通過和平方式實現(I.E.這也是英國國工黨和保守檔最主要的差異)。 印度應該慶倖的是，尼赫魯受費邊主義的影響遠甚於受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尼赫魯的經濟模式認為政府應該領導國家的工業化，消費無足輕重，還有可惜無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這二者都是工業化的代價。但是直到1991年開始廢除聲名狼藉的“許可證制度”時，這種模式都未能實現。

尼赫魯對私有企業和金錢膜拜深惡痛絕，他的這種觀點至今仍有許多回應者，當然在1991年以後聲勢已經逐漸減弱。 儘管尼赫魯對種姓制度的厭惡真摯誠懇，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魯（一種暗示他出身的敬稱）著稱。 作為一個婆羅門出身的人，尼赫魯性格的複雜性可以從現代許多高種姓印度人對他的態度上略見一斑。 尼赫魯曾以貶損的口吻寫“商人文明”，並且說社會主義將引導人們走出“營利社會”（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們在種姓體系中的地位要遠低於婆羅門）。當代印度對於金錢與金錢膜拜極為矛盾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因於尼赫魯。

然而尼赫魯最為重要並且至今仍完整無損的遺產，是他的世俗主義以及他對地方自治主義的強烈鄙視。他公開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並且對宗教及其禮拜儀式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厭惡。同樣，這種傾向在當時的許多上層英國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這種對精神性和神學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輩與導師甘地時，情形就不免有些尷尬了。

尼赫魯寫道：“宗教在印度已經無法擺脫，它不僅殘害我們的身體，而且抑制甚至扼殺了我們頭腦中的許多創意。” 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魯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眾的語言的能力。 但是當聖雄說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時，尼赫魯會突然說：“他（甘地）總是提到神——神讓他做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舉行齋戒的日期——這真讓人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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