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9日，廣州，張五常教授在鳳凰財經和博學大講堂聯合主辦的論壇上從勞動法、社保、關稅、反壟斷法、教育、醫療、人民幣、反腐敗、扶貧、甚至文物等十一個方面為中國經濟開出了藥方。

各位同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以《中國的經濟困難要怎樣處理才對》為題，在廣州中山大學博學同學會講話。當日天大寒，講得不稱意。三月十九日作補充，綜合為十一項建議。

引言：朱鎔基時期前車可鑒

大家記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鄧小平先生南下，跟著中國的經濟開放轉到長三角那邊去。長三角的大事改革起於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遲起步十多年。然而，約七年後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經濟數字上，長三角超越了也發展得快的珠三角。這是不容易相信的經濟奇跡，但確實是發生了。

當時掌管經濟的朱鎔基先生，每年都說增長率保八。他錯，我的估計是每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八。證據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長率當時是明顯地高於八，但在七八年間竟然被長三角超越。其二，勞工的人均收入，從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約八倍。其三，龐大的流動人口出現，幾年間四個工作年齡的農民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這些流動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當年中國的國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卻變為高估。後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躍進期間採用的指標制度，這裡那裡今天還存在。不達標沒有獎金，地方幹部要怎麼辦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二十五。該年五月人民幣兌港元的黑市匯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一篇題為《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的重要文章，指出眾說紛紜的、要約束人民幣的貨幣量沒有用處，因為當時的通脹是高幹子弟憑他們的借貸權力搞起來的。貪污遠比今天嚴重。我那篇文章力陳權力借貸一定要剷除。我也建議當時的人民銀行改為中央銀行，不從事任何借貸或商業活動。

朱鎔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銀行，兩年後改為央行。他當時的言論跟我的《權力》一文說的大有雷同之處，但他的處理方法讓我學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幣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五下降為零，跟著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縮。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0.00%]風暴出現，一個月後幾位北京朋友約我在深圳會面。他們對國家當時的情況非常悲觀，但在研討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靈機一觸，我解通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密碼。為恐增加市場的波動，沒有說出來。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九三年朱鎔基把人民幣勾著美元，人民幣量的增長與外資的進口量掛勾。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脹率下降為零，然後轉向通縮。當時其他的亞洲小國也把他們的貨幣勾著美元。美元與人民幣可以看為是兩艘巨艦，互相勾著。其他亞洲小國的貨幣是小艇，也勾著美元這艘巨艦。一下子中國這艘人民幣巨艦從很高的通脹轉為通縮，其他小艇不能不紛紛斷纜。大約十年前，我把這個簡單的亞洲金融風暴的解釋跟一位央行朋友說了。他拍案叫絕，說他們當年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實上，所有西方的專家對該風暴的分析一律胡說。

跟我這次講話有重要關係的，是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困難甚於今日，但經濟增長率卻冠於人類歷史。當時因為通縮的出現，上海樓價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鎔基大事肅貪，也是約束吃喝和打高爾夫球。為什麼當年中國的經濟飆升，今天我們卻遇上困境呢？

應該是幾個原因的合併吧。其一是朱鎔基這個人。要管的他管得緊，其他可放則放。勞工合約的自由難得一見。不僅沒有誰管什麼最低工資，雇主解雇一個月通知，員工辭職立刻可以；產品市場的自由是我平生僅見。其二是當年的利益團體遠沒有今天那麼多。其三，當時可以開放的空間遠比今天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讓人口自由流動。幾年間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國打進了世貿——這點美國的克林頓總統幫了一個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國的地價開始上升，容許地方政府把國企連土地賣出，利用賣地的錢遣散國家職工，改制為民營。

最重要是第六點：一九九四年起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開始形成。十年前，在七十生日的宴會中，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人類歷史最好的制度。這句話被人批評是狂言。做學問我是個非常認真的人，怎會胡說呢？一九九七年，我為父親研發出來的拋光蠟到昆山一帶找工廠用地，是小額投資，遇到不同地區幹部搶生意，其激烈使我大開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於是咬定縣是地區激烈競爭的主角。到四年後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這競爭制度的密碼。詳細的解釋可見二〇〇八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國遇到的經濟困難沒有九十年代那麼嚴重，但上述的六點彈性調整我們今天是沒有了，是以為難！下面的十一項建議要是能一起推行，應可拆解。

十一項建議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項建議如下：

（一）新勞動合同法一定要取締或替代。

此法是中國經濟發展從極盛轉向疲弱的導火線。因為此法，二○○八年我說清楚，中國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發表過十一篇文章，大聲疾呼，力陳該法會是中國經濟發展從強變弱的轉捩點，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樓繼偉先生說該法要修改。這不對，該法要撤銷，或以私訂合約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經濟超過半個世紀，被西方譽為合約經濟學的創始人。該洋洋九十八條的勞動合同法是從西方抄襲過來的，百鳥歸巢，亂抄一通，合同或合約的用途何在他們沒有考慮過，是悲劇。我們要知道勞動力或生產要素合約是一種產品市場合約的替代，用以協助謀取分工合作可以帶來的巨利。該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費用，使工廠紛紛拆細，也使外資見而生畏。雖然不少地方幹部招商時說不執行該法，但打起官司法庭要判案。恐嚇或勒索的行為無數，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師及專于搞事的人。一般不會推到法庭那麼高，以小款和解常見。當然，該勞動法對從事高檔產品的大機構為禍較少，但高檔的發展不能沒有低檔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議，是採用合約退出的方法來逐步替代政府的勞動合同法。這是說，勞、資雙方可以選用私訂的合約，你情我願，條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訂合約的，政府的合同法無效；沒有私訂合約的，該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讓社保毀滅中國的文化。

社保也是從西方抄過來的。在美國，他們的社保有兩次近於破產。我們要知道他們的文化跟中國的不同。在美國，子女讀大學往往要向父母借錢，而父母老年衣食無著時，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國呢？我們論孝，而子女不在親朋戚友會照顧也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我認為這些是中國文化的美德。“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悲痛西方沒有聽過。

中國的孝道文化可見於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闡釋，是論孝可以減低社會的交易費用，所以歷久猶新。聽說有一位海歸的經濟學家反對中國論孝。此君讀得太多番書尚屬難怪，連交易費用也沒有聽過卻奇哉怪也。

還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一般遠低於市場投資的平均回報率。原因何在不好說。撤銷社保工資會增加，讓受雇者自己儲蓄與投資是正著。

我最擔心的，是連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國孝道文化，有朝一日會灰飛煙滅，被從西方引進的社保不革而掉！社會的交易費用因而提升，天倫之樂變為陳跡。這是嚴重問題。文化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來，如果中國的孝道因為引進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續下去一定會消失——在今天的世界，會一去不返。那是誰的責任？我在這裡勒碑誌之！

（三）要讓內地市場保護文物。

這幾年我為見到中國的出土文物在國外的拍賣市場大量湧現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歡見到老外欣賞中國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為北京不容許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場成交。

我當然不贊同盜墓的行為，但公有的土地是無從禁止的。據說文物出口不難，因為海關人員分不開孰真孰假——事實上假貨不少。容許出土文物在內地市場成交會鼓勵這些文物留在中國。這也會鼓勵盜墓。但土地公有是一個大麻煩，無從拆解。

這些年北京重視——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化與文物，是好事。源於地下市場，今天內地有很多民營博物館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來愛國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勵這些文物多留在國內，我想不到有什麼方法能比得上放開內地的文物市場，讓市價挽留。再者，喜歡研究或欣賞中國文化的人，拿著一些實物在手觀摩是遠勝到博物館隔著玻璃看。

（四）灰色地帶目前不要管。

說起中國的文化，宴客與送禮都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遠比西方來得誇張。想想吧，跟美國的朋友一起到餐館進膳，結帳不僅各自付錢，就是小帳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國呢？我見過互爭付帳而打起架來！過年過節的紅包與送禮的慷慨不僅老外聞所未聞，就是香港人也沒有那樣誇張。

目前的問題是因為肅貪，北京大事約束送禮與宴客的行為。我曾經提出在縣際競爭的制度下，地方幹部與投資者是合夥人，送禮與飲食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

這裡我們不能排除一些宴客與送禮（尤其是後者）屬貪污行為，而在貪與非貪之間有好一片灰色地帶。我的建議，是在目前的經濟困境中，這灰色地帶北京最好不管。我們要等經濟回復到十年前的活力，才考慮這灰色地帶要怎樣劃分得清楚一點。

還有一事。我們知道有些非常能幹而對國家作出過大貢獻的幹部被關了起來。但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將功贖罪的說法與典故，在經濟環境霧靄沉沉的今天，我希望習近平先生考慮一下“將功贖罪”這個中國文化傳統。

（五）縣際競爭的獎金要補充。

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的優越性曾經冠於人類歷史，我曾經花了四年研究，寫過一本小書解釋了。目前的一個重要麻煩，是作為獎金最重要的源頭——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來愈少了。給幹部們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與香港的路，中國目前辦不到，就是辦得到也不會有獎金制那樣有活力。北京應該不難想出其他增發獎金的方法。

這裡我也建議北京考慮索性把近於一個商業機構的縣改為源於英國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國，無數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規格與法律處理。這不是淺學問，源於英國，為的是要劃分清楚城市與上頭之間的權利與任務。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於處理公務，不做生意，雖然在法人與法律的規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們知道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單位，中國的縣有很悠久的歷史。在這裡我建議試行中西合璧，讓縣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規格與保護，說不定他們可以各自想出自己的獎金制。只要他們管理得宜，市與省上頭有合理的稅收，就放他們一馬。

（六）讓醫生掛牌會牽一發動全身。

儘管不少朋友向我們投訴，但比起西方，我認為目前中國的醫療制度不是那麼差。然而，明顯地，那常見的、動不動要露宿街頭或請黃牛輪取掛號的現象絕不可取。何況大多數的求醫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著跑到醫院那麼誇張。

我建議容許私營（內地稱民營）的醫生在醫院之外掛牌行醫，也容許私營（民營）的化驗或檢查室商業化。這些會大幅減少醫院的擠迫。原則上，理論說，一般的小病，私營的收費是醫院的收費加輪取掛號的麻煩所值。這樣一來，同樣的政府資助，公立醫院的醫生與護士會因為人手減少了而加薪，紅包的需要就減少了。這也是說，同樣的政府資助，排隊掛號的時間浪費的所值會轉到醫院的醫生及護士的收入那邊去。

醫藥方面也有很多問題，半真半假的藥物，會因為有私營的競爭而減少。要記著，不要引進西方的醫療保險制度，因為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師費！我認識一位元朋友被醫壞了，打起官司，勝訴，所獲賠償八成歸律師。水出魚，魚飲水，這些律師費是算進了醫生的收費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醫療保險，好些時見死不救。病救，但約束藥物與療法，見病危不救。這樣的文化中國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幣下錨重要。

我曾經發表過多篇文章，解釋人民幣要以一籃子物品或商品的物價指數為錨，這裡不再說。要再說的是下這樣一個穩定、保值之錨，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要放棄。央行的職責主要是守錨，利率與匯率皆自由浮動。貨幣是用作協助貿易與投資的。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是在無錨制度下我的深交弗裡德曼的發明，闖禍機會不少，而弗老認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闖大禍收場。日本的貨幣政策失誤，一闖就禍害四分之一個世紀，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兩年前聽到央行要讓人民幣的利率自由浮動，但在無錨的貨幣下，這是辦不到的。跟著就是央行頻頻調校利率與貨幣量，這些是貨幣政策。香港採用的，是英國十九世紀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鈔票局制度。這制度不能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利率要跟著它勾著的美元走，貨幣量的變動也是被動。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容易採用鈔票局這個制度，而即使可以採用，也會被勾著的貨幣的國家牽著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著人家變動而變動。以一籃子商品的物價指數為錨，是一個貨幣獨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鈔票局制度一樣，以貨幣調控經濟的政策要放棄。

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重要，因為可以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但美元、歐元、英鎊等也在國際上爭生意。二戰前英鎊雄視天下是英國成為日不落國的主要原因。中國不要操控他國，但有巨利可圖的人民幣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幣出去，不打回頭是賺了一元，打回頭是賺了利息。

在國際上做貨幣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樣，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國際貨幣殺下馬來。我建議的下錨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幾年前，人民幣勢強，有明確的好面目，如果當時北京接納我的建議，下了一個保值的錨，把人民幣大手推出國際，中國不會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認為不要趕著推出國際。先下好一個保值的錨，等到人民幣回復強勢，才大手推出去。

（八）撤銷所有關稅重要。

兩年前我在深圳大梅沙講話，說經濟大蕭條不要從經濟下滑多少看，而是要從不景多久的年日看。當時我說世界可能進入了經濟大蕭條，今天看是不幸言中！源於信貸膨脹然後破裂的大蕭條很難處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與八十年代後期起的日本是例子。八年前起自美國的金融海嘯也是。

回顧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惹來的禍，弗裡德曼說的貨幣政策失誤是主要起因，後來該蕭條歷久不去主要是因為舉世一起採用國際貿易的保護主義。這觀點二十多年前英國大師希克斯向我提出，後來我搜查資料認為他對。

不管有沒有大蕭條，我歷來認為中國要撤銷所有進出口關稅。我不僅認為中國會勝出，就是鬥不過人家也有大利可圖。今天縱觀天下大勢，中國撤銷所有關稅會把整個地球的經濟搞起來。跟他國一起全部撤銷當然是大吉大利，中國單方面先撤銷也是一著好棋。這是因為以關稅留難中國貨的國家不會不知道，中國一旦提升進口稅，他們的工業會紛紛倒閉。一個進口大國就有這樣的阻嚇力。再者，昔日中國的進口稅是為了保護工業，今天看是保護劣質產品！北京不是要騰籠換鳥嗎？

（九）撤銷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又是從西方抄過來的。美國稱反托拉斯。我曾經是美國電話公司與加州標準石油的反托拉斯顧問，認識的反托拉斯專家無數。絕大部分專家反對反托拉斯，只是有關的律師與經濟學者可以從這些官司中賺取不少錢。

從我參考過的無數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國電話的“拒絕”行為有問題。困難源於很多年前，他們發明了價值連城的半導體，但政府當局不容許他們進軍電腦生意，換來的是他們有電話的壟斷專利。他們歷來以為有這項權利，所以拒絕與競爭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訴時，他們才知道政府給他們的電話壟斷專利只是默許，找不到足夠的檔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財政司彭勵治問我要不要推出反壟斷法。我說香港最大的壟斷者是政府當局，你們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壟斷地球上找不到幾個有經濟效率的實例。我向彭老解釋得頗為詳盡，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國企或政府自己的壟斷權利嗎？我沒有異議，但我打賭他們不會做。反民營或外資的壟斷呢？我反對，因為這些壟斷一般是從競爭中勝出的。把微軟趕到越南去沒有什麼意思吧。商業的行為千變萬化，是否源於壟斷是深學問，要證明這些行為對經濟有害，我不相信內地有專才可以做到。何況打起反壟斷官司，在美國動不動需要十多年，費用奇高。中國的反壟斷官司為時甚速，反映著被訴者只是要息事寧人，不願意大手花錢跟政府鬥法。目前中國的反壟斷法把外資嚇跑是明顯的。我們要知道引進外資主要不是為了引進他們的錢，而是要引進他們的科技知識。北京不撤銷反壟斷法，帶來的間接損失會是龐大的。

（十）鼓勵捐錢是扶貧的最佳方法。

中國窮人不少，扶貧重要。我認為溫家寶先生撤銷農業稅是他在任時走的一著高棋，但我認為通過抽稅來扶貧是劣著。北京要鼓勵捐錢才對。

我認為很多人喜歡捐錢，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錢捐出去，但因為種種原因不容易見到有好效果。見不到好效果就懶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塊達到捐者意圖的人的手或事項，捐錢的人會高興。但所有資料顯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錢給某些人從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中國捐錢比香港麻煩。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為內地需要扶助的人遠比香港為多。重點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讓捐者見到效果。

（十一）大學制度非改不可。

北京花很多錢給大學與學術研究，但大學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團糟。我們不容易明白開放改革了那麼多年，就讀大學的天才學子無數，為什麼稱得上是思想大師或國際大師的是那麼難得一見。美國的大學算文章數量是當年越戰惹來的禍，主要是在次等大學出現。中國偏偏就要學人家最壞的。可能要禁止言論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為什麼要廣及全部？為什麼北京上頭從來不管我發表的講話或文章，但下面卻左管右管？為什麼中國的大學的卓越學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師沒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書，題為《科學與文化》，細說了中國的大學應該怎樣改進。我當然指責，當然罵。該書是在北京出版的，你們買來看看會知道他們完全不管我的言論。他們既然放我一馬，原則上他們可以大放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內要發展的思想與研究，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是非常艱巨的創作。薪酬多少屬其次，思想與言論要有天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國培養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國際的思想大師，經濟怎樣發達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學問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去的。我建議北京挑選三間大學，重於研究的，每間給他們幾年早就預算給的經費，然後放手讓他們搞。收學費與教授工資全部放手讓他們彈性處理，然後幾年後才聘請專家看看效果。像我這樣的過來人，一間大學的斤兩為何是很容易判斷的。

結語：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學問的。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讀本科，博士後出道任教，三個月後升為正教授。巴澤爾在回憶中寫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內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第一把手。諾斯也在他的回憶中寫下，我是華盛頓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提到這些，因為我曾經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學生，只是後來碰著機會，讓我把八位大師的學問綜合起來，作為己有，然後在他們面前表演一下炎黃子孫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澤爾及諾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個會議中，科斯約見我，說：“聽說中國可能改革。你對經濟制度的運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國去。”這是一個難題。當時我在美國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業的研究還在進行，有兩個念小學的孩子，怎可以舉家搬到香港或中國來呢？有幾個理由促使我回歸，其中最重要是二戰時我在廣西逃難，衣食無著，見到一個一個的小朋友死掉。當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後來遇到上面提到的機會，一發勁就打開了學問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國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們欠缺的只是一點機會，說不定我可以幫他們一把。這也是為什麼我對今天中國的大學制度屢發牢騷。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職位雖高，卻不好過。我在西方發表文章不需要通過評審，他們說我靠搞關係。我喜歡作實地考查，他們說是不務正業。用中文下筆，他們說不是學問。是的，在香港工作幾年後，香港某政府機構委託一個委員會評審香港的教授的學術貢獻，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獲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關當局沒有公佈這個偉大的發現。提到這些無聊瑣事，是要同學們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與今天的內地，對學問的認識跟當年的美國有很大的差別。當然，美國也不乏無聊之輩，但那裡的學術高人根本不管這些瑣事。他們只著重一個學者表達的思想有沒有一點新意或一點深度。對他們來說，發表的文章是多是少是無關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還沒有一個西方博士。這救我一救，因為在當時那裡沒有誰認為中文不是學問（今天，在內地用中文下筆也被認為不是學問了）。當年用中文下筆，我一口氣寫下了三本書：《賣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六）。北京的朋友不僅閱讀，他們盜版（使我高興是政府當局盜版）！書中的資料很多是他們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協助，我要看什麼合約他們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協助，帶我到首鋼視察他們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鋼的宿舍住了兩個晚上）。他們帶我到杭州、溫州、福州、廈門等地作實地考查。十多年後，地方幹部朋友給我提供詳盡資料，讓我在二〇〇八年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麼愉快的一面。如果你們細讀我以中文寫下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會發現我的建議跟國家後來採用的政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謀而合，但進入了新世紀[3.02% 資金 研報]，就變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發表的反對出口從量稅的文章，發表後商務部托人給我電話，說他們聽我的，不推出這從量稅。

我不是個改革者。我只是為了關心中國青年的前途而發表一點意見。從蛛絲馬跡看，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見到一點效果，但之後不再。這個有趣的轉變要怎樣解釋呢？有幾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國的經濟搞起之後，利益團體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變得有點未富先驕。協力廠商面是從海外回歸的經濟學者不少，而他們的博弈理論、函數分析與回歸統計，跟我認為有解釋用場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與競爭含義這三者的合併發揮是完全兩回事。一時間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亂了。

個人之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經濟學發展走入了歧途。無從觀察的術語太多，對解釋世事毫無用處，這樣的研究所獲傳世的機會甚微。從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寫下長達千多頁的《經濟解釋》，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該書可傳世逾百年了。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名頭是什麼我歷來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傳世，數十年來我是不斷地爭取的。我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年發表，今天還在。一九六九年發表《合約選擇》，一九七〇年發表《合約結構》，一九七二年發表《婚姻合約》，一九七三年發表《蜜蜂神話》，一九七四年發表《價管理論》，一九七七年發表《座位票價》，一九七九年發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發表《商業秘密》與《中國去向》，一九八三年發表《公司性質》——這些都超過了三十年。因為專於解釋，頻頻驗證，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為經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讀物表中常見。

今天我八十歲，走進了生命的黃昏。回顧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豐富。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這期間中國的變化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時而日星隱曜，時而皓月千里。是那麼精彩的人類歷史的一個片段，而我所學剛好可以解釋發生著的是怎麼一回事。但我是個炎黃子孫，這裡那裡感情的涉及無可避免，所以我有時拍掌，有時責駡，有時大聲疾呼。這些行為來得有點誇張，違反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開來細看，我認為最精彩是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鎔基掌管經濟的那十個年頭。人類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經濟可以飆升得那麼快，其速度否決了所有的經濟增長理論，否決了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否決了費雪的利息理論，否決了凱恩斯的通論，支持著的只是我提出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理論。

做學問我是為了興趣，追求的是真理與思想傳世。外人看似乎有點無聊，也可能真的是無聊玩意，但作為學者我就是這樣追求。老實說，我認為富有的人追求金錢比我更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