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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7 23:02:36瀏覽1572|回應0|推薦1 | |
布希亞在《擬仿物與擬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指出媒體科技塑造的擬像世界,打破了公眾領域與私人空間的界域,個人隱私曝露於大眾傳媒之下,接受公眾檢視。而電影透過鏡頭捕捉的世界,即是導演個人私夢置於公眾檢視下的超大型擬像意象。布希亞認為在後現代「擬像」的世界中,現實世界反在虛擬的過程中消失;然而他所謂的「擬像」並非對現實的傳統擬仿,而是根據想像中虛構物的再仿複製,在不斷擬像的過程當中,整個後現代社會乃成為超越現實的場域。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中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後現代社會的文化主流,而且這種後現代文化強化了泛政治化及商品化的文化邏輯,他特別提出後現代式的「拼貼」美學概念,來佐證布希亞「擬像」世界中異質時空並置的理論。布希亞及詹明信基本上對於西方後現代社會(晚期資本主義)傾向負面的批判,例如詹明信批評其歷史無深度性(depthlessness),布希亞批判其以慾望操作擬像世界的商業消費機制,但是他們也推崇後現代美學思考方向的新視點。一般評論者咸認為詹明信在討論後現代主義時,採取某種徵侯式讀法,其焦點不在藝術風格,而是隱藏於後的社會意識型態,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考方式來批判商業全球化所引起的剝削與不公。然而筆者卻認為這種看法失之偏頗,詹明信的論述以外顯的藝術風格為鏡,映照出蘊含的內在文化及社會意識型態,兩者互為表裡,缺一不可。 王家衛在《2046》中,沿襲以往慣用愛情中撲朔迷離的愛恨關係,影射其對香港這城市的矛盾情結。透過影像的幽道,以香港為回憶中的愛情原型母體,「不朽愛情」的緬懷持續發亮、發光。影片中愛情的虛實與主體的認同,是一體兩面,而香港「虛」、「實」的界域好比布希亞式「擬像」的形塑過程。影片中並置60年代的香港與未來虛擬的香港就好似詹明信後現代美學的「拼貼」世界,顛覆香港「虛」與「實」的中介點。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在其「擬像與古代哲學」(“The Simulacrum and Ancient Philosophy”) 論文中駁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以抽象的理想為最高層次的藝術境界,相反地,他認為本質與表象之間不再有先後隸屬的關係,因應新時代的美學要求,「擬像」的地位提昇。相同地,布希亞在《擬仿物與擬像》(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中提出真實與模仿之間的辨證已無意義,而「擬像」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換句話說,當「自我」與「他我」的界線混淆之際,精神分裂式的「擬像」世界於焉產生。當「擬像」的概念經過大眾媒體、科技文明、與後現代消費社會的洗禮之後,傳統中對虛實的二分法與對時間的線性認知,可藉由「擬像」的觀點重新解讀。布希亞預言式的後美學論點在藝術界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有部分學者稱其論點譁眾取寵,例如艾倫·索可(Alan Sokal)在《知識的騙局》(Fashionable Nonsense)中批判布希亞賣弄科學的專業術語,毫不考慮原有術語的脈絡,而無法提出適切的論證。但索可對於布希亞的責難在知識界也引起一陣喧嘩,反對聲浪迭起,畢竟布希亞「擬像」的藝術語言使得幻想與現實連結的貢獻良多,提供眾人對於解讀歷史的另類想像空間。 布希亞在《擬仿物與擬像》書中將後現代社會及文化現象,劃分成四種不同意象的進程:第一種為「壯麗真實的投影」;第二種「遮蓋了壯麗的真實,並異質它的本體」;第三種使得「壯麗的真實化為烏有」;第四種則是「與真實無任何關係,成為自身最純粹的擬仿物」(23)。在第一種進程中,對於物象的了解僅限於對外在寫實面的理解,以寫實主義的筆觸來看世界萬物。而第二種化為「烏有」的世界,即為彌補外在真實敘述不足的缺憾,而遁入內在的潛意識世界,建立主體與他者的對話空間。因為有了與他者的互動,物像本身已戴上了一層面具,使觀者不易辨識其原有的風貌。到了第四種進程,所見的外在物象已不只是一般的普遍具象認知,而演化引申成為文學性的譬喻象徵。 王家衛影像中香港的拼貼擬像,相當類似波希亞四階段意像的重疊運用:有時是真實場景的投射,如《重慶森林》[1]中的重慶大廈及蘭桂坊,《2046》中灣仔的東方酒店;有時又藉由「他者」的城市來建構「全球認知繪圖」可能之空間,如《春光乍洩》[2]中的布宜諾思艾利斯、台北及上海,《2046》中的新加坡;有時又成為《2046》夢想幻滅後「樹洞」的倒影;或是將香港幻化為「擬像」的未來世界,如《2046》中虛擬的未來科幻世界。王家衛透過周慕雲的回憶在影像中創造出60年代擬像的香港城市,另藉由華麗的旗袍及音樂等文化符碼,映照出導演心靈的烏扥邦,它可以是30年代上海的縮影,有著導演童年的回憶,也可以是香港,有著導演成長的經驗,更可遠至新加坡,尋訪內心的原鄉。這三個城市同樣具有後殖民的悲情歷史及跨入多元社會後的迷惘。弔詭的是,當香港卸下原有的真實面貌,當香港不再是現實的香港,當香港在「全球認知繪圖」上消失時,港人對香港的留戀卻愈發濃郁。王家衛並非僅是單純的呈現香港寫實層面,他同時在影像中雕塑出香港的「擬像」,將香港化成一道無法抹滅的回憶,折射出原鄉的光暈,映照出後現代社會中擺動於過去與現在的內心鄉愁。 [1]《重慶森林》的敘述結構以兩段不同場域的故事,來敘述香港城市中不同角隅的異質性;九龍的重慶大廈,擠滿了低收入居民,不僅是女毒販與不法份子的交易場所,也是她與探員223邂逅之處;而環繞在中環蘭桂坊的「午夜快車」速食餐店,則是個人主義薈萃的樞紐點,及愛情的補給站。兩段皆以警匪及愛情故事為中心軸,人物所處的大廈與速食餐店的地理空間,可分別代表殖民社會中不同場域的縮影版,共同拼貼出一個王家衛式的獨特都會空間,即使在困囿的生存空間中,仍顯露出人性中渴望感情的一線希望。 [2]《春光乍洩》是王家衛97年後重新思考香港定位的作品,然而香港不再是電影中主要活動的場域,而成為記憶深處的遙遠家園。鏡頭轉向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思艾利斯,王家衛藉由一個遙遠的南美洲城市,來描述流落異鄉的港仔黎耀輝(梁朝偉飾演)、何寶榮(張國榮飾演)及來自台灣小張(張震飾演)三人相遇及相戀的同志情誼。異於前述兩部以香港為場景的影片,在《春光乍洩》中,王家衛似乎想藉由一個遙遠的異國城市-布宜諾思艾利斯-來對照說明香港在九七之後妾身未明的狀況。伊瓜蘇瀑布之旅成為兩位港仔的夢想,潔白壯觀的瀑布恰似白鴿的羽翼引領失鄉的遊子進入想像的家園。導演使用慢動作加上迴轉的鏡頭將瀑布一洩千里的愛慾意象表露無遺,似乎宣洩港人長久以來對政治實體的疑慮與危機意識。當劇尾電視報導有關鄧小平的消息時,出現影像顛倒的香港,除了表示從地球另一端遙望香港,也似乎暗示港人對香港的未來產生不安與疑慮。港人對「九七」後的香港有如此複雜的情結,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黎耀輝與何寶榮遠赴異國,抵達地理位置上距離香港最遙遠的城市布宜諾思艾利斯時,可能含括失望惆悵及樂觀期待的矛盾情緒。黎耀輝在異鄉終究未能追尋到希望的夢土而被迫重返故鄉,當他過境台北看到台北的活力時,也似乎為港人除了流落異國或回歸祖國之外,找尋到另一個可能的他鄉異國。這種在旅途中建構自我認知的版圖,及緬懷家鄉而終能重塑記憶中的家園形象,或許是王家衛影片中的特色。在「九七」的陰霾下,香港、台北、及布宜諾思艾利斯,都可能是家園記憶中的版圖,誠如黎耀輝所言:「家是心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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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