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谷正文的回憶，自從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份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

台灣人權報告書102

〔摘要10.5.2010〕現代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其系統之龐大，人員之複雜幾乎令人無法辨別，但從基本組織系統來源上大致可分爲軍統局特務系統和中統局特務系統兩大派系。

「軍統局」特務組織是由戴笠受命于蔣介石創建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組織的簡稱。「軍統局」特務廣泛滲透于軍隊、警察、行政機關和交通運輸部門；

而「中統局」特務組織則是由蔣介石的把兄弟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CC派系」沿續而來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簡稱。「中統局」特務則主要分布于國民黨各省、市黨部、鐵路公路特別黨部內，在學校、工廠、以及社會的各個部門設立「國民黨黨員調查網」，進行各種特務活動。

 1949年隨著國民黨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垮臺，中國大陸的「軍統」和「中統「特務組織分別受到沈重的打擊，土崩瓦解，1949年8月20日，蔣介石親自出馬，在臺北市的圓山親自召開會議，將「軍統」和「中統」特務組織合幷在一起，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

重新組編了一套新的特務組織，幷專門在臺北的士林設立了所謂「石牌訓練班」，對特務人員進行特殊訓練。當時，這一特務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對臺灣島內的「反黨、反政府」人士，實際上的反蔣人士進行監視活動，給他們扣上「中共潜伏分子」的帽子，進行逮捕、關押和處刑，同時對臺灣島外進行一系列的間諜情報工作。  

當時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委員有：蔣經國、唐縱（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鄭介民（國防部副部長）、毛人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葉秀峰（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張鎮（憲兵司令）、毛森（保密局臺北辦事處副主任）。其中唐縱爲主管。

在「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不到一年後，特務組織的主管權全部轉移到了蔣經國的手中。1950年，「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稱爲「總統府機要資料組」，被正式編爲國民黨臺灣政府的機關。

1954年又因蔣經國就任「國防最高會議」的副秘書長，所以「總統府機要資料組」再次更名，正式成立了「國民黨臺灣政府國家安全局」，由當時的「國防最高會議」直接管轄。

 爲了加强特務組織對社會各方面的監視和控制，各個政府機構和各個民營、公營企業內部均在人事部門中設立了「公安室」而「公安室」的工作人員均由「臺灣國家安全局」直接指派。

同時，他們還在社會各界大肆搜羅情報人員，形成了一個「民間情報網絡」。這種大規模的特務組織網路不但使臺灣的平民百姓對其十分懼怕，就連許多外國政府機構對它而已是敬讓三分。這就是人們所經常提及的「臺灣政府的特務政治」。

 谷正文早在1935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情報統計局尚未成立之前，就加入了國民黨軍統局特務組織的前身—藍衣社，從事特務情報工作。他在軍統局持續工作了34年。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受國民黨軍統局的派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115師中任政治大隊長。

在此期間，他不但搜集八路軍的內部軍事情報，而且還負責國民黨軍隊在山東省區域內的對日僞軍的諜報工作。抗日戰爭結束後，谷正文奉命重新返回國民黨軍統局總部，負責華北地區的軍事情報工作。他是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華北解放區的特務情報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1949年，谷正文隨國民黨軍統局總部一同逃至臺灣。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大規模改編重組以後，谷正文繼續任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特勤處主任，主管臺灣進出入境審查管理業務。

據有關資料顯示：谷正文曾是1955年4月「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專機爆炸事件的主謀，當時，臺灣特務組織的主要暗殺物件是周恩來總理，後因周恩來總理臨時更換了專機，幸而免遭暗害。但是，按原定計劃乘坐專機的中國代表團其他人員，却在飛行途中因定時炸彈爆炸而全部殉難。

谷正文當年在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的職務是少將主任審查官。退休之後，谷正文仍繼續被臺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聘爲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設計委員，一直充當顧問的角色。

根據谷正文的叙述，當時的情况如下：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了來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請書，她被邀請參加于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爲此，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于當時鄧麗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申請的還有鄧麗君的母親趙素桂。

當時，中國大陸正處于「文革」的動亂之中，而臺灣仍處于蔣介石頒布的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整個臺灣社會在國民黨憲兵的嚴格軍事管制之下，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鬆暗緊」地監視著，不言而喻。

當時臺灣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嚴格了。在那一時期，進出臺灣的任何人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臺灣國家安全局的嚴格審查。 「這一制度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這是直接來自蔣介石的指令。」谷正文不無感慨地回憶說。

在出入境申請的審查過程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專案，即申請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現有的條件，爲臺灣國民黨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在鄧麗君遞交了出境申請之後，臺灣國家安全局不但對鄧麗君本人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而且對鄧麗君的家族也進行了全面審查，當時負責對鄧麗君家庭進行審查的主管部門是「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

 「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是專門負責對外關係以及向海外選拔派遣特別情報人員的管理部門。審查中，由于鄧麗君的父親鄧樞，爲是原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而其母親趙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員仍生活在中國大陸。

爲此，當時的「國家安全局」第三處的吳處長親自拿著鄧麗君的個人檔案和厚厚的審查資料，直接來到了「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負責此方面工作的責任部門就是特勤處，谷正文就是當年的特勤處少將主任審查官。

 根據谷正文的回憶，自從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份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屬于需要出境，爲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于這一類。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還提及了另外一個當時在臺灣較爲著名的人物，即臺灣歌星白嘉莉小姐也是和鄧麗君一樣，爲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當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情報工作人員，

利用其藝術活動的有利條件，奔走于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爲臺灣國民黨政府傳遞情報和充當「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結婚後，才解除了她特務情報人員的身份。  

綜上所述，鄧麗君于1969年爲了出境演出，不得已被收編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一事已得到了有力的證實。然而鄧麗君當時只有15歲，鑒于當時臺灣的歷史環境， 可以確定，鄧麗君成爲「臺灣國家安全局」的情報工作人員一事完全是不得已之舉。

文章來源：冷戰悲劇：鄧麗君為國府安全局三處人員

分析評論：

1.      蔣中正、蔣經國統治台灣時期，許多人被迫當國民黨的特務，這也是一種政治壓迫與白色恐怖，人數應該超過數十萬人。

2.      獨裁者蔣經國統治期間，有許多特務因為要不到紅包，所以有人被栽贓抹黑成為共匪，受害者也有數千人，最有名的就是前高雄縣縣長余陳月瑛的公公余登發老縣長，最後還引發成為「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

3.      許多綠營的人認為，蔣中正、蔣經國獨裁統治時期，只有綠營的人是受害者，這是天大的錯誤。

4.      許多女藝人被迫成為特務，或被迫一定要陪國民黨的權貴吃飯、喝酒、上床，甚至被安排性招待外國元首，胡志強、蔣孝嚴一定不敢否認！

5.      更不幸的是，這些遭受迫害的女藝人，一生的時間都要巴結國民黨權貴來求生活，然後習慣成自然，認賊作父，而成為深藍的基本群眾。

6.      很多被迫當國民黨特務線民的人，誤以為打小報告，是一種「為民除害」，結果陷害冤枉了很多人而不自知，這些人也是另外一種獨裁統治下的受害者，因為他當了一生的白癡還不知道。

7.      為什麼獨裁者李光耀，沒有搞特務的那種白色恐怖，而且還讓新加坡行政效率超越蔣經國？

8.      蔣經國當總統期間，每一年的行政效率都輸給新加坡，每一年的貪污腐敗都比新加坡嚴重一百倍，為什麼？為什麼現在一黨獨大的馬英九，行政效率還是無法超越新加坡？

9.      從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就可以發現，愈沒有知識學問與品德的領導人（皇帝），疑心病愈重，他們害怕知識份子、害怕比他們有學問的人，所以，他們一定會搞類似於東廠太監的特務組織。

10.   沒有知識的領導人，一定只信任巴結自己的雞犬，所以政治就充滿酬庸、任用便佞小人，結果當然沒政績而貪腐。台北大巨蛋當然蓋12年還蓋不出來。

11.   中國的白色恐怖技術，在明朝的時候發展到最極致，因為這種嚴密的監控組織，是由太監研發而成，因此，其嚴密的監控組織，就會製造許多的奴才與同性戀；並且吸收黑道當線民。

12.   特務系統不單要「舉發別人、寫黑函、當抓扒子、栽贓抹黑」才有機會升官發財；另外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同事栽贓抹黑，因此，生活壓力比坐牢的人還大，因此經常需要抒發的管道，而「情色文化」就成為他們的選擇。

13.   調查局、檢察官、警察、記者、軍人、法官，在蔣經國、蔣中正統治時期也都屬於一種情治系統，因此他們的傳統就是「情色文化」，所以，這些人經常上酒家喝花酒、勾結黑道，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