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走過亂世的中國人的心靈史、流離史。在近20年的漫長寫作中，王鼎鈞將畢生記憶熔鑄、鍛造為百萬言的回憶錄四部曲，以浩繁的篇幅、超卓的力度、密集的細節和飽滿的精神書寫了屬於個人和家國的歷史敘事。

　　誠如作者所言：“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我要用這四本書顯示我那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儘管兩岸90年代以來記錄個人和家國經驗的文本所在多有，四部曲仍以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的氣魄獨樹一幟，譜寫了一曲盪氣迴腸的生命之歌。

　　從書寫時空看，四部曲分別記敘了王鼎鈞人生的兩個重要階段——大陸時期和臺灣時期，前三部《昨天的雲》、《怒目少年》和《關山奪路》是王鼎鈞在中國大陸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歷程；第四部《文學江湖》則以赴台後的人生歷練和社會變遷為中心。從主要內容看，前三部描繪亂世中的生存境遇，後一部記錄臺灣文學、社會領域的波譎雲詭。雖然文字體量巨大，但資訊密度一以貫之、絲毫不減；史實展開之巨細靡遺、情感投入之豐盈強勁所引發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也是重量級的。《昨天的雲》書寫少年王鼎鈞在魯南大地承天地和鄉土之厚愛，結識眾多山川草木、隱士名流，感受親情友情、師生之情，領略抗戰風雲初起，栽下熱愛文學的種子；抗戰烽火中流亡學生的顛沛和堅韌是《怒目少年》記憶核心，“生動的細節之下，是歷史的烽煙和家國之痛，也是個體的經驗和成長。”急管繁弦、驚心動魄的《關山奪路》將內戰中的個人命運與時局變幻和政治力量消長互相襯托，“對照、危機、衝突各自延長，互相糾纏，滾動前進”，好比楊萬里的《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奔”，而終於“堂堂溪水出前村”。到了《文學江湖》，水流平緩卻暗潮洶湧，作者身處臺灣社會和文學生態的演變之中，步步驚心，正應了“江湖”二字。這最後一部回憶錄又如同30年間臺灣文壇的備忘錄，以文學事件和運動而論，涉及反共文學、軍中文藝、鄉土文學運動，以及報刊的文學活動和各種批判運動；以人物而論，既有胡適、張道藩這樣的學界泰斗與文壇權力掌控者，又有眾多作家和文壇組織者。而作者的知人論世填補了官方或主流敘事的空白，令人觸摸到文學史論述之外的豐富脈象。因此，這裡所謂的“文學之道”，不僅包含王鼎鈞走過的文學之路的意義，更有他深刻感悟文學的人情義理之意。

　　如此豐富的內涵以外，四部曲還以鮮明的書寫特徵提供給讀者認識這部煌煌巨制的路徑。首先是處理“我”、他人和事件之間關係的獨特之處。作為紀實文本，特別是自傳和回憶錄文本內容上的三大要素，“我”、他人和事件的相互關係影響到文本的表達方式和寫作意圖。四部曲中的“我”固然是貫穿所有文本的主線，“我”作為支點，是文本起承轉合的接引者，是大時代中個體命運的承受者，是歷史記憶的生產者，卻不是文本肌理的全部；他人與事件同樣是四部曲豐滿血肉的重要部分，其比重超越了此類文本通常的分量。故鄉“瘋爺”的真性情，魯籍將軍李仙洲在軍事和辦學上的大手筆，還有他的外貌和聲音；張道藩對國民黨文藝的殫精竭慮，以及他的生前身後事；直至楊排長、田連長、地藏庵女尼和基督徒醫生，這些人物既是“我”命運的影響者，也是大時代中的眾生相，足以脫離與“我”的關聯獨立存在，特別是眾多人物命運的書寫通過大量的走訪和信訪而完成，更是盡可能地保持了客觀性。對事件的書寫更是如此，在參閱史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王鼎鈞筆下的歷史事件有詳實的史料做支撐，從解放區民眾之前的具體物資供應資料，到金圓券的迅速貶值，再到內戰中的國共拉鋸和國民黨的潰退，這些事件也已超越了“我”的個體經驗。可以說，四部曲從“我”出發卻不局限於“我”，敘事以“有我”與“無我”的交替存在不斷超越個體視角的限制，在為歷史代言的企圖上以“無我”獲得了更廣闊的視野。

　　“我不是寫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藉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希望讀者能瞭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所以我這四本書不叫自傳，叫回憶錄。”這應該就是王鼎鈞處理“我”與他人和事件關係的動機，他通過這種方式建構起既屬於王鼎鈞和千萬流離者，更屬於現代中國人的歷史。

　　心理真實和記憶真實是四部曲的又一突出特色。這本是此類文本的基本質素，但並非所有寫作者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在王鼎鈞看來，“回憶錄的無上要件是真實，個人主觀上的真實。這是一所獨家博物館”，可見他並不回避記憶的主觀性。那麼四部曲又是如何處理主觀與客觀的關係、避免可能出現的偏差呢？除了前述參閱史料、走訪有關人士外，還倚仗大量史實和生活細節，這些又有賴於記憶。早有讀者慨歎作者記憶力超卓，而維繫這些記憶、決定其真實性的是情感、思考和使命。如果沒有真情實感，沒有獨立思考，沒有為一代人立言的使命感，這些記憶就不會歷經漫長歲月仍保持鮮活。王鼎鈞認為，有情感的真實，才有記憶的真實，人們記性好是因為“有情”，“人若有情天不老。寫文章讀文章都是有情人的事。”他之所以比同時代人的記憶力好得多，也是因為“讀過、想過、寫過。”正是在此基礎上，四部曲使記憶昇華為融合個人經驗和歷史真實的時代記憶。也由於真情實感和獨立思考，王鼎鈞的記憶書寫得以從自己的所見所感出發，評判曾經的世態人心，對一些歷史觀念提出質疑，直至衝破已有歷史敘事的遮蔽，呈現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從不同面向增強對歷史變遷的認識。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是，一邊是中華民國國歌和國民黨憲兵學校校歌歌詞深奧難懂、曲調拗口難唱，一邊是共產黨文化宣傳明白曉暢、朗朗上口，以此暗喻不同政治力量在民眾中的影響力。這樣的記憶一定是親身經歷和思考的產物。

　　四部曲講述的是一個尋找和探索的漫長故事，主人公似乎永遠走在尋找的路上，從蘭陵到阜陽，從安康到漢陰，從天津到瀋陽，從大陸到臺灣，從太平洋西岸到東岸。除了地理的遷徙，還有身份的變換，從遊擊隊員到流亡學生，從國民黨憲兵到解放軍俘虜，從報社主筆到文學江湖中的隱者。尋找中的奇聞趣事、苦難波折構成了一個人的一生和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成為現代中國不斷探索道路的個人化隱喻。從這些尋找中可以窺見王鼎鈞的思想資源：形塑其性格的故國土地、積聚其文學底蘊的文化傳統、淬煉其身心的時代風雲，還有安頓其靈魂的上帝。無論如何，王鼎鈞說出了想說和能說的話：“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

Jan 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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