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周勻之、胡宗駒談新聞寫作

必須抓緊時間，現學現賣，小題大作

（休士頓/秦鴻鈞）今年美南華文作協的會長石麗東，新春以來笫一次座談特別邀請了與她同樣背景出身的新聞前輩──新聞系畢業，同在「中央社」任職過的周勻之與胡宗駒，談「記者與作家」。

周勻之，曾任中央通訊社編譯、駐非洲賴比瑞亞記者、曾在美國世界日報紐約總社編譯主任、世界周刊主編、香港亞洲新聞社總編輯、紐約明報採訪主任。

周勻之談到中央社，從六、七○年代擠公共汽車上下班，到買摩托車，到自己開車來上班等不同歷程，代表台灣經濟的起飛，而台灣的報紙，從當初的「限張」，全台僅29份報紙，包括3份晚報，2家英文報，其他皆為日報，那時他任職的「中央社」專門把新聞稿供應給海內外媒體，包括外島。「中央社」的成立，是那時中國本身的新聞，皆掌握在外國媒體的手?，如「美聯社」、「合眾國際社」。「中央社」的成立，在國家新聞發佈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周勻之如今回憶起來，在「中央社」受教育，磨練機會都比別的媒體多。

他提到赴西非賴比瑞亞的經歷。那時非洲希望台灣幫他們建糖廠，那時，整個非洲還是「黑暗大陸」，無華文記者，他以糖城英文秘書身份前往，並擔任記者，那知奈比瑞亞在糖廠蓋好，試好車，立即與北京建交，台北斷交。他只好上飛機，回台灣，一下飛機，立刻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他又回中央社「大陸新聞組」（當時叫「匪情組」）工作，後又去香港及紐約工作。周勻之回憶起來，那時香港很強盛，看不起持台灣護照的人，九七以後，又看不起大陸人。那時飛機改期，別的乘客都安排去住旅館過夜，只有台灣旅客，睡「啟德機場」的地板，他至今仍印象深刻。

談到新聞寫作是否需要環境安靜才能從事？周勻之說：記者的稿都是急就章，到後來要印成單行本出書，必須重寫一遍才行。

胡宗駒提起他在「中央社」的經歷，非常引以為榮。他說：「中央社」那時招考人，一個中學全坐滿人，最後只取三、五個人，他那時已不坐公車，是坐一種黑色吉普車出去採訪，它的喇叭聲是多瑞咪，憲兵都向他們敬禮，感覺很神氣。那時「中央社」記者很神氣，他們的稿，沒有人敢改。經國先生時代「財經五人小組」開會，只有他一個人能進去採訪，三家電視公司在門口等他的稿，他覺得非常光榮。那時，他的稿子寫完，上面會要求他們拿起來先唸一遍，要讀起來順口，因為這稿也是給廣播用的。

胡宗駒說：記者寫稿，必須「急就章」，他在華府時，有時一天跑五、六個地方，在路上時就要構思如何寫。他的長官曾告訴他：「你用最簡單的話，告訴人家，那?發生了什麼事」──那就是「新聞」。

胡宗駒說：記者還需發稿要快。有一次孫運璿帶他們一群記者去參觀達基水壩，因交通不便，當天無法趕回，孫運璿說：明天回去再發稿吧！他不聽這個，獨自一個人走下山，半路上攔住一部車給他一點車錢，就趕到豐原電信局去發電報回去！胡宗駒說：對記者而言，每一分鐘都是截稿時間。

胡宗駒說：記者與作家不同，必須「現學現賣」。譬如有次要訪問打網球的胡娜，而他一點也不懂網球規則，問了一位美國記者，他一邊講，他一邊飛快的記，結果寫出來像專業人士寫的，又有一次訪張大千畫展，及物理學家，他先讀了三本物理書再訪問，記者就是這樣，必須「現學現賣」。

記者又必須「小題大作」，一則新聞，他把它切成好幾塊，好幾個重心，作不同專題發表。

在「中央社」，以「快手」出名的胡宗駒，歷經親自打字，到最後用中文電腦發稿，他說E-mail台灣記者用的非常厲害，凡事都可上網找到任何資訊，已不像過去的記者那麼「事必躬親」去採訪了。

曾在紐約編過「世界周刊」的周勻之表示：兩岸讀者對文章的要求不同，台灣希望「短小精悍」，太長的文章沒人讀，大陸的讀者喜歡「大塊文章」，往往一篇稿佔一、兩頁也不嫌長。

談到他們共同工作的「中央社」，周勻之說：「中央社」是供稿單位，好比「批發商」，報社是「零售商」。

胡宗駒說：「中央社」當年是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是老總統要收回外國媒體在中國的發稿權而設，地位崇高，而今愈來愈萎縮，萎縮的很厲害，雖行政院編列預算補助，僑委會也補助，在現今新聞媒體自由化之後，已漸失去當年的重要性了。

(原載2010,01,17美南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