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決定命運。問題是，一個總統的性格決定的可不只是他自己的命運。馬總統如果有心又有腦，就應該也必須改變他自己。

我們之中有誰沒認識或知道一個甚至幾個性格讓我們痛恨到要死卻又不得不來往的人？

不以理性為基準的性格本身就是一種罪惡。一個人的理性程度至少之於我個人就決定了他或她在我心目中的價值。

我們也可以做點事的。執政的國民黨，包括馬總統在內，現在不也受壓不得不改了嗎？

定讞之前可以保釋好像是法治通則，不光是中華民國如此吧？關鍵在案子得辦到底才行。陳聰明就是因行事曖昧給彈劾下臺的。

失望不必是最後的結論，我們大可激烈一點。身負全民重託的總統，豈可以失望二字輕易卸責了事？

我就用文字摔他兩巴掌。如果今天我是總統幹成這個樣子，大家可以把我當人肉包子放在夜市狠揍猛打，因為我太對不起全國百姓了。

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偏不信。

今天如果有人拿著一把槍比著我的腦袋瓜子，說：「GolfNut，你有這個、那個問題，馬上給我改，不改現在斃了你。」我一秒鐘之內就改。

就是別跟我說什麼性格不能改之類的廢話。

看到今天馬總統親訪王尚智母親之後所書的，所謂國民黨之於花蓮的交通啦，縣政啦等等各方面確實有待加強，否則就是愧對花蓮鄉親等等情事云云，我恨不得摔他一個耳光。

馬總統，王尚智的母親「們」對你不再有感覺不是因為你不再英俊瀟灑，或花蓮的建設不符人民期待，是因為「你」─ 馬英九這個人，沒有骨氣、擔當、作為、成果、政績，好不好？你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不必回答我，誠實回答你自己，可不可以？

讓我用最最最簡單的一個詞對馬總統作最最最概括性的批評好了：「馬總統，你是一個毫不自利，但非常自私的人。」

「懷疑都不應該」，我想變個說法，「應該不被懷疑」。這裡不同的是，前者的責任在「懷疑者」，後者的責任在「應該者」。

讓我們仔細推敲一下這個邏輯。照前句話的邏輯，對陳聰明的惡行惡狀，不要說查究，連懷疑都是不應該、不可以的。那麼，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why"？陳聰明何德何能，何方神聖，讓我們連懷疑都成為一個錯誤？他是上帝啊？他造物者嗎？

後面那句呢？應該不被懷疑，很好，但是如果他胡作非為、違法亂紀呢？還「應該不」嗎？換句話說，是他自己把「應該不」變成「應該是」的，否則還有誰呢？

不理性是萬惡之源。學法的不見得就比一般人理性。真正的理性不要說和「情」無關，連和「法」有許多時候都是無關的。法有善法惡法，真理卻絕對無偽。根本原因在於：善惡由人定奪，真偽卻不隨人意移轉。地球如果無人，豈有善惡？可是即使宇宙無人，真偽還是有的 ─ 相對論照樣支配宇宙，牛頓力學依然有效。所以，法律往往只能規範人類最低行為標準，而「理」，才是我們應該服膺遵循的最高規臬。

我沒說明白的是，並不是馬總統指令辦陳聰明，而是看來他「似乎」已經決心開始整頓司法，或至少這之於他是責無旁貸的事兒最起碼在他午夜夢迴之時 somehow dawned on him，「知道」總是個開始。馬總統如果會干涉司法，豬都會飛。整頓司法和干涉司法當然不同，正如統帥三軍和帶兵打仗完全不同，是一樣的道理。他若不決心整頓司法，下面有心為國家好的官員是無能為力的。整頓司法不是抓一個小偷或開除一個文員這類小事，總統不做，誰能跳出來為國除弊？

馬總統如果能下決心好好貫徹執行除一個弊，一個就好，我三跪九叩從我家爬到總統府拜他。人有很多種，馬總統是一個非常嚴謹甚至拘謹的人。我曾在他訪美時在我家附近一個大公園跟著一群人陪他跑步，繞大湖一圈。跑到最後只剩幾個高中生還行，其他人早東倒西歪了，包括我在內。誰知他跑完一圈回到起點，那裡大家坐的站的全聚好了等他來合影留念，他停都沒停繼續跑下去又是一圈。第二圈回來時那些高中小伙子都摔倒在地了，他又繼續跑下去。有個老人家喊：「ㄟ，你去那兒呀？你再跑下去我們都要回家了！」原來他是再跑一小段慢慢停下來。那時我就近距離觀察馬總統，感覺上真的是個謙沖君子、文人雅士、虛懷若谷、憂國憂民，還有他最有名的溫良恭儉讓，反正這類的長處他全都有。可是「為所應為」的勇氣他有沒有？不要說金浦聰，就連我都比他強。我說的可不是「學生就應該用功讀書」這種「為所應為」，我說的是包氶、鍾馗、關雲長、岳武穆，這類的為所應為。

勇氣不是一種性格或習慣，勇氣須要學習與鍛鍊。總統不只是文職，也是三軍統帥，必須殺敵除奸的時候，馬總統或有最高的智慧，但是有沒有最大的勇氣？我希望他有，否則就要阿彌陀佛了。

阿彌陀佛？我可不想靠老天爺佑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