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墮胎女性有細緻的關懷和觀察，指出她們內心隱藏的創傷，提出了走出傷痛的建議。這篇文章，給人關懷給人警戒給人啟示。

大家有沒有到過日本東京的增上寺呢？那裡本來是供奉德川將軍家族的寺廟，卻有一隅擺放著一個個稚子的人形，何解？

據說，在日本一些窮鄉僻壤也有相類的擺設，除了是為婦女小產或生育時夭折的嬰孩所設置的靈位，還有就是紀念那些因墮胎而消失世上的骨肉。日本可耕地極少，田地所出極難支援人口的發展，懷胎的婦女會因應家庭經濟情況需要，而進行人工流產。直至後來明治天皇在十九世紀取代德川將軍家族的政權，才因為要顯示與白人文明看齊，表面移除了如墮胎這類在當時西方認為不人道的民風。

可是，即使人工流產在明治維新前是廣被接納的求存方法，婦女墮胎亦因順應家庭經濟狀況而毋須愧疚，為何仍會懷念打掉的胎兒呢？

在家庭輔導家泰瑞·雷瑟（Teri Reisser）及其丈夫家庭科、精神科醫師保羅·雷瑟（Paul Reisser）合著的Finding Healing and Wholeness After Abortion（暫譯《墮胎後尋找治癒和安寧》）一書中指出，美國竟有相類情況，縱使今天支持墮胎的團體，常表示人工流產的只是「子宮的東西」、「受孕的組織」或「懷孕的結果」。

泰瑞察覺不少曾經墮胎的女性向他們的診所求助，即使手術發生在很久之前，她們的內心仍飽受困擾，不能釋懷。這與一般人認為的，打胎解決了當下之急，隨著時間流逝，心情便會逐漸平復的看法，大相徑庭。

泰瑞稱這些心靈憂傷的婦女為「孤獨哀傷的群體」，她們打胎後的困擾，在早期因懷孕慌亂得到解決、生活得以回歸正軌而壓下。可是，墮胎所留下的傷痛，不會因解決了「當下」的煩惱便消失；而是會持續依附在心內，常伺機再度冒出頭來。尤其是當她們後來發現自己不育，或經歷小產時，不少會悔咎當初不珍惜骨肉，以致要承受不可再懷新生命或流產的惡果。

就算曾墮胎的女性再次成功懷孕，可是在做產前檢查的時候，用超聲波看到胚胎一直慢慢成長的各個過程，往往不期然地便想到從前以為只是一團組織，原來是活脫脫一條不斷成長的生命，因當初的一念便扼殺了。一直深藏內心不讓自己觸碰的難過之情，常會不可控地湧上心頭。又或者，有些婦女並未再計劃生育，看到了關於胚胎生長的紀錄片，也會產生愧疚之心。

也許你會說，今時今日在大部分西方社會，已沒有了早期道德或宗教的羈絆。可是，即使女權運動支援者雄辯滔滔地爭論女性墮胎的權利，卻鮮有曾選擇人工流產的婦女站出來，談自己的勇氣和感受。墮胎作為一個公共議題，支援者可以奮勇地激辯；但墮胎作為一位女性的個人經歷，卻相對極少見詳盡輕鬆喜樂地分享。為什麼呢？

因為，女人與生俱來的母性，是超越文化及時空的。一個女人懷胎後，便會自然生出與體內孩子的身心情牽。若這心連心的繫鏈被切斷，即便是媽媽自己的決定，其心靈深處也猶如被奪走了一塊重要的部分，留下一個無底洞難以填補。這種天生的母親悟性，不僅刻在遠古的日本女性心中，也刻在當下先進國家的婦女心中。雖然美國自1970年代已將墮胎合法化，女性自主權及非宗教的論調已成為主流，但是，母子連心仍跨過時空、種族、文化，根深蒂固地潛藏在母親心底深處。

從泰瑞的輔導經驗中，不論是未婚或已婚，經歷一次或數次人工流產的婦女，大多數都深覺身心所失的哀傷。在墮胎已廣為大眾接受的古代日本，當然很少人會安慰或體恤要拿掉腹中塊肉的婦女；但是，即使在墮胎文化已深入民心的現今美國，大部分墮胎診所在術前術後，亦極少關注墮胎婦女母性使然的不捨及失去的憂傷。即若有婦女尋求支持墮胎的輔導員開解，持這種立場的專業人士，多會解釋其為情緒波動，是身體荷爾蒙的反應，或者另有令她愁煩的主因，與打胎無關。

可是，正由於人工流產後女性沒有機會或空間面對哀傷，要求或支援她墮胎的男友、丈夫、父母或友人，通常亦不想舊事重提，以致當事人只能逃避傷心的情緒，或刻意忘記，若有朝一日痛苦浮湧上來，便只有孤清地默然哀慟。

不幸地，不少反對墮胎的宗教團體，也犯了支持墮胎者的疏忽，把焦點放在墮胎這個議題的論辯上，但是對曾接受墮胎的當事人，鮮會花心思憐恤和眷顧。以致心坎滴著血的婦女，在教會更不敢分享自己的過去，甚或遠離教會人士。正如在十六歲便懷上了男朋友的孩子，最後選擇墮胎的托利·肖（Tori Shaw），在I Had a Secret for Seventeen Years： A Story of Redemption and Healing after Abortion（暫譯為《我有一個17年的秘密：作為保守的一員，墮胎後救贖和治癒的故事》）一文中所言，她縱然後來信主，也不敢向任何人分享，並因信仰而更自咎，無法從罪責感中得釋放。直至她遇到一位過來人，向她坦承墮胎帶來多年沉鬱無言的痛苦，才讓她恍然大悟，自己並不是唯一孤清地獨自哀慟的人。

曾經墮胎的女性如何走出多年隱藏的傷痛呢？根據泰瑞及丈夫保羅的建議，有五個主要的步驟：

一、面對往事

首先，她們必須從積壓已久的痛苦情緒中釋放出來，因為這些情緒有如未被醫治的感染，常會被某些事情（如墮胎週年）或場景（如好像墮胎吸管的吸塵機聲音）再次勾起心靈創傷，甚至會不斷迴圈對身心造成的傷害。

托利在自己再度懷孕卻又小產時，心境陷入了低谷。後來為墮胎婦女而設的查經班，引導她重新面對墮胎過往。雖然過程不容易，要重溫不想回顧的殘酷抉擇，但最後也因這樣的正視和分享，她不再為埋在心底的禁忌所折磨，能夠有勇氣檢視這經歷對她的影響。

二、內疚與寬恕

當然，有宗教信仰的信徒，會基於教義有強烈的罪惡感；不過，不是基督徒的婦女，基於天生的母性，以及借先進的科技，如超聲波影像，愧疚感也會越來越強烈。

基督徒婦女常會害怕自己的一念之差得不到神的饒恕，教會牧者和基督徒輔導員可引導她們，再次肯定主耶穌為世人釘上十字架的贖罪大能。托利回想自己當初連在禱告中也不敢提這往事，直至她清楚主耶穌在她身上的饒恕大能後才如釋重負。

沒有信仰的女性，也可在輔導師的勸勉引導下，一方面從羞愧的陰霾中走出來，另一方面也明白到須承受過去行為的後果，人生雖不完美，卻有力量承擔，再上人生路。

三、釋放憤怒

女性在得知懷孕到要決定打胎的倉促時間內，通常都會牽及胎兒的父親、懷孕女性的父母或勸誡的朋友。當婦女悔不當初時，會覺得過去身邊的人冷酷無情，如何不支援她或強迫她就範，內心充滿憤怒。 她若不再以受害者自居，體會到各人自有難處，也會做錯決定，自己也有責任時，埋怨別人的怒氣可望徐徐消減，慢慢打開通往寬恕他人的道路。

托利對昔日的男友，即今日的丈夫，當初沒有陪伴她前往墮胎診所的怨憤埋藏了多年，直至她坦然和他分享長久的委屈，才得以釋懷。丈夫也明白到因自己的疏忽，傷害了她而不自知。

四、接受所失

大多數人工流產的女士沒有見過胎兒的遺體或殘肢，這會令她們難以具體表達永久失去孩子的哀傷。托利為自己未成形的嬰兒取了一個名字，因為她不知道其性別，故此選了一個中性的名字泰勒（Taylor）。

此外，正如葬禮可以令喪家正式接受家人已經逝去，同樣地，曾墮胎的婦女也可以為胎兒舉行簡單的追思儀式，托利在紀念墮胎兒的花園（A Memorial Garden for the Unborn）擺上刻有孩子名字的磚塊，更在2019年開創了紀念墮胎兒的追思服務（Memorial Service for Victims of Abortion）。曾打胎的女士也可以用日記寫出個人對胎兒的感受，或寫一封信，這樣可以把哀痛化作語言表達出來。

五、繼續前行

即使打過胎的婦女一步步跟隨這些步驟，但各人的康復時間都會不同，而且也不代表她們會完全忘掉墮胎的經歷。關鍵是，她們要知道雖然墮胎是她們生命中重要的一課，但這一課已經完結；若日後悲慟之情再次湧上來，即若難免灑淚，她也已知道舊事已過，她的人生可以繼續。

托利回顧她墮胎的經歷時漸漸明白到，她看作羞恥的過去，已經透過神的啟示得到更新。她鼓起勇氣的分享及同理心服務，成為仍陷在幽暗中愁煩不能自拔的婦女的安慰。

近年來，越來越多輔導員發現那些尋求墮胎的婦女，雖然短期內似乎解決了懷孕帶來的煩惱，可是，日積月累下來，卻成為長期的憂傷，因而興起了流產後綜合征（Post-Abortion Syndrome）這個診斷名詞。

造物者真奇妙，不論在未接觸基督信仰時期的日本，還是力挺墮胎權利而否認腹中胎兒是生命的今天西方社會，經歷過人工流產的婦女，心中仍具造物者賜下的心繫胎兒的母性，遠非潮流文化所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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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玲言

美國俄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Ohio） 歷史檔案學碩士及歷史系博士，專研美國華人歷史。在臉書專頁「來，咬一口」分享讀書心得，並不定期為美國華文雜誌如《真愛》、《神國》、《傳揚》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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