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所見資料加以觀察，不論是審判庭過於注重概念的糾纏以致於忽略社會通念，或是有意高抬貴手，在這樣一件社會矚目而涉及高層官箴的重大案件上，司法如此判決，確實令人有輕縱的疑惑與遺憾。

    　不妨分從犯罪罪名的判斷與量刑標準兩個方面，來說明為什麼本案判決予人重案輕判的感覺。

    　首先來談犯罪罪名的選擇。檢方起訴的罪名主要是依《貪汙治罪條例》的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 《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等。簡單地說，檢方所控者，為法定刑達到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之重罪，而法院判決則是認為，除了確已觸犯了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外， 林益世的犯行不能構成《貪汙治罪條例》的罪名，只能論以《刑法》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恐嚇得利罪而已。

    　用一般人的話來說，法院認定林益世不是利用兼任執政黨大黨鞭的立法委員職務犯罪，也不是利用行政院祕書長的職務犯罪，而只是像一般流氓一樣恐嚇他人而謀取不法利益，但因為是公務員而得到這種犯罪機會，所以加重其刑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法院認為林益世雖然身居要津，但不是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所以不能適用《貪汙治罪條例》治罪。為什麼不是 職務上的行為呢？法院認為，林益世對中鋼公司或中聯公司的經營層請託施壓謀利，固然是利用自己的黨政關係與政治影響力，但不是立法委員的法定職務行為或職 務密切關聯行為，即使他曾用立法委員名義出具便條要求經濟部處理，也曾在立法院院會時要求經濟部長注意中鋼的事，都不算是職務上的行為！法院這樣的看法， 符合社會常情嗎？然而判決書卻說，這符合「一般國民的法意識」！

    　法院又說，林益世任行政院祕書長時協助地勇公司與中聯公司續約並爭取加入中聯與中耀公司的契約而成三方契約，而要八千三百萬元的賄賂，也 不算是職務上的行為。因為協助撮合契約不是祕書長的職務行為，即使林益世曾經說過可以如何藉用祕書長身分退回公文的方式操控公股事業機構之人事案，也不能 算是公務員利用自己職務藉勢藉端勒索的犯罪行為！問題是，行政院祕書長走到哪裡，誰不知道他的身分，只要不說出自己的職務，即使恐嚇他人取得違法利益，也 不算是職務上的行為，那高層官員觸犯貪汙罪的成立條件會不會也太難了吧！然而林益世若非憑著當時的職位身分，又是憑什麼橫空出世撮合契約而強索賄賂呢？難 道法院的意思是說林益世只純粹是個流氓，不算是行政院祕書長嗎？判決關鍵是只要排除了職務上行為，就能不用《貪汙治罪條例》判以重罪，而只適用《刑法》上 的輕罪，輕到連《洗錢防制法》也用不上的地步。

    　其次再談量刑的輕重。按照法院的邏輯，本案不是公務人員收受賄賂，而是一般犯罪，因為具有公務人員身分所以才加重其刑。也就是說，其實本 案已經算是輕罪重判了。然而即使是順著法院的邏輯說話，本案依然是判決過輕。法院深知林益世歷任要職，位高權重，試問，以此身分犯下幫派大哥常犯的恐嚇牟 利罪，該不該處以最重之刑？恐嚇牟利罪最重應判五年，公務員身分應該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也就是可處七年半徒刑；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重可處三年，加起來可以重 到十年以上。現在法院只處七年四個月。其中恐嚇牟利罪的量刑約是三年四個月，僅是中等刑度。然而法院在判決中責備林益世犯罪無非係為滿足自己權勢與金錢慾 望，「俱無足憫」；又說他於犯罪之後「一再避重就輕，推諉卸責，難認已有悔意」，既然如此，為何卻先在罪名上從輕發落，復在量刑上不從重處罰？

    　我們無意代替法院從事事實認定，純從已然揭示的判決本身邏輯出發設問，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在上訴審中看到足以釋疑而令社會服氣的司法答案呢？

林益世被判七年四個月徒刑，要怪法官輕判嗎？與其怪法官，不如問問特偵組，當初為何連陳啟祥變造剪接的錄音帶都拿來當證據，難道特偵組只能靠陳啟祥辦案？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被控貪汙案， 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建請法官判處林益世無期徒刑，結果台北地方法院卻宣判林益世有期徒刑七年四個月，且林母沈若蘭、林妻彭愛佳、舅舅沈煥章、沈煥瑤被訴洗錢均無罪。

這樣的結果，與民眾預期天差地遠，但也是特偵組起訴時就埋下的因果，未來林益世二審刑期還有機會再打折！

當初，特偵組是依《貪汙治罪條例》中的財產來源不明等罪起訴林益世，但經台北地院調查後認定，林益世不符合《貪汙治罪條例》中所定，公務人員「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等狀況；一 則是中鋼、中聯雖由公股主導，但並非國營事業，其次，法官認為林益世所為各項請託行為，並非所謂「職務行為」，因此不構成檢察官指控的《貪汙治罪條例》中的公務人員收賄。

不過，台北地院認為，林益世為圖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六千三百萬元的答謝，對中聯公司副總經理金崇仁以揚言「撤換金崇 仁」及「金崇仁交往複雜」等方式施加恫嚇，讓中鋼董事長鄒若齊、中聯前董事長翁朝棟及金崇仁心生畏懼，因此觸犯《刑法》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 恐嚇得利罪，判林益世徒刑五年六個月。

同時，法官也認為林益世未恐嚇陳啟祥，因為陳啟祥曾變造對林益世的錄音帶，在法院調查時，陳啟祥又說不清楚林益世如何恐嚇，因此林益世被控有關《貪汙治罪條例》公務員藉勢藉端勒索部分無罪。

然而法院也認定，林益世有一五八○萬元財產來源不明，林益世辯稱不是他的財產，法院並不採信，所以林在財產來源不明部分被判兩年。最後法院裁定，林益世依公務員假借職務恐嚇得利罪、財產來源不明罪，兩罪合併判處七年四個月，褫奪公權五年，併科罰金新台幣一五八○萬元。

林益世從檢察官求處無期徒刑，變成一審判七年四個月徒刑，要怪法官輕判嗎？與其怪法官，不如問問特偵組，當初為何連陳啟祥變造剪接的錄音帶都拿來當證據，要法官怎麼判？更何況特偵組對中鋼其他爐渣業者弊端部分，也毫無進展，外界也不再注意。難道特偵組真的只能靠陳啟祥辦案？請特偵組好好加油！(新新聞第1365期 /2013-05-02)

「國營事業人事是我決定的，國庫印章也是我在蓋的！」林益世向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說他是行政院「第三把交椅」，可操控公營事業；但法院認為沒喬成合約，膨風不能認定是藉勢索賄，不構成貪汙。

特偵組認為林益世在立委任內，收賄六千三百萬元替陳啟祥喬合約，續約時又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索賄八千三百萬元未果，構成兩個貪汙罪。但台北地院僅認定，他在立委任內收錢施壓中鋼及中聯，構成刑法的公務員假藉職務恐嚇得利罪。

判決指出，林益世利用立委職務，對經濟部選派的中鋼或中聯高層人事有間接影響力，向中聯董事長翁朝棟、中鋼總經理鄒若齊揚言要撤換中聯總經理金崇仁，原本被評核不合格的地勇公司重新被評為合格廠商，取得部分轉爐石承購權合約。

合議庭認為，中鋼中聯是民營公司，縱使有官股，本質上仍是民營公司，鄒和翁也不是公務員；就中鋼中聯而言，雖有不得不配合的實質影響力，但這個影響力是來自於林益世豐沛的地方勢力及黨政關係，「與立委職務行為並無關係」。

林益世請託時，雖向當時經濟部長施顏祥稱「有件中鋼的事請你注意一下」，但事後未再追蹤處理；施顏祥亦未向中鋼中聯詢問囑託，中鋼中聯也沒有任何人事調整。

判決指出，林益世的行為僅在使請託事項能順利轉達給中鋼中聯知悉而已，這樣的請託不是「職務行為」，不構成貪汙治罪條例的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

至於林益世被控向爐渣業者陳啟祥索賄八千三百萬元，台北地院認定是陳啟祥主動找林益世「喬」合約，但沒有喬成；就算林曾向陳啟祥要八千三百萬元做為喬合約的代價，也與他的行政院秘書長職務無關，不構成藉勢藉端勒索的貪汙罪。【2013/05/01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