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85年夏天，我剛從外島退伍。對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專兵而言，外島基層連隊是另外一個世界。程度好的兵，在新訓時從國防部選、軍總部選、軍團選、師選後幾乎就挑光了，程度中下的也分別被防衛司令部、旅、營挑走，留到基層連隊的，可以說幾乎剩下了渣渣。老弱殘病、自裁過的、逃兵逃了N次的，構築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邊疆地帶。當時，本島的部隊尚且還有老兵新兵制，更別提那個化外世界了。退伍後回到家的第一個晚上，睡夢中竟然還倒帶第一天下部隊時被老兵狠操684下伏地挺身的回憶。

退伍後的第一個工作，是新聞雜誌型節目專題的執行製作，從腳本、採訪到剪輯配音上字一手包。還記得我這個剛從叢林逃出的小白兔，餘悸猶存，帶著一絲恐懼，和不知道哪裡來的使命感，第二個專題，就是以「好男不當兵」為題，所做的軍中冤案專題報導 。那時，尹清楓案還鬧得沸沸揚揚，我決定從尹案切入，帶到了民國84年，剛發生不久的陸戰隊一兵謝坤倉在明德班被打死，和海軍二兵黃國章落水失蹤後屍體在大陸尋獲的案件。

為了節省人力和壓縮時間，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歷經了此生至今最沈重的一次12小時環島採訪旅行。豔陽高照的一大早，我和一組攝影班，從松山機場搭飛機到高雄，先採訪謝坤倉的家人、幫忙謝家申請國賠的立委、到鳳山案發地圍牆外偷拍謝被毆打一邊逃跑的田埂路，然後，再趕搭高雄到花蓮的飛機，去採訪黃國章的媽媽。

那時，黃媽媽還是一個剛失去兒子不久，哀傷和義憤交織的媽媽。剛到他家時，她還在做著裁縫維持家計，一邊放下手邊的工作，一邊跟我們說，做裁縫是她唯一能做的、可以自由控制工作時間，讓她能不時地上台北陳情抗議的工作。那時的她，剛剛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沒有辦公室、沒有幫手，就只有她一個人，孤身向龐大黑暗的國軍，做著狗吠火車般的努力。

機器架定，她拿著放大的、慘不忍睹的、兒子穿著軍服、屍體浮腫的放大照片，娓娓訴說身為一個心碎媽媽的憤慨和無奈。整個採訪過程超過了一小時，但她只掉了一滴淚，那是當她提到兒子出事的前一天晚上，離港前打電話向他求救，他不以為意，還以為是兒子受不了嚴格訓練的軟弱之詞，沒有立刻反應搭救的、身為媽媽的悔恨。

其實，她和我們都知道，就算當時知道兒子的確是身歷險境，她也救不回來，但還是悔恨。因為，怪自己，似乎比怪一頭龐大的怪獸、或是不知所蹤的兇手，來得容易。

於是，這唯一的一滴淚，悔恨地，掉了下來。

採訪結束已是傍晚，我帶著極度的震撼回到台北。一回到家，看到剛煮好晚餐的媽媽，突然覺得我們是那麼的幸運。我還能平安的回到家，我媽媽也能安心單純地過著一般家庭主婦的生活，真的是上天的恩賜。

我花了比其他專題多了快一倍的時間才剪輯完這個專題，還記得整個專題的最後一句話：「這些死因不明、含冤莫白台灣子弟的父母家人，明知不可為，還是想討回公道，就像對著一團不會散去的濃厚黑霧揮拳一樣，拳拳揮空，徒勞無功……」

節目播出後，有了一些小小的迴響。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大約一個禮拜後，我收到了一疊厚厚的信，是江國慶（民國85年空軍一兵因涉嫌姦殺女童案被酷刑逼供、不當審判遭槍決，後來江家獲得平反，並已於民國100年獲1.3億國賠）的爸爸，看到了節目，希望我做這個專題的續集，挖掘報導他兒子剛發生不久的冤案。另一個就是三年後的民國88年的桃園空軍基地彈藥竊案，三名無辜士官兵因受不了刑求之苦，被迫做出假自白，黃媽媽為拯救這些遭誣陷的軍人四處陳情， 最終還給這三名士官兵清白，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由民間團體發起而偵破的軍中冤案。

18年後，我在電視上再度看到了黃媽媽，雖然歲月在她臉上刻劃出了不少痕跡，但，我仍清晰的記得，那雙堅毅中帶著溫柔的眼神，和我當初透過攝影機觀景窗所看到的眼神，並無二致。

她還在對著那團黑霧揮拳。但，這次不一樣了，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些希望，多了一道光。

從孤身1人，到25萬人，一起為她所點亮的，18年來的第一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