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索羅斯與六喬治·索羅斯與六四事件

(喬治·索羅斯（英語：George Soros），本名是捷爾吉·施瓦茨（György Schwartz），匈牙利出生的美國籍猶太裔商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股票投資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現在他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是外交事務委員會董事會前成員。他以在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而聞名世界，在美國以募集大量資金試圖阻止喬治·布希的再次當選總統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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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與六四事件

1986年年初，索羅斯向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願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6 月，在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北京動亂後，參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布達佩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後，陳向鮑彤(原趙紫陽的秘書）匯報了此事。10月，陳又和索羅斯在北京會談並簽署了協議，成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責成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匯報過，趙也同意。隨後，索羅斯就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1986年底，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初，索羅斯向基金會匯來25萬美元，據有關部門調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 一筆特別經費，經向中央報告後，1988年1月趙紫陽批示結束體改所和索羅斯的關系。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掛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 月，索羅斯一共匯來250萬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個方面：一部 分用來派赴美國的人員和接待美國來華人員；用50萬美元進口美國和西方的社會科學書刊；25萬美元建立一個政治性沙龍；明確撥10萬美元給體改所專用，可以不經審批。其他用於文化事業。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一是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顧問委員會有4人和中央情報局有關系；三是鮑彤和陳一諮與基金會並沒有脫鉤，索羅斯來華兩次，其私人代表來過三次，都和他們有過接觸；四是1988年8月索羅斯的私人代表來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後來他說已與陳一諮通話，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情況，中央領導中意見分歧，經濟形勢不如去年，知識分子不滿情緒很大。他本來要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後即提前回國。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亂中，在幕後進行策劃和公開進行煽動的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這個基金會的錢去美國的。原基金會的中方主席陳一諮表現尤為突出。 4月21日體改所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萬歲"的大氣球就是陳支持搞的。4月24日陳對人說這次主攻的目標是解散中顧委。5月19日，在陳的主持下，以體改所等單位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6點聲明，攻擊共產黨和政府"違背良知"，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體改所等單位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再聲明，煽動群眾對抗戒嚴令，提出了罷免李鵬。5月21日，陳一諮人將25000元人民幣送交非法組織"高自聯"、"外高聯"使用。可見，這些所謂趙紫陽的智襄人物實際是美國培植起來的。就在5月23日，索羅斯給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諮來信說，不得不終止協議，理由是：一、鑒於中國局勢；二、趙紫陽先生已離開領導位置。索羅斯在來信中毫不掩飾地說，在過去兩年裡，我們之間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對不得不終止協議而表示遺憾。（原載《中流》一九九七年第八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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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與中國

·光　明·

　　索羅斯被譽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其個人的對外政策，又能付諸實施的人”。他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１４歲上，因逃避納粹迫害，來到倫敦投奔親戚。因為英語欠佳，又無談話對手，不得不一度與海得公園“講演人角”裡的那些怪人廝混。在投考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時，曾因英語不過關而重考。入學後，始服膺哲學家波普（ＰＯＰＰＥＲ）的“開放社會”學說。他於１９５６年懷揣５千美元來到華爾街闖蕩，迅即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理財家”而致富。到此為止的人生故事並不算特別，但在他５０歲上，經歷了“中年危機”（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說，叫“男性絕經”）後，卻一而變為矢志于人權，人道事業，欲實現其“開放社會”的主張。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本有關他的傳記問世（ＳＯＲＯ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Ｃ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本書首次披露了他如何以其一人之力，投入１０億美金之巨，建立“開放社會基金會”，在全世界向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挑戰的經過。其中有關他與中國民運的一段瓜葛，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從匈牙利開始

　　且讓我們從頭道來。１９８３年深秋的一個周日，索羅斯來到布達佩斯的一個朋友家裡，他來詢問如何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和黨控制的基金會，以贊助文化和教育專案。當時的匈牙利人對基金會並沒多少概念，全國也找不出一個真正獨立的，不受党領導的組織。不過，索羅斯和他在匈牙利的朋友們發現，以卡達爾（ＪＡＮＯＳ　ＫＡＤＡＲ）為首的當時的匈黨，並不完全拒絕與一個華爾街的闊佬建立某種合作，以便向西方證明他們經濟改革的決心。談判中雙方為了基金會的組織結構，領導權等細節爭論不休。一波三折。傳記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最後達成共識的基金會是一種“雙軌制”模式，基金會“隸屬”（或掛靠？）匈最高學術機關科學院，基金會負責審批專案的管理委員會由索羅斯與科學院的秘書長共同擔任，索羅斯擁有對專案的撤資權，即一旦發現政治干擾，他有權中斷和撤回全部資金。基金會的專案執行機構也有兩套人馬，本來安全部堅持基金會工作人員必須從他們的幹部中招聘，索羅斯堅決不幹，幾乎鬧崩，後來雙方各出一個代理人共管，所有決定需由兩人共同簽字。安全部指定的那位代理人後來在工作中逐漸理解了索羅斯的事業，並放棄了共產主義，在１９８９年匈共下臺後，他被挽留在基金會繼續工作。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８日，“匈牙利科學院／索羅斯基金會”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標誌著匈牙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走向衰亡的重要一步”。是全世界共產主義政權第一次與私人機構就社會和文化事宜的合作。

　　基金會成立後的第一個成功的專案是向匈牙利文教機構贈送海外圖書，不少是禁書。第二個項目是引進施樂（ＸＥＲＯＸ）影印機。當時在匈牙利的科研機關，複印檔需填表並附上要印的材料報批。報批過程需好幾個星期。影印機在索羅斯的眼中即是開放社會概念的一個形象體現。它體現的是資訊的自由流通和人們對資訊的自由的採集和加工。而這正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之所在。基金會連續幾年每年為各大文教機關提供２００多台最新款式的施樂影印機。不久，匈牙利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就開始享受其便利了：“人們複印任何想印的東西，研究報告，情書，政治和宗教小冊子……”

　　４年以後，１９８９年，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便土崩瓦解了。

　　來到中國

　　索羅斯與中國結緣來自一本書，“革命之子”（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作者梁衡。梁衡生於１９５４年，１９７８年考入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與來華進行教學和研究的美國學者ＪＵＤＩＴＨ相識相愛，兩人於１９８０年結婚，翌年來到美國。１９８３年梁衡在妻子的幫助下出版了這本追憶文革中童年故事的自傳。筆者在本校（康乃爾）的圖書館查到了本書，共出兩版。從前言看，西方人顯然對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的內心世界很好奇。

　　匈牙利在索羅斯的眼中並不比其他國家更近些。他當初之所以選擇匈牙利作為他的突破口，用他的話說，全是因了“該死的語言”，借助共同的語言，“他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匈牙利人的內心和希望，也更清楚誰值得信賴”。通過“革命之子”他認為本書的作者可以成為他通向中國的橋樑。１９８５年，索羅斯給梁衡打電話要求見面。

　　梁衡帶著使命回到中國，他見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陳一諮，當時趙紫陽的經濟顧問，經濟改革研究所的主任。陳和趙紫陽的副手鮑同對梁衡所說的這位索羅斯和他要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很感興趣，他們很快同意了索羅斯的第一個建議：資助中國的經濟學家去匈考察那兒的經濟改革。在布達佩斯，專程前往的索羅斯和陳見了面。索羅斯向陳介紹了他的設想：建立一個中國人所有，為中國人所用的獨立的基金會。資金由他提供，但是專案資助需通過由無干係的專家主持的公開競爭獲得。基金會將採用匈牙利模式，經濟改革研究所作為合作夥伴，索羅斯和陳本人為基金會共同主席，雙方都有專案的否決權。梁衡是他的私人代表。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索羅斯和他第二任妻子ＳＵＳＡＮ來到中國，鮑同與之簽署了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有關檔。此舉被譽為出人意料的和空前的進展。索羅斯視之為繼匈牙利之後的又一勝利。

　　基金會開始運轉後，梁衡按照索羅斯的指示，開始步調較小。基金會只雇了４個人，第一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２００人提出了申請，５０人獲得了資助。其中有民間藝術工藝品收集專案，後來又有傳統音樂採集等專案。１９８８年當年的項目申請已達２０００例，其中２０９獲得批准。其中有戴晴，她借此完成了三峽建設的生態和社會後果的調查。

　　但是，大部分的資助給了同經濟改革研究所有關的人。索羅斯對此很煩惱，他多次要求梁衡制衡陳一諮，他認為陳想獨佔資源。他告誡梁要擴大申請受理範圍，使之近可能多地為中國人所用。同時他警告梁基金會要當心政治陰謀。

　　但是基金會還是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政治漩渦，這本是索羅斯一心要避免的。改革派及其對手都認為基金會是改革派的一個附屬機構。這並非索羅斯的初衷，雖然他同情改革。他的設想是基金會應高於政治。但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索羅斯和基金會成了政治關注的物件。這樣，他就逐漸失去了對中國的興趣，而把興趣轉到了剛剛建立的俄國的基金會上了。

　　１９８７年，在一份供高層傳閱的檔上，索羅斯被認定是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目的是利用基金會削弱共產主義。這些指控同當時對學生運動的和改革派的打擊遙相呼應。但是，鮑同提交了一份報告，為索羅斯正了名。鮑還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蘇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葛羅米柯（長期擔任外交部長）剛剛批准了索羅斯在莫斯科新設一個機構，而象葛這樣的人會跟ＣＩＡ的人合作嗎？鮑同隨後建議陳一諮不再擔任基金會的共同主席，另由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取代經濟改革研究所成為新的合作夥伴。索羅斯自己寫到，“我一直對基金會的運作不滿，也不高興可憐的陳一諮把太多的資金花在自己的機構上，所以我天真地想，這下可好了！”

　　但是一切還是換湯不換藥，政治空氣又愈加惡化，知識份子們都銷聲匿跡了。１９８８年底，索羅斯到北京去想看個究竟，他被帶去參觀一個少先隊的移動圖書館，他看到整個是一場戲，人們說的話如同背書，他的“中國人所有，中國人所用”的獨立基金會的夢想就此破滅。１９８９年初，從戴晴的來信中他更得知，安全部的人滲透到了基金會內部。

　　１９８９年春，基金會關閉了。

　　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了天安門事件。

　　在趙紫陽，鮑同等人失勢後，由於擔心他們和其他基金會的收益人的命運，他寫信給鄧小平，表示願意到中國當面澄清事實。他沒有接到回信，但看到他的信被登在了高層傳閱的出版物上。

　　索羅斯後來總結到，“事實證明我到中國設立這樣一個基金會是個錯誤的舉動。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為那裡沒有獨立的和持不同意見的知識份子，我依靠的那些人是黨內一個宗派的成員，他們為宗派所限，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和盡心盡職了。”

□　寄自美國

刊登在 2002 華夏文摘 cm0208d.

本文的引用網址 http://blog.xuite.net/guominminmin/hkblog/162002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