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何一個想對宦官動手的人，都該知道宦官真正的可怕的地方。他們離皇帝太近了，平日宦官在皇帝跟前煽風點火，你士大夫還有機會辯論，但只要皇帝一退回省中，便完全處於宦官的控制之下，尤其夜晚，黃門一閉，任你三公、將軍都無法掌握宮內的狀況，原本定好的詔書於是一夜翻盤。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在漢朝皇宮中，皇帝居住的區域稱為「禁中」，西漢元帝時，皇后王政君的父親叫王禁，為避諱便將這區域改稱「省中」，有時候又稱「禁省」、「省內」，都是同個意思。現在我們無法確定所謂的「省中」究竟包括洛陽皇宮中的哪些區域，一來是因為我們對於洛陽皇宮的平面配置仍不清楚，二來也是因為皇帝對於想要住在哪間宮殿有自主權，因此不同皇帝、甚至同一個皇帝的不同時間，可能會畫出不同的省中區域。

省中的對外門戶便是所謂的「黃門」，必須有特別的授權才能進入。而「宦者」、「中官」、「內官」大概都可以理解為同義詞，指的是那些專門伺候皇帝、常居省中的官員。西漢時，「宦者」與「閹人」並非等號，直到東漢，宦者才全用閹人；東漢早期時，有小雞雞的侍中也常住省內，擔任皇帝的貼身顧問，但後來有侍中在禁區動刀動槍，造成維安問題，侍中們便被趕了出去，只能有事時入奏省中，到了東漢末年，省中已是宦官們獨佔的地盤。

第三，禁軍素質低落。依東漢禁軍體制，北軍五營負責防衛洛陽，羽林軍、虎賁軍與南北宮衛士等負責防衛皇宮(東漢沒有「南軍」的稱法，我就不用了，以免爭議)。東漢前期經常可見北軍、羽林軍、虎賁軍出征邊疆的記載，但中期之後大概邊患太過頻繁，戰事倚靠邊兵(如護羌營、度遼營)或歸化的胡人傭兵(即XX義從)，禁軍出征便不再見於史冊。

以北軍為例，最後一次可考的北軍出征是東漢安帝永初元年，西元107年，當時西羌犯境，「(鄧)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討之」，結果慘敗；從此之後北軍只在洛陽附近守備(例如112年，「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甚至幫宦官修墳墓(例如160年，「新豐侯單超卒…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塚塋」)。

換言之，在169年竇武政變時，洛陽禁軍已經六十年沒有作戰了，加上世襲、賣官的情況，我想無論北軍或虎賁羽林軍中，像董卓這樣有實戰經驗的戰士可能少之又少，當這些不打仗的禁軍，碰上張奐底下這支剛浴血歸來的「外兵」時，自顯得像支娃娃兵一樣。

以上這三點，對於我們思考二十年後何進、袁紹那些看似彆腳的策略有很大的幫助。

    這場政變最難堪的莫過於張奐。張奐長期以清流名士自居，但顯然無論是宦官或是關東士大夫們都沒將他視為士大夫一夥；黨錮之禍沒牽涉到他(關於這一點皇甫規深以為恥，還曾主動上書說自己舉薦張奐是「附黨」，結果朝廷還是不理他)，陳蕃等人要誅除宦官，也沒想找他這個握有軍權的「名士」商量。結果張奐沒幫到忙就算了，還莫名其妙地成為宦官的幫兇，令他大受打擊。

這或許就是涼州人的原罪，對關東士大夫來說，操涼州腔的傢伙，無論書讀再多，資歷再深，就只該在邊疆打打殺殺，帝國的大局他們不懂，那是「真正的」士大夫、關東士大夫們，自詡捨我其誰的責任。

便是張奐也否定自己涼州人的身份。前面提到，政變之後，張奐拒絕一切朝廷的賞賜，卻請求一項特權：將籍貫從涼州敦煌郡遷到司隸的弘農郡，這在制度上原是不准許的，「舊制，邊人不得內徙」，朝廷看在張奐的軍功上專案應允，從此以後，史書上便不再見「敦煌張奐」，而是「弘農張奐」。

換了籍貫，張奐的晚年仍不平靜，「竇武政變」隔年，他上書為竇武、陳蕃申冤，又推薦李膺等名士，大大得罪宦官，最終被免職，禁錮鄉里(這時他的鄉里已經是弘農了)，這時段熲又來找他的碴，原來當時段熲平定羌亂，凱旋回京，任司隸校尉，他阿附宦官，之前又因羌亂問題與張奐有過節，於是一直找張奐麻煩，想把他踢回涼州，張奐還得封低聲下氣地寫信給段熲，苦苦哀求，段熲才放他一馬。張奐之後便在弘農教書寫書，於181年以七十八歲的高壽過世。

至於段熲，他平定東西羌，立下曠世奇功，但屈從宦官殘害忠良，又是臭名昭著，他回洛陽後起先官運亨通，從司隸校尉一路升到太尉之職，但179年，他的靠山大宦官王甫被彈劾，他也受牽連下獄，在獄中服毒自盡，家人被判流放邊區。

「三明」中另外一位皇甫規則在 174年於護羌校尉任內過世。他和董卓牽扯不多，但他的姪子皇甫嵩卻和董卓有著不解的孽緣。

「涼州三明」半生為帝國捍衛西疆，但論結局最好也就是善終，與他們的戰功不成比例，這帝國仍是東方人的帝國，這些西涼人，雖然打仗也會讀經，但終究是邊地人而已。

三明已逐一遠去，這歷史舞台要屬於年輕的一輩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