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美好的生活隱藏著恐怖的現實，這是今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利益區域》講述的故事。極端邪惡是一種例外，還是可能滋生於普通民眾？值得思考。

誰能想到僅僅是一牆之隔，兩側的世界卻截然不同。一邊如同天堂般美好，另一邊卻如同地獄般殘酷。在這一側，一個家庭沉浸在花香鳥語中，享受著浪漫的生活，慶祝著生日的喜悅；而在另一側，卻瀰漫著悲傷的哀哭聲，死亡的氣息令人不寒而慄。

這便是電影《利益區域》（The Zone of Interest）裡殘酷的現實。該片代表英國角逐今年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獎，最終榮獲了最佳音效獎和最佳國際影片獎兩項殊榮。

《利益區域》以一幅生機勃勃的景象展開序幕，野鳥的叫聲伴隨著一個長鏡頭，明媚的陽光下，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一家在波蘭的湖邊野餐。野餐結束後，男主霍斯抱著幼小的孩子回家，一路上一家人有說有笑。乍看，這個家庭彷彿享受著無憂無慮的家庭時光。然而，這幅和諧畫面的暗面卻令人震驚，因為他們的居所緊鄰著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一個人的天堂是另一個人的地獄

影片主要用隱蔽的攝像機拍攝，將焦點置於霍斯一家——父親霍斯、母親海德薇，以及他們的五個孩子——的居家生活之上。他們的住所緊鄰集中營，遠處不時可見煙囪冒出的濃煙。然而，更為令人心神不寧的是，周遭環境始終充斥著殺人機器的轟鳴聲和人們的呼喊、哭泣聲。

電影中，霍斯的角色源於真實人物——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導演喬納森·格雷澤精確地重現了霍斯一家曾居住近四年的別墅場景。這部電影與其他大屠殺題材作品存在顯著的不同，它選擇將焦點對準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攝像機始終未越過將指揮官家花園與集中營分隔開的高牆。

相反，在導演格雷澤的鏡頭下，這對夫婦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冒煙的煙囪陰影下，過著一種看似正常且有序的生活。他們慶祝生日，在花園泳池旁野餐；他們回憶過去，規劃未來，過著完全分裂的生活。

霍斯在日間負責監督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行動；而到了夜晚，他則化身為一位慈愛的父親，為孩子們講述溫馨的睡前故事。在結束一天之前，他始終保持著嚴謹和細緻的態度，確保所有燈都已熄滅，門窗都已緊閉。

除了霍斯之外，他的妻子海德薇也成了片中的焦點。她熱情好客，樂於招待朋友，同時精心照料著自家的花園，由當地婦女為她做家務。然而，海德薇卻缺乏同理心與自我反思的能力。

有一幕，海德薇將集中營送來的女囚衣服分發給傭人，自己也在卧室內心安理得地換上了囚犯的毛皮大衣。她身著皮大衣，塗抹著從猶太囚犯那裡獲取的口紅，站在臥室鏡子前打量自己，並笑著對她的母親說：「霍斯稱我為奧斯維辛女王。」

她自豪地向母親展示她所設計的大花園，其中不僅包含泳池，還栽種著杜鵑花、迷迭香等綠植，以及土豆、南瓜等蔬菜。當她母親指向旁邊的一道牆，詢問是否為集中營的牆壁時，女兒冷靜地確認：「對，是集中營的牆。」接著，她解釋道：「我們在牆邊種植了很多藤蔓，等它們長起來就能遮住牆了。」

為了完全不受良心的困擾，她的丈夫霍斯也把指揮官衛隊軍營與集中營隔開，為此栽種了許多丁香。在一次與上級的通話中，霍斯指責黨衛軍的人摘丁香的時候損毀了丁香灌木叢。他強調：「這是為了我們整個社區的利益。那些丁香灌木是用來裝飾我們整個營地的，現在是，將來也是。」

得知霍斯要被調到別處監督一個死亡工廠的消息時，海德薇怒火中燒，指著她辛苦打造的房子，對丈夫說：「這是我們的家，我們過著夢想的生活。我們17歲的時候就夢想著，現在比我們夢想得還要好。」這裡足以看到，海德薇是一個極度自私自戀的人，受自身利益的蠱惑，對他人的福祉漠不關心，完全不在乎別人的死活。

一個人的天堂是另一個人的地獄。儘管影片未曾直接展現集中營的血腥場景，卻巧妙地通過微小但生動的視覺元素，揭示了牆的另一端所隱藏的恐怖：畫面中，一名波蘭工人正在水龍頭下清洗霍斯的皮靴，然而清水卻變成了刺目的紅色，這一細節無聲地傳達了集中營內的殘酷現實。

另一幕中，園丁將從集中營運來的骨灰撒向海德薇精心照料的花壇。此外，有一次，霍斯的大兒子欺負年幼的弟弟，把他鎖在房間裡，並模仿毒氣瓦斯發出的嘶嘶聲。就連家裡的狗似乎也時刻保持著高度警惕，在花園裡嗅著牆下的泥土，彷彿能感知到外界的不安與危險。這些細節共同構建了一個充滿恐怖的世界。

霍斯之惡，今日猶在

透過鏡頭，我們也意識到參與屠殺的那些人，也是很平常的普通人。影片呈現的這對夫婦，體現了猶太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主張，即有能力實施暴行的是普通人，而不是怪物。怪物是存在的，但它們數量太少，不足以構成真正的危險。更危險的，是那些普通人，那些不加質疑就相信並採取行動的人。

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視角：極端的邪惡有可能在廣大普通民眾中滋生。面對邪惡，人們往往將矛頭指向現代武器的破壞力，尤其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然而，我們必須明確，武器本身並非罪惡的根源。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人類自身，例如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等邪惡勢力，他們對猶太人的深惡痛絕，引發了極端的惡行。

然而，邪惡只存在於少數人身上的觀點是危險的。認為邪惡只局限在這些人身上，就會陷入一種誤區，把極端惡行看作是一種失常，一種例外，一種遠離我們的罪；或者只把大屠殺看作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就忽略了邪惡無處不在的事實。

著名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猶太血統，其妻子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在其權威之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鮑曼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剖析了人性的陰暗面。他指出，大屠殺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人性中惡的體現。我們不應將其視為歷史陳跡而輕忽，因為同樣的邪惡在今日依然存在。

鮑曼強調，邪惡並非僅限於極端個體，而是眾多普通人共同參與的結果。儘管大屠殺主要關乎猶太人和德國人的命運，但其影響深遠，是整個現代人類文明的災難。因此，我們必須銘記其教訓，面對未來的挑戰。

普通人也會作惡犯罪，這與聖書中對人性敗壞的深刻揭示相吻合。聖經對人類境況的診斷是：「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人人皆是罪人，所以人人都有作惡的可能。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導演也通過其獨特的視角和表達方式，向我們展示了人類潛在的暴力傾向。人人都有施暴的能力。霍斯之惡，今日猶在。

黑暗中也有光明

電影中唯一的希望時刻發生在晚上，由概念攝影師理查·莫斯運用熱成像技術拍攝。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個女孩，在夜色的掩護下，秘密地穿越營地旁鐵路下方的建築工地，把蘋果埋在土裡，以便饑餓的值班囚犯次日能發現這些珍貴的食物。這段情節源自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是當時波蘭抵抗組織裡一個女孩的故事。這個出現在夜晚的小小抵抗行為，成了全片唯一光明的地方。

小女孩的故事，也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強有力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法國勒尚邦村（Le Chambon）。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勒尚邦村裡的法國新教徒小群體因拯救了數千名猶太人而聞名。他們慷慨地向那些陌生的猶太人提供了庇護，開放了他們的家園、學校和教堂，使得勒尚邦村成了猶太人在整個歐洲最為安全的避難所。他們不僅承認這些猶太客人的身份，更重視並尊重他們的需求，尤其是他們迫切需要保護的需求。在這些新教徒眼中，任何需要援助的人都是他們的鄰舍。

當員警要求安德列·特羅克姆（André Trocmé）牧師告發猶太人時，特羅克姆回答說：「我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們只認識人。」他的回答發人深省。如果把猶太人視為神聖的受造，就會避免把人物化的悲哀，從而防止發生人類相互殘殺的悲劇。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邪惡現實給特羅克姆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1934年，當他來到勒尚邦擔任牧師時，他遵行主的教導，成了一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後來，包括特羅克姆在內的4名勒尚邦村村民被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列為「國際義人」。（注1）

特羅克姆牧師對猶太人的善舉，源於他對主的堅定委身與追隨。儘管面對邪惡時，他也有恐懼之心，但真理之光為他注入了行善的力量。這也警示我們，無論何時遭遇邪惡，我們都需要真理之光探照出我們內裡隱秘的邪惡，並堅定依靠主的指引，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祂同行。

注1：

參考 https://forward.com/culture/140125/protestant-french-village-that-resisted-vi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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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嘉

曾為老師，多年前深受《在永世裡拋擲一個身影》一書的影響，開始思考講台與書桌的服事。目前委身教會牧養和文字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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