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去年(2007) TETA (台灣碳排放交易推廣協會) 成立之初新新聞便對架構於京都議定書的碳排交易有過一篇未引起廣泛注意的論述, 如今王家大少大義滅親要求政府對台塑這樣的排放大戶課徵碳排放稅。 但願新政府已揚棄舊思維認知到迂迴的以老共難以招架的議題切入聯合國優先關切的環保問題直搗黃龍, 讓老共在國際壓力之下必須正視這個休契與共的議題。積極的思考模式應該是主動成為會員並加入碳排協議, 一旦國內企業如台塑能超前達到目標那還可以出售配額 給全球第一大排放國 - 中國。 如此的一箭雙雕之計居然是由一個NPO 來推動, 我們的媒體瞎搞已不是新聞, 政府若漠視變幻莫測的國際政治變遷就別怪老共打壓或大國忽視台灣的存在。以下評論轉載自" 新新新聞1113期"。

近年來，全球暖化議題已經成為地球上的共同危機，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加速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影響，已經改變了地球生物的命運，同時連人類經濟商業活動也造成了相當威脅，也因此「節能減碳」成為近幾年來相當火紅的議題。全球針對溫室效應相關議題做出種種措施，台灣也不能置身於事外。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人類可以對抵抗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做出貢獻的唯一方法。」在台灣致力推動「碳排放交易」的台灣碳排放交易推廣協會的首任理事長邱彪，認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不但可以為永續生態環境盡力，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另一條出路：「京都議定書提出用碳交易的方式，來控管二氧化碳的排放，這是目前最有效，而且也是唯一的方法。」

    根據統計，二○○七年全球碳資產的交易，高達七百億美金，是二○○六年的二點三倍；其中所達成的減量結果，佔該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二.五％。「這代表一九九七年至今的京都議定書是可行的。」而這樣的商機，對台灣乃至世界而言，也是一個創造性的市場。

    透過減碳所達成的成果，將成為所謂的「碳權」，當經過聯合國核證單位的認可，就變成了可以在國際市場交易的「碳資產」，而這樣的「資產」也將成為未來金融市場的主要金融商品。台灣第一個以碳交易為發展目標的縣立公司「苗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韋伯韜就表示，碳權交易的未來，就像另外一種類型的銀行，「只是，這個未來還有很漫長的路要努力。」

    但目前在台灣碳交易的碳交易市場，卻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邱彪指出，當全世界的碳排放基準定在一九九○年時，只有台灣把基準定在二○○八年：「也就是說，今年企業排得越多，未來賺得越多。」這種荒謬的決策機制，其實也是台灣政府自己「畫地自限」，因為台灣這種和國際標準不同的自訂機制，不會被國際所認同，將成為與國際制度接軌的重要障礙：「一方面想要進到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又自外於國際，真的很荒唐。」

也因此，邱彪在二○○五年投入碳排放交易推廣的工作；他認為，用非政府組織推動台灣對於減碳的認知，其實是很重要的。「我希望碳排協會能夠用NGO的角色來『領導』台灣與國際接軌。」邱彪笑道，在台灣政府的眼光中，他其實是聲名狼藉的：「我完全不受約束，沒有政府補助就不用被政府洗腦。」他認為現在台灣對碳交易的認知不足，其實政府應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政府對碳交易的認知，都是從教科書上學來的：「這就像是在陸地上學游泳，不管你理論學的再好，也還是不如直接把人丟到水中學得比較快。」

    「所以現在有些詐騙集團把碳基金當成標的，政府的不作為要負最大責任。」邱彪認為，台灣政府沒有將相關的資訊開放，讓一般民眾了解什麼是碳排放交易，「這樣才讓詐騙集團有可趁之機。」他指出，現在詐騙集團看中的，就是碳排放交易的市場極為廣大，當台灣民眾還不了解的時候，政府給了詐騙集團一個介入的缺口：「他們愛怎麼說都行。」

    邱彪強調，碳排放的交易絕對是正確的方向，「二氧化碳排放額度的交易市場是京都議定書創造出來的。」他認為長期以來，市場都是走在政策的前面，「碳排放交易是沒有回頭路的，只有嚴格執行下去，才是唯一的契機。」

    另外，他也對政府在很多場合中「自廢武功」不以為然。邱彪表示，台灣政府一直強調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簽訂京都議定書，所以沒有辦法與國際進行碳排放交易；而當民間開始推廣碳交易時，又以《溫室氣體減量法》沒有通過為由，認定相關推廣行為不合法，「這根本就是還沒開始打仗，自己就先要投降。」邱彪強調，就之前台灣的國際空間來看，機率似乎比較小，「但不試試看怎麼會知道？」

邱彪也認為，在目前台灣的國際參與長期都被中共打壓，但是碳排放交易將會是唯一的缺口。他指出，目前最熱門的碳交易市場在中國大陸，因為大陸屬開發中國家，不少先進國家包括日本、英國及德國等，均投入資金協助中國企業進行減碳工程，「主要看中的，就是中國大陸是全世界二氧化碳的第一名排放國。」而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全世界的前二十名之內，「所以，如果中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將會造成大陸的更沉重負擔。」

    就邱彪的了解，大陸內部對於碳排放的額度要不要列入台灣，其實持保留的態度。「這可能是中國唯一不想處理的『台灣問題』。」他認為中共內部不想背負台灣的責任的原因，一方面因為中共的行政權不及於台灣，如果把台灣納入中國版圖，會排擠到中國的碳排放額度，「如果台灣在這裡惡搞一下，中共真的會欲哭無淚。」另外，如果台灣的碳排放真的列到中國的額度中，怎麼分配也會造成問題：「是依照台灣現況的排放額度計算，還是依照人口面積計算？」他認為不管怎麼算，都會造成其他三十個省份的反彈，為了避免更多的紛擾，中共會希望在碳排放額度的部份，由台灣自己與聯合國進行談判，「反正把台灣納入，一定擺不平。」

    面對這樣一個可能突破國際困境的機會，邱彪認為，必須存在創造性思考及突破性的策略。「但一定要照著聯合國的遊戲規則走，因為規則只有一個，就是京都議定書。」他強調，全世界簽訂京都議定書的一百七十八個會員國，不會應為台灣的政府或立法委員的要求，來改變這樣的基準，「只有台灣如何達到國際要求。」

    邱彪在近幾年來，也以台灣碳排放交易推廣協會代表的身分，參與多次國際會議，他認為經過這樣的努力，國際上也漸漸了解台灣的民間團體及企業其實也有世界公民的認知。「我應該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的人吧！」邱彪笑道，當各國代表拿到他的名片都很驚訝，發現台灣其實也有很多人在推動減碳，「他們覺得我的名片值得作為『紀念品』，這就是我的外交突破。」

在今年五月接任台灣碳排放交易推廣協會理事長的韋伯韜也透露一個消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執行代表在六月三十日時，與台灣碳排放推廣協會舉行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談。「這是來到台灣最高層級的聯合國官員。」韋伯韜指出，這次拜會顯示聯合國是相當重視台灣的碳排放交易議題，希望能夠了解台灣目前的碳市場，並希望能夠建立某些減碳措施的相關合作；他強調，雖然UNFCCC此行能夠達到什麼成果尚待未定之天，但顯示在國際參與上，中共的確也做了某方面的讓步：「這是很大的一步，說不定碳排推廣協會會是台灣第一個與聯合國相關單位合作的第一個非政府組織。」

  在這樣的契機下，邱彪也看好未來台灣在國際上碳排放可以做出的貢獻，「台灣的企業在節能減碳上，已經有一定的成就。」他認為這樣的經驗，可以為國外做一個良好的示範，今年碳排推廣協會就與非洲幾個國家簽訂契約，協助他們進行減碳工程的經驗提供。「未來這樣的經驗也可以透過外交替代役來協助邦交國進行節能減碳工作。」韋伯韜也期待，減碳會成為台灣進入國際的一塊重要的敲門磚。

「台灣很多企業，已經開始在減碳的工作上做出努力，也都達到一定的成績。」邱彪指出，光是前年，包括中鋼、中油、中華汽車、台積電及統一企業等，一共就減了二十二萬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六百座大安森林公園，換算金額省下了八億元能源成本。」他認為台灣民間企業做為世界公民的努力，其實是有目共睹的。

    但相對於國際組織及國內企業的積極參與與投入，邱彪質疑台灣政府在政策執行上，卻考慮部份利益團體的訴求，設定比國際要求還要寬鬆的標準，「這樣的標準其實很奇怪。」他認為因為政府的畫地自限，認為自己無法加入，就放寬了相關規則，不但壓縮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讓企業浪費了許多資源，包括國際的支援合作及減碳成功後累積的「碳資產」，「這讓已經開始投入的企業情何以堪。」邱彪強調，減碳是世界公民的責任，但是其他國家的碳資產可以買賣來降低投入的成本，國內企業只能換到一張獎狀，「這絕對是立足點的不平等。」

 「現在國際上相當重視『綠色會計』，碳資產將會是未來的一項重要資產，」曾經擔任多年主計長的韋伯韜也強調，碳資產將會是未來國際衡量企業永續價值的重要指標，「所以，現在隨意排放二氧化碳的企業，絕對有掏空資產的嫌疑。」韋伯韜笑道。

 節能減碳已經是一個不可擋的趨勢，「這是一個假環保之名，用政治手段所行的經濟革命。」如何透過減碳成為台灣的國家新競爭力，已經遠遠落後民間與國際市場的台灣政府，必須加緊惡補，才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