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執教的作家康正果與蘇煒

周日就個人敘事與宏大敘事演講

　　（休士頓/秦鴻鈞）"紀實與虛構"是每位作家探討不完的主題，"美南華文作協"周日在"國殤日"的長假中特別請來了兩位中文系出身的教授，他們都是在耶魯大學東亞系執教，而著作甚豐的作家，而讀者在拜讀其作品之餘，透過這場演說，而直接觸及作者創作的源頭，了解其作品中許多"戲劇性"的轉折，未始不是一項收穫。
     曾以"我的反動自述"（即繁體字版"出中國記"）有廣大讀者群的康正果，陝西西安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執教西安交大，1994年移居美國，在耶魯大學東亞系任教，他以"記憶與書寫"為題，談其在自傳敘事當中的涵意。康正果說：每個人都有關個人的記憶，他採取“反向思維”，認為記憶可以被理解為“遺忘”的結果，可導致為積極的作用，他說：“遺忘”是大腦正常的作用，而“記憶”是不正常的。通常可分為（一）有意識的記憶：有意識的，從外表強加給自己的，（二）無意識的記憶，這是自傳式的記憶，不是自己有意識記下來，他以他個人為例，因為“記性好”對往事中具體的場景，微妙的感受，仍保持“清晰”的記憶。這些記憶常在腦子裏“放電”般出現，這種記憶，記下的是“反思性”的人生，這種“自傳性”的記憶，有傾向性，敏感性，遇事性。

      因此，有三個主要概念：（一）敘事的真實性，（二）現實，比較複雜，是所有可以觀察到，不能觀察到的，所有敘事觀不能描繪的現象。譬如他印象中的西安解放圖，在1949年5月20日，他看到城外的人往內逃跑，城內的人往外逃跑，這是1949年大陸解放過程中真實情景。這種“全景圖”真實的寫作，不受教條、理論的支配，可以代表那消逝時代的真實性。
　　因此，康正果說：個人敘事時，有一個敘事的自我，在敘事中逐步建立起來，有“自傳性”，這種“真實”的自我：代表個人的感受，而非“社會形象的自我”--外在的環境允許你說什麼。
　　康正果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這是劃時代的--政府通過政策，歷次運動，社會環境，讓每個人的自我與社會形象的自我有距離。康正果說：1949年後，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或多有分離的狀態。因此，康正果形容自己自傳上寫自己，經常是“反諷”的“悲憫”的，而非“感傷的”。敘事的自我是“建構”的關係，公平的，平和的調子，有如王國維的詩句：“世上高樓非小月，但開天眼覷紅塵”，又如蘆葦所說“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寫出來”。
康正果說：紀事與重構，並不意味不加選擇的事實堆積，它應像40分鐘的紀錄片，貫穿主題，並有特定調子迴旋其中，並非簡單的反映世界，還要進一步的建構世界，任何一部自傳，絕不是羅列苦難的，必須貫穿一個主題。
　　康正果提到他的“我的反動自述”，書中的主題：“善緣”
（一）善緣：幸好他生在長安，抵制住“紅色”的浪潮，他祖父是學佛的“居士”，是太虛大師，印光大師的弟子，他的名字康正果也是佛教的涵義。
（二）家庭在整個受難時，對他的愛護與支持。
（三）他的人緣好。
（四）關在勞教所，任何時候都沒放棄書籍和文字的執著。
　　有位台灣的讀者告訴他：讀了你的文字，覺得你沒有“創傷”。
　　康正果透過自傳性的記憶，建構自我對每個人的召喚，通過他感性的描述，創造集體的記憶和歷史的過程。
      另一位作家蘇煒，廣州市人，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１９８２年來美，拿到UCLA碩士後到哈佛擔任費正清助理，他的“遠行人”是中國大部第一部留學生小說，1989年支持民主運動，1997年任教於耶魯大學，曾著“站在耶魯講臺上”。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父親，二哥被關進監獄，他在海南島上山下鄉。1977年考高考，因文名在外，“中山大學”破格錄取，他曾任校刊主編。2007年廣東社科院作“蘇煒作品研討會”，他也曾為知青組歌“歲月甘泉”撰寫歌詞，現將全世界巡演。
　　蘇煒的講題：“我與他”，“他”代表歷史、社會、命運。他大學時代創作“渡口，又一個早晨”，“迷谷”，“米調”，短篇小說集“遠行人”，近年來寫的最多，用力最多的在散文上，如“獨自面對”，“站在耶魯講臺上”。
　　蘇煒說“我和他”，“我”是性情中人，很自我的一個人，他用第一人稱敘事，沒辦法離開那個“暖”，“他”--他者，用他者的目光來描寫自我。“他”是上帝的眼光，全知的視角，普世性的視角，宇宙意識，用別人的眼光來看這個“我”。
　　如他的長篇“迷谷”，用深山裏的故事來敘述這個時代，從大看小，從小看大。
　　蘇煒以與他同姓的蘇東坡為例，蘇東坡是第一代的流亡者，從個人經驗回到歷史，又使“歷史”回到海外。
　　杜維明在1988年夏威夷世界大會時，提到文學的“普世性”（UNIVERSAL)，即孔子所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小鳥依人”一文，寫他與女孩如何把小鳥養大的故事，又可稱之為“已所不欲，勿施於物”。
談到“個人敘事”與“宏大敘事”的關係，他的長篇小說“迷谷”，取材他個人實際經驗，寫流散戶與知青放牛的故事。“迷谷”有如文革小說“邊城”，從特別不一樣的角度去談文革，寫山裏的世界，一女多男的“亂性”，同性戀，老光棍的獸交，隊長和女兒的亂倫，蘇煒說他是：“用正常寫反常，用反常寫正常”。蘇煒說：他當年的經驗，被天安門地下道裏的詩句激活：“中國啊中國，你是強姦自己的女兒，又殺死父親的父親”。
　　另一著作“知青組歌”--“歲月甘泉”是蘇煒把“苦水”當“甘泉”，是今天的視角與當年視角的錯位。
　　蘇煒最後下結論：我和他，紀實和抽象，任何一個寫作，無論寫小說，舊詩，散文，評論，任何寫作都應該有一個“我”，否則你寫不出“獨特性”來。如余英時教授他在普林斯頓，他給最高標準下定義，就是：Taste（品味）--即“我”，我如何轉換為敘事的角度，“我”如何轉換？有“我”，有心，有心自然而然以“小我”的角度寫一個大我，從“小我”走到“大我”的關照，他就可寫文章，被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