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在于沖繩的東亞戰後史
原載《讀書》雜誌2010年第2期 作者：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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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初夏,我應邀參加了在沖繩舉辦的研討會“為了創造‘自我決定權’——沖繩•亞洲•憲法”。這是一個由沖繩思想界和社會運動界籌備和舉辦、面向沖繩市民的公開學術討論會,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沖繩的知識份子、社會活動家對於施政權歸還日本之後沖繩社會思想狀況的一個回顧和總結。 在會議中,我通過影像資料瞭解了老一輩知識份子岡本惠德等人關於沖繩複歸日本基本狀況的思考,也通過詩人川滿信一的報告瞭解了他在複歸——反復歸運動中起草《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的真實動機。聽到在場的社會活動家關於沖繩社會現狀的看法,並有幸接觸到了新崎盛暉和很多戰鬥著的沖繩人。 新崎在《沖繩現代史》中譯本前言中告訴讀者,今天的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但是它不同於日本其他的縣(也有別于作為其他縣的北海道),它有著以琉球王國命名的悠久歷史,曾與明朝和清朝保持著以禮儀為表像的朝貢關係;在被江戶時期的薩摩武力控制之後,它的獨立性漸漸被剝奪,在明治初期的一八七九年,琉球成為日本的一個“縣”,它在朝貢體系中曾經擁有過的自主性不復存在,它的歷史也被日語所遮蔽,今天多數的沖繩年輕人甚至不再會說自己的語言,也不再熟悉琉球的文化藝術。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沖繩以琉球之名脫離了日本,但是卻沒有獲得自由,因為它被置於美國的佔領之下。在世界強權政治的網路之中,沖繩這個被踐踏的區域社會卻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國稱霸全球的重要軍事基地,也是日本轉嫁危機的一個載體。然而,這個“重要性”給沖繩民眾帶來的,不僅是無盡的災難,還有選擇認同的艱難。發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複歸日本還是獨立於日本”的兩難,就是沖繩人歷史命運的寫照。一九七二年沖繩的施政權“複歸”日本,但卻絲毫沒有解決沖繩的問題。日本政府給了沖繩某些經濟援助,但這不過是轉嫁本土各種危機(首先是本土的美軍基地)的鋪路石而已。沖繩人要獲得各種基本權利,依然必須依靠自己的抗爭。 一位社會活動家告訴我,沖繩的社會活動家們正在為持續對抗美軍基地的運動不斷注入能量,對抗美軍基地在沖繩的擴展,特別是把美軍基地從沖繩趕出去,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鬥爭。 她說,美國最終可能會撤走在沖繩的基地,但是這未必意味著沖繩人的勝利和美國政府的失敗,因為撤出沖繩的美軍基地可以立刻重新安置在太平洋中的其他島嶼,並非所有的島嶼都有如同沖繩這樣的反對美軍基地的能量;美國早已預備了幾套可以選擇的基地設置方案,沖繩的抵抗即使可以趕走在沖美軍,卻未必可以把美軍真的趕回自己的國土。 沖繩人的鬥爭目標並不是把美國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而是真正消滅戰爭的潛在威脅,取消美國在其國土之外的軍事基地。 川滿信一介紹他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時說,這份草案是一份“社會的憲法”。它曾與另外一份由法學家起草的《琉球共和國憲法草案》一起,最初發表於一九八一年的《新琉球文學》上,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川滿在草案第一章《基本理念》裏是這樣寫的: 第一條我們琉球共和社會人民,立足於歷史的反省與悲願,揚棄人類有史以來權力集中的功能所造成的一切罪孽的根基,在此明確宣佈堅決廢除國家。 這部憲法僅僅保障共和社會人民的如下行為:憑藉對於萬物的慈悲原理,不斷地創造互助互惠的制度。 超越和偏離了慈悲原理的人民,以及協調機構及其當權者,他們的任何權利都不會得到保障。 第二條 這個憲法是為了廢棄所有法律而設的唯一的法。因此它廢除軍隊、員警、固定的國家管理機構、官僚體制、司法機關等等集中權力的組織體制,不設置此類組織。共和社會人民須在每人心中摧毀權力的萌芽,竭盡全力將其去除乾淨。 要指出這部“憲法”的烏托邦性格是很容易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它似乎也得到了這一類評價。然而,在時隔二十多年之後,儘管這一類批評還在,但沖繩的知識份子重溫這部“憲法”,卻是出於清醒的現實認識。 川滿信一在研討會上說,在日本國會並不讓沖繩議員發揮作用的狀態下,他希望這部憲法可以喚起日本民眾對現行日本國憲法合法性的質疑,喚起日本人自主設計自己社會形態的主體意識;假如日本每一個都道府縣都有一部自己的“憲法草案”,那麼,日本國的憲法就不得不被真正重新制定。 著名評論家仲裏效則說,他是對於沖繩本土發生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複歸日本”運動的徹底批判,同時提示了一種對於權力的另類想像,這就是基於對沖繩“近代”深入反思的“反復歸•沖繩自立論”。局外人或許僅僅把它理解為“沖繩要求獨立自治”,那就實在大錯特錯了。仲裏效和其他反復歸運動的宣導者絕對不是直觀意義上的“獨派”,相反,他們反對對現實不負責任的“沖繩獨立論”。在嚴酷的鬥爭中,這些思想家時刻關心著鬥爭的有效性和理念性,為此,他們錘煉著作為鬥爭靈魂的原理。按照仲裏效的解釋,“反復歸•沖繩自立論”試圖對峙的,不是簡單的“複歸日本”,而是這樣一種複歸潮流中表現出來的對於殖民地主義的內在化認同以及這種認同的文化形態。同時,也如同本書作者新崎所說,反復歸思想並非是複歸思想的反命題,它包含著更多的創造性想像。仲裏強調,真正的問題在於,“生長於沖繩的我們,是否能夠獲得通向世界也回到自身的話語?”這兩部憲法對於政治權力的另類想像,應該理解為對沖繩話語和沖繩的世界意象的創造。 這次會後,我一直想動筆寫下我所受到的衝擊,把它傳達給中國的讀者,卻苦於無法找到準確的語言。沖繩的經驗並不是用苦難和反抗就可以概括的,它凝縮了半個多世紀東亞的戰後史,幾乎聚集了這段歷史裏所有的殘酷和兩難;而沖繩人的反抗,不僅決定著沖繩的命運,也影響著東亞的命運。沖繩的活動家們在艱苦的“持久戰”中付出了幾代人的生命歲月,沖繩的思想家們在緊迫的實踐課題中為這一持久戰打造著不斷變動著的思想輪廓;在當今世界的知識格局中,沖繩人清醒地意識到,要想表述自己的歷史,必須從鍛造自己的話語開始,因為,這個被強權支配的世界並沒有為沖繩這樣的區域預留屬於它的表述空間。
貫穿《沖繩現代史》的線索,是從日本戰敗之後直到今天發生在沖繩政壇與社會中的抗爭。沖繩在戰後從被美國“託管”到施政權回歸日本,再到複歸後與日本政府和美國的尖銳衝突,沖繩民眾一以貫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爭取最大限度的自決權;同時,這一奮鬥一直是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利用各種制度空間和時代變化的空隙來推進的。這個特性,正來源於沖繩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所處的特殊位置。 從沖繩在戰後以“琉球”之名脫離了日本而被美國“託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施政權返還日本,這期間它是美國的一個州還是東亞的一個孤兒,一直是曖昧不明的問題。這對於美國和日本政府而言並不重要,因為琉球僅僅是轉嫁危機和進行交易的籌碼而已;但是對於需要在現代世界中確定自己位置的沖繩人而言,這個問題卻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對於現實政治權利的確認與鬥爭目標的設立。沖繩在戰爭後期就被日本政府“丟卒保車”了。當美軍在沖繩登陸之時,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計畫也同時推進。當日本本土的進步勢力還在把美國軍隊視為解救民眾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軍”之時,沖繩的民眾卻已經飽嘗了這“解放”的艱辛;而當本土的人們還對美國輸入的“民主化”充滿幻想的時候,沖繩的民眾卻已經在現實的抗爭中深刻地體味到了這民主制度的虛假內涵。 但他們巧妙地利用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利用美國佔領的事實和美國軍政府(從一九五○年開始,這個直到一九七二年為止都擁有琉球實際統治權的美國軍事機構改名為“民政府”)出臺的各種政策條文,一步步推進和確立沖繩社會的自由度和自決權。本書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沖繩政壇本身的紛爭對立:革新勢力與保守勢力、革新勢力內部的對立,以及這些對立導致的沖繩社會的變化。在幾乎難以喘氣的緊迫節奏中,新崎描述了一個複雜變遷的動態政治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日本政府與沖繩政壇內各種勢力所構成的緊張力學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具有不同的結構關係,很難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這一時刻需要捍衛的政策條文的法律效應,在另一時刻卻需要徹底摧毀;在這一時刻需要堅持的對日對美的某種立場,在另一時刻卻需要加以否定。 政壇鬥爭如果沒有民眾意志的參與,不免會流於黨爭;而沖繩的政治鬥爭卻始終貫徹了民眾的意志。書中不止一次地介紹了“舉島上下”的大規模抗爭形態,而且特別強調這種全島奮起的政治鬥爭傳統直接影響政治局勢的能量,它不僅能夠有效地制止例如美軍對於那霸市政的操縱,也能夠迫使美國駐沖政策進行讓步和調整。沖繩人這種在極限狀態下形成的戰鬥傳統,在日本政府出賣沖繩利益、美國把沖繩作為控制亞洲的主要立腳點的險惡局勢下,幾乎是維護自己基本權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當本書敍述戰後歲月中發生在沖繩政壇的政黨分歧和不斷形成的各種社會組織的時候,它正是在敍述沖繩民眾的“多元”性格,顯示了沖繩的民眾政治抗爭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眾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響到政壇的鬥爭形態。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正是沖繩在當代東亞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戰後命運的兩難處境。 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本書涉及的“複歸—反復歸”運動了。這個運動儘管內部充滿了歧異和對立,但從整體上看,卻相當清晰地體現了沖繩戰後歷史中最大的兩難。本書上部第九章所寫的問題,並不在於沖繩的最終歸屬,而是圍繞著這個歸屬問題在沖繩與日本本土之間、在沖繩內部所引發的一系列派生的問題。例如沖繩施政權返還給日本政府,與日美安保體制之間是什麼關係?日本自衛隊是否可以開進沖繩?美軍基地在沖繩返還時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權?沖繩的美軍基地在返還之後與本土的基地之間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平等”的標準?沖繩的複歸與反復歸運動在時間形態上似乎是前後相續的,其實它們是同時進展的。因為在宣導沖繩複歸的活動家中,很多人僅僅是把複歸日本視為突破沖繩被佔領局面的一個出路,為此,複歸“擁有和平憲法的日本”就成為一個有感召力的口號,而這個口號的實質,與其說是回歸日本,不如說是回歸“和平憲法”;但是,複歸“和平日本”的理想並不能解決沖繩被日本政府離棄和歧視對待的現實,也不能解決日本政府在戰後並沒有真正獨立於美國、因而複歸日本並不能有效地對抗美軍佔領的問題。因此,從複歸日本的運動興起的時候開始,反復歸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時生長了。但是,反復歸是否可以通向沖繩的獨立?當反復歸與沖繩獨立論結合的時候,它的具體困境是什麼?這些困擾著沖繩人的問題最終使得“複歸—反復歸”變成了一個思想和現實鬥爭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實踐的目標。借助於這個框架,最為清晰地浮現出來的就是沖繩人在孤獨的戰鬥中為自己設定的一個個具體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不僅關係到沖繩人的生存問題,也同時關係到東亞地區的國際局勢。 沖繩的歸屬問題納入日美兩國談判日程的時候,正是越南戰爭進入白熱化、沖繩成為侵略越南的前線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戰爭的時期。沖繩施政權回歸日本,與美國把東亞反共政策的具體實施轉嫁給日本的政策互為表裏。與沖繩人回歸“和平憲法”的願望相反,擁有和平憲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這一時期表現了它最強烈的戰爭願望。據《朝日新聞》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報導,當中國在一九六四年核子試驗成功之後,一九六五年一月訪問美國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曾經明確表示,如果日中之間爆發了戰爭,希望美國立刻使用核武器進行報復。正是同一個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訪美並簽署“佐藤•尼克森聯合聲明”,使得沖繩複歸日本成為現實,而這個現實的直接後果,正是本書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進一步集中到了沖繩,沖繩複歸日本沒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進一步推向戰爭。 複歸還是反復歸,這個問題遠比認同問題複雜。在越南戰爭爆發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沖繩的民眾意識到了複歸與美國的遠東反共政策之間的潛在聯繫,運動口號從“向和平憲法複歸”轉變為“反戰複歸”,這是一個與日、美政府的沖繩施政權移交目標在方向上相反的鬥爭,儘管它也使用了“複歸”這個口號。本書指出,這個運動雖然最終並沒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卻使得民眾認識到了對於美軍基地的默認就是對越南民眾構成事實上的加害,這一認識使得沖繩的歸屬問題和認同問題構成了東亞國際關係的一個環節。 沖繩複歸日本之後,日美軍事同盟以此為契機得到強化,自衛隊進入了沖繩,日美的軍事力量被重新整編,所謂周邊事態法案等補充條款進一步強化了日本民眾一直試圖摧毀的安保條約,為以後的海灣戰爭等準備了軍事條件,也為美國和躲在其保護傘下的日本在東亞確立軍事霸權不斷奠定基礎。與此同時,複歸為沖繩民眾帶來的,是虛假的繁榮和實質上的被掠奪。一位沖繩知識份子告訴我,如今充斥著沖繩的觀光、貿易、生產機構,基本上都是來自日本本土的大公司,它們在沖繩的盈利並非造福於沖繩人,這些收益被轉移出去,最大受益者仍然在沖繩之外,而沖繩在戰後的畸形發展,使得它喪失了自己的漁業和其他可以維持社會再生產的經濟形態,只能依靠“基地經濟”維持社會發展。因此,如果美軍基地真的被趕出沖繩,日本政府也將撤銷基地補償金(這個數額約占沖繩縣收入的一半),那麼,並不具備合理的產業和商業結構的沖繩社會,將要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九七二年之後更加成熟的“反復歸運動”和反對美軍基地的運動,以及與此相應的反對天皇制和拒絕日本國旗的運動,經歷了艱難的奮鬥過程。這意味著,它必須為自己設計更合理的社會形態,並且在現實鬥爭中不斷打造它的基礎。在不具備可以與美國和日本相抗衡的“國家機器”的情況下,沖繩人激發了民主社會最大的潛能,依靠自己的危機感和決斷,利用合法鬥爭的制度空間,不斷牽制美國的軍事擴張和日本的同謀,也不斷培育自己的政治理念。書中幾次提到的“一坪反戰土地所有者運動”,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理念性的具體鬥爭。由於它動員了多數人以“一坪”為單位分購美軍基地區域內部分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美軍基地內部造成了障礙,這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現實對抗功能;同時,由於這個運動強烈的象徵性,使得它同時具有了某種社會啟蒙的功能。它與其他相應的運動,例如“一英尺膠捲運動”(即籌款以“一英尺”為單位聯合購買美軍佔領沖繩時拍攝的膠捲以保留歷史資料教育下一代)等結合,在沖繩社會形成了使每一個體都可能參與的政治過程。只有理解了這樣的社會氛圍,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川滿信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的烏托邦所具有的現實性格,也才能理解由沖繩和平市民聯絡會發表的《沖繩民眾和平宣言》中的下面這段宣言: 所謂“經濟繁榮”,只不過是追求一部分大國和其中的特權階級的利益,所謂“和平”,只不過是維持足以保證這種利益的經濟體制和國際秩序而已。 我們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們珍惜自然環境,盡可能平等地共用有限的資源和財富,絕不使用暴力(軍事力量),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制度之間相互尊重,從而實現共生。 在人們可以用自己的鬥爭去影響現實,並且在分歧和爭執中日益培養出相應的社會共識的時刻,這樣的宣言就絕不是觀念性的紙上談兵,它規定了具體的抗爭目標,也規定了具體的理念環境,因此,它具有真實的政治能量。
沖繩民眾和沖繩思想家曠日持久的抗爭,並沒有成為東亞社會共有的精神財富。儘管這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抗爭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牽動著東亞和亞洲的國際局勢,儘管“舉島上下”的對抗行動意味著沖繩人為世界和平直接牽制美軍的手腳,並為此耗費著巨大能量,但是,沖繩人卻是在孤獨中戰鬥的。他們的孤獨不僅起源於一次次被日本政府出賣,而且也起源於難以找到沖繩以外區域的深度理解者和同盟軍。 書中多次提到了日本本土的進步力量與沖繩社會之間的隔閡,提到了部分沖繩人激憤於本土日本社會的淡漠態度轉而“支援基地”或者“支援挾核返還”的曲折糾結情緒;與此相對,其實本土進步人士在面對沖繩的時候也常常因為感覺到問題的複雜而無所適從。本土日本人中的良知者對於沖繩近代以後的遭遇有著深刻的罪孽感,他們常用“沖繩應該獨立”或者“沖繩不是日本”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其實他們的感情大多比這種表述更為複雜。據我觀察,本土進步知識份子的高調批判態度在沖繩並沒有找到立腳的基礎,而本土的良知者在面對沖繩時的那份真誠的歉意也並非是沖繩社會真正的期待和需求。這個深刻的錯位不僅折磨著沖繩的人們,也同樣折磨著本土有良知的日本人。 我曾經查閱過從一九五一年“日美安保條約”締結到一九六○年安保條約改定時期、再到七十年代沖繩施政權回到日本這一時期的部分資料,可以說沖繩的歸屬問題與安保條約的關係、沖繩回歸日本和安保鬥爭中本土進步勢力的認識盲點等等,構成了一個相互勾連很難化約的龐大問題群。冒著挂一漏萬的危險,我想僅僅初步地指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沖繩被美國佔領的二十餘年,正是安保條約在日本不斷滲透、日本政府從“不戰國家”轉向“向戰國家”的時期,安保條約這個以維護遠東和平為藉口的軍事條約把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部署合法化,並使其不斷“日本化”(日本政府在沖繩回歸之後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原來由美國負擔的軍費、基地補償費和土地管理權,成為美國在沖繩擴建軍事基地的得力幫兇;同時,日美通過條款的修訂使日本自衛隊更直接地參與到美國軍事行動中來),而沖繩的基地何去何從,正是安保條約中最核心的問題;對此,日本本土的思想界並非缺少意識,但是棘手之處在於,沖繩問題並不能完全被國家視角所回收,而日本的進步知識份子卻無法建構足以對應沖繩現代史困境的有效視角。這也是本書批評本土安保運動致命弱點的原因。在作者看來,本土反對安保條約的群眾運動與沖繩民眾的鬥爭是相互脫節的,這種脫節導致了後來沖繩民眾反基地鬥爭孤立無援的困境。 沖繩在當今世界是一個飽受淩辱但卻不被真正尊重的地方。人們今天仍然很難理解的一個問題是,沖繩人並不需要同情,他們需要的是對“沖繩邏輯”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的是立足於這樣的理解和尊重的思想與行動支援。而建立這種理解和尊重,需要人們在認識論層面上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近代以來的國家觀念造成的主流意識形態使得所有與認同相關的歷史問題都被歸入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的範疇,這樣的思維定式固然處理了世界體系中那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卻無法觸及重大問題所遮蔽的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當今世界上的多數政治問題都被從“歸屬”的視角來定位和爭執,但是歸屬問題的討論可以處理的物件以及解釋問題的有效性卻需要具體甄別:這個視角並不是萬能的,在很多情況下,它不過是一個媒介,卻並非問題的核心。在那些主權問題沒有受到威脅或者也不存在選擇餘地的地方,有關歸屬的問題很難被相對化,也很難被問題化,它往往被順理成章地視為可以提綱挈領的先在前提;但是在沖繩這樣的社會裏,歸屬這個關乎主權也關乎認同的重要問題卻必須是相對的。沖繩的思想家對於無條件的複歸日本和絕對化的沖繩獨立同樣保持了警惕,這恰恰是朝貢時期的古老琉球和飽受創傷的現代沖繩給他們提供的寶貴思想遺產。沖繩人為了什麼而戰鬥?他們反抗的方向是什麼?他們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樣的貢獻? 本書分析現實運動中“反復歸論”(因為篇幅,無法在此展開“反復歸論”在沖繩的多義性問題;這裏新崎所說的作為現實運動的“反復歸論”與本文開頭提到的仲裏效作為理念的“反復歸•沖繩自立論”並非同一對象)的弱點時,尖銳地指出:“反復歸論主張通過徹底斬斷沖繩人自身構成日本國家統治沖繩內在基礎的‘大和情結’,從而與日本國家在根本上相抗衡;但反復歸論不得不止於反復歸論,是因為它並不擁有屬於它自己的獨特社會構想。”統觀本書,可以注意到一個重要特徵,作者雖然把複歸與反復歸作為一條闡述沖繩現代史的基本線索,卻並沒有把它設定為討論的到達點。顯然,真正的焦點是“獨特的社會構想”,並不是歸屬問題。 本書或許並不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在無暇喘息的反對美日軍事霸權第一線上戰鬥了半個多世紀的沖繩人,還沒有獲得足夠的時間來斟酌他們“通向世界的話語”;但是,當飽嘗歧視之苦、付出慘重代價的沖繩人拒絕把他們僅僅視為受害者、同時也拒絕把他們的“邊緣”位置翻轉為中心的時候,他們卻已經在為我們生產著人類未來的理念。對於外界的想像力而言,或許脫離美國和日本、回歸歷史上的琉球、重新獲得獨立自治,這就是沖繩人鬥爭的最終到達點,而對於沖繩人來說,他們的戰鬥目標卻遠遠高於這一想像,他們的具體奮鬥又遠比這一目標預設的內容豐富而曲折。 如果說,《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所提供的理念對我們而言僅僅意味著遙遠的將來,那麼,它在沖繩這塊燃燒的土地上卻是腳踏實地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人走在我們的前面。理解本書所記錄的那些抗爭的含義,需要顛倒我們的世界感覺,需要反思我們的政治意識,需要重新思考關於認同的那些基本問題。發生在沖繩人和本土日本人之間的隔閡,並不僅僅是他人之事,這隔閡也同樣存在於我們的政治想像與世界想像之中。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並非不存在沖繩人所面對的問題,只不過它們沒有以赤裸裸的形態呈現,沒有形成基本的社會結構關係罷了。或許沖繩人已經在自己的實踐中摸索出的政治表達方式,只有通過必要的轉換才會與我們真實的問題意識發生連接,我們無法直接套用這些寶貴的思想經驗;但是,即使不在這一意義上學習沖繩,至少,我們也需要捫心自問:沖繩人在反戰和平意義上的國際主義視野,沖繩人反對霸權的平等共生理念,沖繩思想家在認同問題上表現出的清醒判斷力,不正是中國社會也需要的基本共識嗎?
《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著,胡冬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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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論證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送交者: hebeiman 2012年08月22日13:53:04 于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論證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瞧見了 這可是日本人自己說釣魚島是中國的！！！
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1913年12月9日－2001年11月23日）的名字，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在中國是很有名的。他的著作《關于釣魚島等島嶼的歷史和歸屬問題》，論證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1972年5月4日《人民日報》第4版以“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為題發表了井上清的文章，轉載如下︰
新華社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訊 東京消息︰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進步刊物《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一九七二年二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的文章，援引大量歷史事實證明釣魚島等島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文章全文如下︰
（一）
目前在日本稱為“尖閣列島”、日本政府主張擁有領有權的這些島嶼，在歷史上是明確的中國領土。在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戰爭（指中日甲午戰爭----編者注）中，日本戰勝，它在從清國手中奪取了台灣和澎湖等島時，也奪得了這些島嶼，並把這些島嶼作為日本領土，編入了沖繩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美國和英國共同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必須把它在日清戰爭和以後掠自中國的領土台灣、滿洲以及其他地方全部歸還給中國。盟國對日本的波茨坦公告，規定了日本要履行開羅宣言的條款。正如自從日本無條件接受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投降的時候起，台灣就自動地歸還了中國一樣，這些島嶼也自動地成了中國領土。因此，這些島嶼現在就是全中國的唯一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但是，日本反動的統治者和軍國主義勢力同美帝國主義合謀，叫嚷“尖閣列島”是日本的領土，妄想把國民大眾卷入軍國主義和反華的大旋風中去。這股大旋風在今年五月十五日美軍歸還所謂“沖繩的施政權”後，一定會更加強烈。我們真正地想爭取日本民族的獨立、日中友好與亞洲和平的人們，必須及早粉碎美日反動派的這個大陰謀。作為進行這一斗爭的一個武器，我在下面略述所謂“尖閣列島”的歷史沿革。詳細的專門的歷史學考證，請參看我在《歷史學研究》雜志今年二月號上發表的文章。
（二）
所謂“尖閣列島”，在中國載入文獻，稱為釣魚島（釣魚嶼、釣魚台）、黃尾嶼等島嶼，最晚也不過十六世紀中葉。一五三二年，明朝皇帝冊封當時的琉球統治者尚清為琉球中山王時，他的使者----冊封使----陳侃就來往于福州—那霸之間。據《使琉球錄》刊載，他的船是一五三二年（編者按︰據陳侃《使琉球錄》序稱，陳侃去琉球的時間是嘉靖十三年，即一五三四年）五月八日從閩江的江口出海，首先以台灣的基隆為目標，向南南西航行，在台灣海面轉向東稍偏北的方向，五月十日從釣魚島的旁邊通過，他的日記這樣寫道︰“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現稱彭佳嶼），過釣魚嶼，過黃毛嶼（現稱黃尾嶼），過赤嶼（現稱赤尾嶼）……。十一日夕，見古米山（現稱久米島），乃屬琉球者，夷人（琉球人）歌舞于舟，喜達于家。”
中國皇帝的琉球冊封使是一三七二年第一次派遣的，從那以後到陳侃以前曾有十次冊封使來往于福州—那霸之間。他們的去路和陳侃所經之路相同，依次以基隆、彭佳、釣魚、黃尾、赤尾等島為目標，到達久米島，穿過慶良間列島進入那霸港（回路是從久米島一直向正北航行，不通過釣魚列島）。所以，如果有陳侃以前的冊封使記錄，也一定會把釣魚島等島嶼列入記錄，遺憾的是這些記錄沒有保存下來。陳侃的記錄是現有的最古老的記錄。從對釣魚島等島嶼的名稱沒做任何說明來看，一定是早在這以前就知道這些島嶼的所在位置，而且不僅定了中國名，事實上還作為航路目標加以利用過。特別重要的是，在陳侃的記錄中，他從中國領土福州出發，一路經過中國領土的幾個島嶼，直到久米島才開始寫上“乃屬琉球”。記錄中特意指出從久米島向前走是琉球，這就明確表明在到達久米島以前所經島嶼不是琉球的領土。
陳侃的下一任冊封使郭汝霖，一五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從福州出發，在他的使錄《重刻使琉球錄》中寫道︰“閏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島）矣。”也就是說，郭汝霖把陳侃寫的從久米島起屬琉球領土，表現為赤尾嶼是琉球地方和中國領土的分界。
根據以上兩個文獻可以明白，從久米島開始是琉球領土，而赤嶼島以西是中國領土。但是，國士館大學的國際法副教授奧原敏雄說，陳、郭兩人的使錄，只是說從久米島起進入琉球領土，在到達這里以前不屬琉球領土，但並沒寫明赤尾嶼以西是中國領土，所以他主張那是無主地（見奧原氏在一九七一年九月號《中國》雜志上發表的《“尖閣列島”的領有權和〈明報〉文章》）。
這種主張是把中國的古文和對現在國際法條文的解釋等同起來加以解釋，不過是強詞奪理而已。的確，陳、郭二使沒有明記到赤嶼為止是中國的領土，但是從中國的福州出發，通過不言自明是中國領土的台灣基隆海面，經過也不言自明是中國領土的彭佳嶼，隨後經釣魚、黃尾到達赤尾嶼，寫出這是和琉球的分界，而且在看見久米島時，又寫出這是屬于琉球。按這種中國文的文勢、文氣來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台灣、彭佳以至東面連接著的釣魚、黃尾、赤尾等島嶼都是中國的領土，這不是很清楚嗎？
奧原還說，陳、郭的使錄是現有使錄中最古老的，這以後的使錄沒有象前兩個使錄中那樣的記載，僅僅以那樣古老的記錄作為論證現在的問題的資料是沒有價值的。這也是毫無道理的，也違反事實。在陳、郭以後的使錄中，一七一九年，清朝康熙五十八年的冊封使徐葆光的使錄《中山傳信錄》，引用名叫程順則的當時琉球最大的學者所著的《指南廣義》（一七○八年著），敘述了從福州出發到那霸的航路，在談到久米島時，寫明“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鎮”就是指鎮守國界、村界等的意思。
《中山傳信錄》還詳細列舉了琉球的領域，其領域是沖繩本島和琉球三十六島，其中沒有包括赤尾嶼以西。不僅如此，而且在八重山群島的石垣島及其周圍八島的說明結尾處寫道，這八島是“琉球極西南屬界也”（離釣魚島最近的琉球島嶼，是八重山群島的西表島）。
《中山傳信錄》是根據大學者程順則以及許多琉球人的著作和徐葆光在琉球與琉球王府高級官員們會談時的談話寫成。因此，當年關于久米島和八重山群島的上述寫法，意味著不僅是當時的中國人的看法，也是琉球人的看法。
尤其在徐葆光之前，在一六八三年的冊封使汪楫的使錄《使琉球雜錄》中談到，（使船）駛過赤尾嶼時，為避海險曾舉行祭祀，這一帶稱為“郊”或“溝”，並明確標明這是“中外之界也”，即中國與外國的交界。這里，正如奧原所期望的那樣，在文字上也明確了這是中國和琉球領土的交界。
根據上述情況，琉球領土是在久米島以東。赤尾嶼及其以西的黃尾嶼、釣魚嶼是中國領土。這一點顯然最晚在十六世紀中葉之後就明確規定了的。不論是琉球方面或日本人，都沒有任何否定或懷疑這一點的記錄和文獻。不僅沒有文獻，連琉球人古時同釣魚島、黃尾嶼有往來的傳說也沒有。由于風向和潮流的關系，從琉球去釣魚島是逆風逆水，行船特別困難。十九世紀的中葉----日本的幕府末期，琉球人是把釣魚島作為YOKON（或YOKUN）、黃尾嶼作為“久場島”、赤尾嶼作為“久米赤島”而得知的。這一點根據中國最後的冊封使的記錄得到了證實。這些，對于這塊土地的歸屬問題並不發生任何影響。還有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中的琉球國的一部分，其地圖和說明完全是采自《中山傳信錄》。《中山傳信錄》很早就傳到日本，甚至還有了日本版本，是江戶時代後期日本人關于琉球知識的最大最有權威的來源。
（三）
明治維新後，一八七二年----一八七九年（明治五年----十二年），天皇政府強制推行所謂“處理琉球”，滅亡了持續數百年的琉球王國，從而使以前的島津藩的殖民地變成天皇制的殖民地，並命名“沖繩縣”。當然，沖繩縣的區域並沒有超出原來的琉球王國的領土範圍。
把琉球變成沖繩縣的這一年，也是清國和日本圍繞著這塊土地領有權的對立達到頂點的一年。一六○九年，島津征服了琉球王國，使它變為殖民地附屬國。但是歷代的琉球國王都是臣屬于中國皇帝，先是向明朝皇帝，後是向清朝皇帝稱臣，並接受其冊封的。從清國看來，整個琉球是它的一種屬領，因而能與日本對抗，主張領有權。
關于日清之間對琉球的領有權之爭，當時的日本民主革命派主張，琉球屬于日本還是屬于清國，或者獨立，都應由琉球人自己決定。如果琉球人民要求獨立，日本應首先承認和支持，並廣泛地向世界表明大國不應侵犯小國的原理。他們說這也是日本從西方列強爭取完全獨立的道路。這種思想，我們現在不是也應當繼承並加以發展嗎？
這個姑且不論。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曾以個人身份調停日清之間的這個爭執，使日清兩國談判。談判時，中國方面提出了一個把琉球一分為三的方案，即奄美群島（這里在島津征服琉球之前也屬于琉球王國）是日本領土；沖繩本島及其周圍是獨立的琉球王國領土；南部的宮古—八重山群島是中國領土。對此，日本方面提出了一分為二的方案，即沖繩群島以北是日本領土；宮古—八重山群島是中國領土。無論是日本提案還是清國提案，當然都因為釣魚群島是在琉球之外，所以沒有當作談判對象。
最後，清國妥協，一八八○年九月，日清兩國的全權代表按照日本方案簽署了把琉球一分為二的條約。但是，清國皇帝不批準這一條約，並命令其政府繼續同日本談判，所以日本方面中斷了談判。之後，在一八八二年，當竹添進一郎作為駐天津領事赴任之際，同清國方面恢復了關于琉球分界的談判，但是沒有達成協議。這一問題就這樣被日清兩國政府擱置起來，直到爆發日清戰爭。
這就是說，日本就是在明治維新以後，直到日清戰爭爆發之前，也根本就沒有想到要提出它對釣魚島等擁有領有權的主張或者對清國的領有權提出異議。世界上任何人都認為那是清國的領土是不言自明的。
這個期間，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有個在福岡縣出生、一八七九年以來就住在那霸，以捕撈和出口海產品為業的古賀辰四郎，看到釣魚島上“信天翁”成群，便派人到島上采集羽毛並在附近捕獲海產品，從此他的營業年年擴大。一八九四年，即日清戰爭開始的那一年（哪個月不清楚），他向沖繩縣政府申請租借土地，以便發展他在釣魚島經營的事業。但是據後來（一九一○年）贊揚古賀功績的《沖繩每日新聞》（一九一○年一月一日----九日）刊登的消息說，（沖繩）縣政府因為“當時該島是否屬于帝國還不明確”而未批準古賀的租地要求。因此，古賀到東京直接向內務、農商兩位大臣提出申請，並且面見他們陳述了島上的狀況，懇求批準，但還是以這個地方的歸屬“不明確”為理由未被批準。
“由于此時（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戰役（日清戰爭）宣告結束，台灣劃入帝國的版圖，（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以敕令第十三號宣布尖閣列島屬我所有”，古賀立即向沖繩縣知事提出租地申請，同年九月才被批準。（《沖繩每日新聞》）
這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要的情況。古賀向沖繩縣以及中央政府提出租借釣魚島的申請，是在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開戰之前還是其後，雖不得而知，那時無論是縣政府還是中央政府盡管都說該島的歸屬不明，但如果日本政府根據國際法，認為這里是無主之地，就沒有理由不立即批準古賀的申請。正因為此地並非歸屬不明，而顯然是清國的領土，所以，日本政府沒有辦法批準古賀的申請。
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取勝的結果，從清國奪取了澎湖列島、台灣及其附屬諸島嶼。那時，就把連接台灣與琉球之間的中國領土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也當成了日本的領土。
在前面的引文中雖然有根據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敕令第十三號，“尖閣列島”已成為日本領土之說法，但是這個敕令的發布日期是三月五日，其內容是關于沖繩縣各郡的編制，其中根本沒有提及把釣魚島等編入沖繩縣。琉球政府一九七○年九月發表的《關于尖閣列島的領有權以及開發大陸架資源的主權的主張》中說，這些島嶼“經過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決定，第二年即（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根據敕令第十三號被定為日本領土，隸屬于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但是，敕令第十三號就是前面所說的那樣。也許是按照內務大臣基于三月五日的敕令第二條而發布的變更八重山郡界的命令，釣魚島等島嶼于四月一日被劃入該郡的石垣村的吧。
而上面所說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決定，是怎麼措詞的，以及這一決定為什麼是在日清戰爭結束、媾和條約生效（一八九五年五月）、日本已現實地取得台灣等地（六月）之後經過了十個月才實行呢？這些問題，我也尚未調查清楚，但是，已經完全明確的是，釣魚島等島嶼，正如上述《沖繩每日新聞》也有記載的那樣，是日本通過日清戰爭，從清國奪取了台灣等地之時，作為自清國割取的一系列領土的一部分，才被當作日本領土的。
（四）
四年以後的一九○○年，沖繩縣師範學校教師黑岩恆到釣魚島探險調查，把釣魚、赤尾兩島及其中間的岩礁群總而稱之，取名為“尖閣列島”，並在《地學雜志》第十二集第一百四十----四十一卷發表了題為《尖閣列島探險記》，從這以後，日本才稱這些島嶼為“尖閣列島”。黑岩之所以取這個名稱，是受到這樣的啟發，即當時所用的英國海軍的海圖和水路志上，根據其形狀，把釣魚和黃尾之間的岩礁群稱為PINNACLE—GROUP，而日本海軍的水路志也把這個英國名稱譯為“尖頭諸嶼”，有的人也把它譯為“尖閣群島”。因為釣魚島的形狀也有如石山屹立在海面，所以就以“尖閣列島”作為釣魚島及尖頭諸嶼和黃尾嶼的總稱。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為黑岩所取名，現在日本政府主張是日本領土的“尖閣列島”，並不包括赤尾嶼在內。日本政府大概是以為和中國之間發生爭執的恰好又是釣魚島，所以想把赤尾嶼當作不言自明的日本領土，企圖以只提釣魚島為代表的“尖閣列島”，而不提赤尾嶼的辦法，能賴就賴過去。
但是，赤尾嶼在地理上是釣魚島、黃尾嶼等一系列中國大陸架邊緣的島嶼，正如已經詳細敘述的那樣，在歷史上它同釣魚島等島嶼是從同一時期起，就被認為是中國領土的連在一起的島嶼，並列入文獻記載之中。因此，不能只注意日本所說的“尖閣列島”而忽略了赤尾嶼。為此，從日本人民反對軍國主義的立場出發，不使用日本軍國主義從中國掠奪了這些島嶼之後所取的“尖閣列島”這個名稱，而以歷史上唯一正確的名稱，亦即在以釣魚島為代表，包括東到赤尾嶼等一系列島嶼這種意義上稱之為釣魚列島或釣魚群島，這才是正確的稱呼。
釣魚島群島的歷史沿革既然如上所述，它現在的歸屬，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除了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不能有別的歷史學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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