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剝奪我們唱歌的權利！台灣依舊是無根的台灣，而台灣人呢？卻成了啞吧。

　　不管你還記不記得，台灣曾經歷過八○年代，一個被黑色旋風席捲的年代。台灣的第一張搖滾樂專輯《之乎者也》在手術刀下誕生了，裡頭A面的第一首歌大家一定都聽過：鹿港小鎮，這首歌的副歌耳熟能詳：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彷彿一名從鄉下來到台北謀生的遊子，對著霓虹燈無助的哭喊。歌詞前面始終蘊釀著淡淡的哀愁，一直到最後才爆發：

　　「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門上的一塊斑駁的木板，刻著這麼幾句話，子子孫孫永寶用，世世代代傳香火‧‧‧」

　　訴說的是台灣經濟起飛，社會所面臨的巨大轉變。這讓我想起尼爾‧蓋曼的一本暢銷書《美國眾神》（American Gods，Neil Gaimen），當諸神來到電腦、電視與水泥牆、計程車氾濫的都會，魔力盡失，主神只好下海做苦工，女神也淪為妓女。當時的社會面臨價值觀替換的痛苦，羅大佑將它化為音符與文字唱了出來，全國震動。然而，有意思的一點是，當羅大佑寫出這首歌的時候，他卻沒有到過鹿港；但是那又如何，難道人們會因此而選擇不被感動嗎？《之乎者也》在當時狂賣了十五萬張，也被收錄進了《台灣流行音樂百張經典專輯》當中。

　　如果拿學生做比喻，羅大佑大概是整天被叫去訓導處罰站的那種；如果齊秦是專唱寂寞與孤獨的狼，羅大佑就是打破孤獨的獵槍；那我們這一代有什麼代表呢？很遺憾的，連爬土的獺子都稱不上。

　　怎麼說呢？我們不嗑藥、不吸毒、不飆車、不放火，我們很安份，安份過了頭；就連羅大佑自己都在前幾年的訪談節目上說：「現在這個時代，好像很好了啊！沒什麼需要反抗的。」的確，政權正以看似民主實則沒效率的形式進行著，看哪個官員不爽就找媒體爆料，社會的波動也僅止於此；野百合學運要求廢除國大，而野草莓學運的訴求呢？要求官員的一個道歉。我們好像沒剩下什麼可以說嘴的，照道理台灣應該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之一才是，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統計的資料顯示，平均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已經從民國55年的38.62%變成民國97年的88.64%，也就是說，逼近九成的高中生都會成為大學生，一但成為大學生，就搖身一變成為了知識份子。可想而知的，大學生的素質不齊，導致知識分子的水準下降。民國初年的時候，知識份子認為自己有復興國家、領導文化的責任；到了現在，知識份子只會逛網拍、打魔獸，逛逛噗浪聊聊MSN。誰還嚷著社會問題，誰還將全民的重責大任壓到自己肩上？

　　然而，今天的「知識份子」不願意背上民族重任，是勢之所趨；一旦他們（或稱我們）面臨找工作的問題，卻又自視甚高，認為自己「唸到大學甚至研究所畢業，不是為了找這種高中生也能做的工作」。不只畢業生這樣想，畢業生的父母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哀，一種盲目的悲哀。

　　五、六○年代，平均人民知識水平低，這時候台灣需要的，是有見識的領導者，能夠幫助台灣走出社會困境，包括國際孤立，以及嚴重的通貨膨脹。今天人民平均知識水平極高，五○年後出生的人高中肄業者恐較高中畢業者還少；台灣的經濟型態也從農業為主變成了電子代工、服務業大國（事實上依我來看，服務業之所以興盛也與代工脫離不了關係），每個人出口都能成章，寫幾個字早就不成問題。問題是，誰還需要這麼多個領導者？最優秀的已經在政壇上呼風喚雨（若就成績而言，從政者多半是台、政、清等名校學生，說他們是佼佼者應不過份），其他人呢？其他的知識份子呢？知識份子是否還存在呢？

　　台灣依舊是亞細亞的孤兒，鹿港也早安裝了霓虹燈。抹不去的鄉愁依舊，我們卻無法再出一個羅大佑。取而代之的，在平凡無奇的生活中，出現了陳綺貞、盧廣仲等小品歌手，他們不必憂國憂民，卻也唱出了當代人百無聊賴的生活。只是這種對於社會激烈改變的刺激與期待將不復存在，將對錯與政治型態丟至一旁，我們須要的一切，難道不是追求一個社會進步的里程碑、對於美好世界的憧憬嗎？今天最美的都市也面臨自然災害危機，危機出現的速度遠遠超過人類科技所能應付的能力範圍。無神論的今天，很可能會因為自然災害讓宗教再度興起，人們的靈魂將在痛苦中重新甦醒過來，或許到了那一天，我們又會看見Bob Dylan、John Lennon的魂魄重新走出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