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人向南海海域發展的四個階段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第四卷第四期 第85-98頁

陳仲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本文是就南海地區我國的歷史性區域，即所謂“Ｕ”形線範圍中，包括東沙、西沙、南沙和中沙四大群島等地區，探討國人在該地有四個階段的發展情形。

　　(一)泛稱“漲海”與海域交通的興起：約始自秦漢間，尤其是南越國內附以後，逐漸知道廣南之南有一廣大海域，知其中有島嶼有暗礁等；但航海交通自漢代已經興起。

　　(二)認識南海島嶼：約自宋代及元代期間，國人已逐漸更深入地去瞭解南海海域，活動其群島間。地名開始多樣，島嶼有專名的出現。逐漸認識海底的地形和海流的變化，文獻中多為記述者的親身經歷。

　　(三)在南海活動的鼎盛時期：宋元航海技術的基礎，鼓勵了明初以後國人進入南海諸島的活動頻率。明初鄭和曾七次下西洋，均路經此海域，促進交通與貿易發展。於是海圖的製作更為精細，海域中諸島嶼均先後命名，成為當時的盛況。

　　(四)擴大開發並收入版圖：南海諸島嶼的面積均甚小，海域中的資源實是海洋中的生物。我國廣瓊兩地漁民是此類資源的開發者。自宋代即有水師巡視的行動，明清以後次數更多，清代的疆域地區圖籍已多包括南海諸群島。雖然南海諸群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陷於日本軍方之手；但戰後，於一九五二年的對日和約中明文規定，歸還我國，屬於我國版圖，為國際所公認。

關鍵詞：南海　東沙　西沙　南沙　中沙

壹、前　言

　　我國的南海，國際間通稱為“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自從在六○年代傳出該海域的部份地區蘊藏著大量石油，沿海諸國紛紛占據其中的某些島嶼，並聲稱領土的要求，造成了此地區的情勢緊張，有愈演愈烈的狀況。雖然我國政府早在四○年代，即曾因法國就殖民越南之便，多次侵占西沙群島等地行為，發表該海域諸群島的主權歷來歸屬中國的公告；但是，因利之所趨，仍無法阻止他國對此海域島嶼的侵占，造成現今受國際矚目的紛爭狀況。
　　如就廣義的所謂“南海區域”，實應包括我國東南沿海諸省和香港，澳門兩特區，以及越南，高綿，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汶萊，菲律賓等諸鄰邦。由於地區廣大，國人對上述各地的發展與交往，各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和親疏程度的差異，不在本文中敘述。今就我國對南海海域所主張的歷史海域，即所謂“Ｕ形線”的範圍中，包括東沙，西沙，南沙和中沙四大群島的地區，探討國人在該地四個階段性的發展。

貳、泛稱〝漲海〞與海域交通的興起

　　我國人最早知道在國土之南有一處廣大的海洋，可能是古代南越人；他們生活在此大海之濱，很早就知道這處海洋。嗣後逐漸將南海載記於書籍者，應是在秦漢時，南越國收入版圖以後的事。自其時起稱南海為『漲海』。如：

1.東漢時，楊孚《異物志》云：
〝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楊孚，1982:38)

2. 東漢時，謝承《後漢書》云：
〝汝南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剌史行部。不渡漲海。剌史周敞涉海。遇風，舡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太平御覽卷六十頁一)

3. 三國時，葛震《南州異物志》云：
〝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太平御覽卷七百九十頁七)

4. 三國時，康泰《扶南傳》云：
〝漲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覽卷六十九頁三)

5. 康泰《吳時外國傳》云：
〝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風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紡績以作手巾或作燈注用之不知盡。〞(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六頁八)

6. 《梁書》，〈諸夷列傳〉扶南國條云：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

　　　〝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詢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梁書卷五十四）

　　梁書這兩條資料，在《南書》〈夷貊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南史卷七十八）

　　7. 《隋書》，〈地理志〉龍川郡條云：
　　　〝新豐縣，十八年改曰休吉，大業初省入焉。有龍山、亢山。有修江。博羅、興寧、海豐有黑龍山。有漲海。〞(隋書卷三十一)
　　8. 《舊唐書》，〈地理志〉南海條云：
　　　〝南海：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已前，是為荒服。秦滅六國，始開越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以謫戍守之。〞(舊唐書卷四十一)

　　9. 《舊唐書》，〈韓愈傳〉云：
　　　〝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10. 《宋史》，〈外國列傳四〉交阯條云：

　　　〝先是，欽州如洪、咄步、如昔等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連年剽掠。二年，以工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堯叟為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始至，遣攝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齊詔勞問桓。堯叟又至如昔，詰得匿文勇之由，盡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召潮陽鎮吏付之，且戒勿加酷法。成雅得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且言已約勒谿洞首領，不得騷動。七月，太宗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齊詔書，充國信使，以美玉帶往賜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宋史卷四百八十八)
　　以上這十條文獻中所謂的『漲海』均是泛指我國南海地區。對於那大海中的情形如何，似乎均不甚瞭解。或說『中淺而多磁石』，或『有大火洲』，或『無崖岸』等，均是某些傳說。所謂『磁石』，指的是暗灘、暗礁，船踫到會擱淺遇難，像被磁石吸附住而無法脫身。（林金枝，1992:28）

　　其實自漢代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間，我國人在南海的活動已經很多。那時造船工業水平已不低。依據一九七四年在廣州市發現的秦漢之際的一處造船工場遺址的遺蹟推算，其時已可建造長約二十公尺，載重約五六十噸的船隻。(廣州市文物管理處，1977:1-16）以二千二百年前所造的此類船隻航行於南海則是可確定的。又如晉代時法顯和尚到印度求經，歸途自海路而回。他著有《佛國記》一書，記載航行途中的情景。（釋法顯，1922:1-40）因而知道，至少在晉朝，我國對海外交通可及於東南亞的中南半島、爪哇、婆羅洲一帶，遠者更通到印度洋之地。（劉繼宣、束世澂，1934:1-4）其海上航行的活動範圍已遠超過南海的海域，這是第一階段性發展。

參、認識南海島嶼

　　雖然『漲海』一詞仍在宋代史籍中沿用著，但自宋代的書籍中，有更多關於南海中諸島的描敘。例如：

　　1.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地理門〉三合流條云：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濆湧而分流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海洋，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泄，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為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周去非，1964:4432）

　　　　這條資料已知在南海諸島間有三個方向不同的大海流。似乎指的是在東沙群島附近的海流情形。同時已見『長砂石塘』之名。

　　2. 宋代《瓊管志》云：

　　　〝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引自《輿地紀勝》，卷一）
　　　　這是用『千里長沙，萬里石塘』泛稱南海諸島之始。（林金枝，1992:29）

　　3. 趙汝适《諸蕃志》云：
　　　〝貞元五年，以瓊為督府，今因之。徐聞有遞角場，與瓊對峙。相去約三百六十餘里，順風半日可濟。中流號三合溜，涉此無風濤，則舟人舉手相賀。至吉陽，迺海之極，亡復陸塗。外有洲曰烏里、曰蘇吉浪。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繫焉。〞

　　　　是以『千里長沙、萬里石床』稱南海諸島。（趙汝适，1935:86）

　　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崖州條記：

　　　〝宋天禧二年，占城使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歲不達。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顧祖禹，1956）

　　　　宋代的文獻中，多以『長沙』、『石塘』、『石床』、『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等稱南海中的島嶼。

　　5.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廣南東路條云：

　　　〝廣州南海郡古百粵也，皆蠻夷所居。自漢以后入為郡縣。唐為清海軍節度。本朝平劉張復建方鎮，為一都會。提舉十六州兵甲盜賊，控外海諸國。有市舶之利，蕃漢雜處。命王師出戍。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山二百里，治舠魚入海戰艦。其地，東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東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門山，二十里皆水淺，日可行五十里，計二百里。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曾公亮，1988:753）
　　是在屯門山西南方三百餘里，南海中有『九乳螺州』，大約是西沙群島之地。

　　6. 吳自牧《夢梁錄》，江海船艦條云：

　　　〝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若經崑崙、沙漠、蛇龍、烏豬等洋，神物多於此中行雨。上略起朵雲，便見龍現全身；目光如電，爪角宛然，獨不見尾耳。傾刻大雨如注，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吳自牧，1956:235-236）

　　　　此是用『七洲洋』稱南海中的島嶼。

　　7.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二王之立條云：

　　　〝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杰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返。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陳邦瞻，1983:742-743）

　　　　這條文獻是說宋端宗曾經逃至南海中的『七里洋』避難。

　　8. 《元史》，史弼傳云：

　　　〝（至元）二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墨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宋濂，元史卷162，列傳第49，頁1816）

　　　此是元代至正二十九年（1292），史弼率水師五千人巡行交趾、占城界時，曾經過『七洲洋、萬里石塘』。

　　9. 《元史》，郭守敬傳云：

　　　〝（至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宋濂，元史卷164，列傳第51，頁1839）

　　此條文獻中所說的二十七處測驗所，其中的四海測驗中的南海，依據《元史》天文志云：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瓊州：北極出地一十九度太。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宋濂，元史卷48，天文志卷第1，頁12,14）

　　　　郭守敬在南方所設的測點已經過了朱崖。在南海的測點相當於今日的西沙群島。該地其時似乎已是元朝的疆域。（佟柱臣，1991:314）但又有學者說，可能是在當時林邑，今越南境內。（曾昭璇，1990）

　　10. 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云：

　　　〝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亙海中，越海諸國。俗云萬里石塘。以余推之，豈止萬里而已哉！舶由玳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里計之，萬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脈歷歷可考。一脈至爪哇，一脈至渤泥及古里地悶，一脈至西洋遐崑崙之地。蓋紫陽朱子謂海外之地，與中原地脈相連者，其以是歟！觀夫海洋泛無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則吉，遇之則凶。〞（汪大淵，1936:139）

　　《島夷志略》一書是汪大淵於元天歷三年（1330）和至元三年（1337）兩度隨商船遊歷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共歷時八年中，所寫的各地風土人情。這段記載是他親身航行南海的經歷中，初步探討了包括南海諸島在內的南海海底的地脈構造。此點可說明我國人在南海的航行經驗更加豐富。（林金枝，1992:29）
上述自第1至10條文獻資料中，顯示宋元間國人已逐漸進入南海的諸島群中活動。從資料中至少可發現下述的四點現象。

　　1.南海中的地名多樣。例如石塘（石堂）、長沙（長砂）、千里石塘、萬里長沙（萬里長堤）或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萬里石床）等泛稱南海諸島。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僅宋至清四代記載南海諸島的文獻圖籍多達百種，名稱有二十多種。其中宋代有圖籍七種，名稱五種；元代圖籍四種，名稱三種；明代有圖籍二十二種，名稱八種；清代有圖籍七十多種，名稱二十一種。（林金枝，1981:118-140）

　　2.島嶼有專名的出現，或是某名稱專有所指。例如第1至4四條資料中的『長沙、石塘』，均指的是東沙群島。第5條中的『九乳螺州』、第6、8兩條中的『七洲洋』、第7條中的『七里洋』均指的是西沙群島一帶。（佟柱臣，1991:313,314）

　　3.文獻中有作者親身經歷南海的記事。例如三國時的康泰於吳孫權黃武五年，受交州刺史呂岱的指派，前往東南亞諸國為使臣。返國後，寫《吳時外國傳》和《扶南傳》兩書（資料第4、5兩條）。其時同行者另有朱應，曾寫作《扶南異物志》一書。（顧海，1990: 6-8）又如資料第8條，史弼帶軍五千人巡行南海，歷交阯、占城界。以及資料第 9中的兩條，已在林邑或西沙群島設天文測驗點。此兩事在古時均具有宣示疆土領域的意味。

　　4.宋時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已注意及東沙群島附近的三大海流的流向。到元代時的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更是注意到海底的地形骨脈。這是其時觀察南海的自然地理，自外表更深入到海底內部的探查。

　　以上四點現象，充分說明國人在南海海域和其中的島嶼已有了深入的觀察和認識。顯然在此海域的活動已很頻繁，這是第二階段性的發展。

肆、在南海活動的鼎盛時期

　　在宋元航海術的基礎上，明代以後，國人對南海諸島群的活動，更是頻繁。其中以明朝初期，成祖疑惠帝逃往南洋，授命鄭和往南洋找尋。鄭和在公元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曾經七次下南洋。依據鄭和的航海史料，以及學者相關的考釋，他的船隊在自中國通向阿拉伯地區的印度洋航路網，有三十五條航路。（孫光圻，1993:83-87）鄭和的航跡遍布中國南海、東南亞、印度洋和非洲東海岸諸地。最後一次與鄭和同行的馬歡和費信倆人，在航行回來後各自寫下了《瀛涯勝覽》(1416)和《星樓勝覽》(1436)兩部書。對於南海諸島的地形和自然環境等均留下清楚的記錄。其後又有黃衷著《海語》(1536)、張燮《東西洋考》(1617)、《順風相送》等書均是明代的航海指南；其中多記錄南海諸島的位置、航路、海流、風候和海洋生物等事物。（佟柱臣，1991:314）
　　由於明代國人在南海的活動頻繁，在航行過程中的見聞多有著錄，也廣為流傳。其中更不乏圖籍資料。其實海道圖籍的書在宋元時即已出現。例如王應麟《玉海》中已編有『紹興海道圖』。《諸蕃志》作者趙汝适也曾經親閱『諸蕃圖』。可惜這類海圖均已失傳。元代《海道經》一書中附有『海道指南圖』是現存的最早一幅海圖。（孫光圻，1993:157）明代因已有宋元時的基礎，海圖的發展更是進步。譬如，茅元儀所著《鄭和航海圖》，該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收在茅氏所編輯的《武備志》中。因為此圖中所標明之航線與地點同祝允明《前聞記》中所記載鄭和最後一次（1431）下『西洋』的內容相合，一般學者均假定為鄭和所使用過。故簡稱為《鄭和航海圖》。圖以南京為起點，向東出長江口，然後向南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而下；再折向西行，經東南亞、南亞、西亞而至曼八撒（今非洲東岸肯亞的蒙巴薩Mombasa）。圖中標出地名達五百餘處。並附有航線與針路。（顧海，1990:220,221）

　　海圖在明代的發展中，原為記載南海中諸島嶼所用的所謂石塘、長沙、七里洲、七洋洲等泛稱，已經不足以滿足個別島嶼的需求。於是當時就以皇帝年號，如成祖的『永樂』、宣宗的『宣德』等名稱命名南海中的某特定群島。也用朝廷命官使臣的名字以為紀念，如紀念太祖時至南洋的趙述有『趙述島』、成祖時的施晉卿、鄭和、王景宏，有『晉卿島』、『鄭和群島』、『景宏島』，又與鄭和同時出使的有尹慶、費信、馬歡等人，均各有紀念他們的島嶼。又如明代楊道明氏開發三佛齊，因而有『道明群島』甚至在明末因紀念潘和五氏反抗西班牙的侵略，有『和五島』等。類似此類以人名命名的例子，其島嶼均在西沙和南沙群島中，說明了其時他們都經過這些島嶼，可為明代人注重南海的開發，也可見其時的鼎盛情形。(佟柱臣，1991:315)清代自十七世紀以後，正是西風東漸之時，有關南海的方志圖籍出現的更多。例如陳倫炯《海國聞見錄》(1730)、謝清高《海錄》(1820)、魏源《海國圖志》(1842)等，不勝枚舉。為島嶼命名，繪製海圖，進而將詳情著錄於書籍，顯示更深入地暸解此區域是第三階段的發展。

伍、擴大開發並收入版圖

　　經過宋元明三代我國人對南洋諸國的交通，其中貿易是一大主要因素。在航海中，經常經過南海諸島，逐漸對這些島嶼的熟習，自然會想到採取其地的資源而去生活經營。由於地屬海洋島嶼的自然生態環境，漁民是主要的拓荒者。特別是廣東、海南二地的漁民，從事漁業生產的活動。他們長年累月在南海的生活中，有甚多的証據顯示他們對南海諸島的熟習。茲列舉以下二事為例：

　　1.漁民們的航海記錄『更路簿』。他們記載著從海南島文昌縣的清瀾港或瓊海縣潭門等港口起航至西沙、南沙群島中各島礁的航海針位（航向）和更數（航程）。所有使用的地名均是傳統的地名，計出現在西沙群島者，共三十三處，南沙群島者，共七十六處。這類更路簿並無作者名字，祗有傳抄者或是保存者的姓名。每條漁船都有一本。實際上就是漁民們日積月累經驗的集體創作。大約孕育於明代，清代初年（十七世紀）就已出現，而在十九世紀中葉趨于成熟，定型成書，自此世代流傳至今。(林金枝，1992:38, 39)

　　2.傳統的地名稱呼，有著各種地形的含義。譬如稱島和沙洲為『峙』。南沙太平島稱『黃山馬峙』、中業島稱『鐵峙』、北子島稱『奈羅上峙』、南子島稱『奈羅下峙』、南鑰島稱『第三峙』、安波沙洲稱『鍋蓋峙』；西沙群島中的甘泉島稱『圓峙』、珊瑚島稱『老祖峙』、金銀島稱『尾峙』、中建島稱『半路峙』等。暗沙稱『沙排』，如曾母氏暗沙即稱『沙排』。暗礁則依地形不同而命名，有稱『線』者，如南屏礁稱『墨瓜線』；有稱『門』者，表示有水道可入的礁中湖者，以出入口數為名，如美濟礁稱『雙門』；有稱孔者，如五方礁稱『五孔』；有以『石』為名者，表示暗礁退潮時有礁石出處，如畢生礁稱『石盤』、彈丸礁稱『可公厘』；或以形狀命名者，如南沙群島的南海礁稱『銅鐘』等。

　　此外有以產物命名者，如南威島稱『鳥仔峙』、西月島稱『紅草峙』。另有以方位命名者，如蓬勃暗沙稱『東頭乙辛』、日積礁稱『西頭乙辛』等。（林金枝，1992:31,32）

　　上述諸點均可說明我國漁民自古就在南海諸島中活動頻繁，根本就生活其中。漁民的活動當然是以漁撈為生，以海產為開發的資源。東漢楊孚《異物志》就記載南海諸島有海龜和玳瑁。（楊孚，1982:34-47）晉代張勃《吳錄》云〝漲海中，玳瑁似龜而大〞（引自林金枝、吳鳳斌，1988:102）到了明清時，國人到南海諸島進行捕撈和開發的人逐漸增多，開發經營的範圍也日益擴大。除了捕撈海產之外，還在島上種植果樹、開墾農地等。明代王佐《瓊台外紀》云：『萬州東有長沙石塘、環海之地每遇鐵颶挾潮，漫屋淹田。』可知其時的長沙石塘已有住屋田地。（佟柱臣，1991:314）

　　一九○七年，曾經發生日人西澤吉次大肆開發東沙島一事。清政府為此事調查廣東與海南島的漁民已經在該島經營開發的情形。漁民敘述他們開發捕魚的情形，甚為詳細，後為我國向日人索求補償的依據。（陳天錫，1928:63-69）至於在西沙和南沙群島開發捕魚的漁民為數更多。據調查，經漁民親口訪談的紀錄者，於清嘉慶、道光、咸豐各朝，有海南島文昌縣、瓊海縣等地多人，述其前往南海諸群島捕撈海產的事實。他們並分別在西沙群島的永興、東島、南沙群島的太平、中業、南鑰、南威等島上蓋屋居住，建廟、挖水井、種植椰樹、地瓜和蔬菜等情形。(林金枝，1992:34,35)

我國人在一千多年來，對南海地區自認識、活動、到經營生活中的過程，從來未曾注意到所謂的主權問題。考其原因主要有三：

　　1.元明時（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是我國古代海軍的鼎盛期。（張鐵牛、高曉星，1993:2,3）我國在南海的戰力是獨尊的局面。反觀其時的東南亞各地，尤其是環中國南海鄰近各國，或是臣服於我國的屬邦；或非屬邦，也無法與中國匹敵。

　　2.我國人有開發南海諸島的條件和意願。這點是南海諸鄰國與我國國情頗異之處。元代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所謂“海上絲路”的通行。促使國人向海外發展的趨勢。到明代更因航海技術的發達，引導國人向海外求發展的浪潮。另一方面，在明代以後，東南沿海的居民已有了人口的壓力，本身就有向南洋海外求發展的一股力量。東南沿海的漁民往南海採取海產資源，去開發那些島嶼是自然的現象。

　　3.古時環繞中國南海諸鄰國，如與中國相比較，則成小國寡民。他們本有充足的生活資源，安於自足自給的生活。很少有記載他們在南海海域活動和開發的文獻。

　　基於以上的三點原因。古時中國南海是否為中國的疆域版圖，在中國來說是想當然耳。其他國家也無異議。陳鴻瑜在《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一書中，將一八八三年以前的南海劃為『中國專屬海域時期』，此年之後到一九五二年則為『外力介入時期』，頗近實際的情況。（陳鴻瑜，1987:33,53）

　　在古代作為疆土宣示的莫過於派兵巡視，劃明疆界和繪製地理圖籍。派遣水師以巡視海疆，早在宋代《武經總要》一書即已記載曾到達『九乳螺洲』。（參看前文）此類記載在明清文獻中多見。例如明黃佐《廣東通志》，卷六十六，三海寇條云：

　　「海口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春末夏初風泛之時，督發兵船出海防禦。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午學門、冷水角諸海澳。海船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至鳥豬、獨豬、七洲三洋。星盤坤未針至外羅。坤申針則入占城，至崑崙洋。真（針）于午收龍牙門港，則入暹邏。若番賊海寇，則入什字門打劫，故防之。」（黃佐，1506）

　　此條資料，同樣也出現在嚴如煜《洋防輯要》一書。（嚴如煜，1975: 1039）清廷顯然已將七洲洋和崑崙洋入海軍巡邏的管轄範圍。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間（1710～1712），廣東水師副將吳陞曾經率領水師巡視西沙群島。見於《泉州府志》卷五十六，國朝武蹟條云：

　　「吳陞擢廣東副將。調瓊州。自瓊崖，歷銅鼓，經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視，地方寧謐。」（黃任，1870:43,44）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廣東總督張人駿派遣水師提督李準巡視東沙和西沙兩群島。逐島巡視查勘命名，升旗鳴炮，重申主權。(李直繩口述、記者執筆，1933:1-8)

　　關於繪製疆域地理圖籍。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繪製的《皇清各直省分圖》，又如嘉慶十五年(1810)繪製的《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嘉慶二十二年(1817)繪製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等，疆域均包括有東沙、西沙、南沙諸群島。(林金枝，1992:43)

　　南海這塊國土疆域，長久以來均未曾受到相鄰諸國的質疑。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其時西方的列強與東方新興起的日本，原就將中國本土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以準備瓜分中國。當然，中國南海諸島位置又在東西方海運交通樞紐的地位。島上又有無長久居民的弱點，尤其是離國境遙遠的南沙群島，首先倍受挑戰。於是開啟了一連串的紛爭：

　　1.清光緒九年（1883），德國有一探險隊到南沙群島調查測量工作。清廷即時向德國政府提出抗議，主張南沙群島屬於中國領土。德國自感理短，停止調查工作。（引自林金枝，1992:44）

　　2.清光緒十一年（1885）中法戰爭。我國雖勝，仍簽約承認越南為法國保護國。十三年（1887）再與法國簽訂『中法續議界務專條』。又於光緒十六年（1890），中法再簽訂『廣東越南第一國界約』。大致是由中國萬注往南畫線，位置恰在東經一○八度，法國承認此線以東諸島，包括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應屬中國領土。但是儘管有此界約，法國仍尋求在西沙群島建立霸權。經常派軍艦在西沙群島巡邏。並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建議在西沙群島建一燈塔，始引起清廷注意。我國將西沙群島納入行政系統中。（引自陳鴻瑜，1987:54-57）

　　3.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本商人西澤吉次強佔東沙群島。懸掛日旗，改島名為『西澤島』。大肆開發該群島的鳥糞石與海產資源。清廷向日本駐粵領事提出交涉。日本自知理屈，乃承認東沙群島是我國領土。惟由我國政府償還日商西澤開發時的費用十六萬元。但應扣抵我國漁民的損失三萬元，實付十三萬元，始解決此公案。宣統元年（1909）六月簽條款；十月清廷派員接收，正式收回。（陳天錫，1928:3-59,70,71）

　　4.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本提倡『水產南進』，日人乘機佔據南沙群島中之若干島嶼。此後日本漁船相繼以該群島為根據地，在南海四出活動。」（引自陳鴻瑜，1987:57）

　　5.民國六年（1917），有日本人平由末治等組隊前往南沙群島的太平島、雙子礁等處調查礦產。次年又有日本海軍退伍中佐小倉何之助應日本拉隡磷礦有限公司之邀，率十六人前往南沙群島，曾遍歷太平島、南子島、北子島、西月島、三角島等主要島嶼。民國八年，日人在太平島修築碼頭、輕便鐵道及房舍等設施，準備開採磷礦。（同上引文：57,58）

　　6.民國十四年（1925），法國設在茅莊（Nha Trang）的海洋研究所（Oceanographic Institute）的科學家到西沙群島勘測。法海軍軍艦登陸林島。次年（1926）法軍艦再到西沙群島測量海域和島嶼。（同上引文：59）
　　7.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間(1931- 1933)法國先後佔據我南海九島，包括安波島（Caye d'Amboine）、安威島(Spratly)、太平島(Itu Aba)、鴻庥島(Namyit)、南鑰島(Loaita)、中業島(Thitu)、北子礁(N. E. Caye)、南子礁(S. W. Caye) 、楊信沙洲(Lan Kian Cay)。(同上引文：59,60)

　　8.民國二十六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二十八年（1939）二月，日軍進佔東沙群島。進而迅速取得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並將之改名為『新南群島』，劃歸臺灣總督管轄，隸屬高雄縣治。（同上引文：60,61）

　　自光緒二十一年(1885)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之間的五十多年，所有的紛爭，均是法國和日本對我南海諸島的覬覦引起的。這情況照說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應告一段落。因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依聯軍統帥部之規定，所有在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日軍，都應向聯軍最高統帥部投降。西沙群島包括在內，歸由中國負責接受投降。我國民政府也命令在南沙群島的日軍向海南島的榆林港駐軍投降。這項受降的依據，主要是根據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三國的《開羅會議宣言》和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而執行的。南海諸島由我國軍接受日軍的歸還，本是無疑義地已做了結。事實不然。當日軍集中榆林港候令遣返之時，法國又乘我國尚未派軍進駐南海諸島之前，即行佔據若干島嶼，並派軍艦經常在南海巡邏。有鑑於南海諸島之重要，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間，我政府派太平、中建、中業、永興四艘艦艇組成的艦隊駛向南海。海軍派軍駐守於西沙群島之永興島和南沙群島的太平島。內政部在各主要島嶼上重建國碑，測繪詳圖。對於我國這項行動，法國除了提出抗議之外，也派軍艦到西沙群島。並且在珊瑚島另建一行政中心。一九五○年，法國正式把部分西沙群島的控制權交給越南。法軍繼續駐守至一九五六年，才由越南正式接收該群島。直到一九七四年，越南與中共海戰失敗後，才撤出西沙群島。(陳鴻瑜，1987:62,63)

　　一九五一年，有五十二個國家參加舊金山和平會議。最後日本與四十八國簽訂和約，波蘭、捷克和蘇聯沒有簽署。我國因兩岸的代表權問題相持不下，致雙方均未出席該項會議。嗣後我國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

　　「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根據此條規定，南海之西沙和南沙群島領土的歸屬已明確。(引自陳鴻瑜，1987:64) 至於目前在南沙群島的各國紛爭，則是近二十多年來，在該地區發現石油蘊藏所引發出來的情況。

陸、 結　論

　　綜上所述，可知國人在南海區域的發展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其發展自一、海域交通的興起，二、對南海島嶼的認識，三、鼎盛的海域活動到四、擴大開發以收入版圖，這四個階段，是有步驟而漸進的，其段落是明顯的；每個階段均有記錄可考，其記錄是獨具的；此主權要求是合乎國際公法，並且有明文條約的約束的。這項成果是經過我國人二千年來辛勤勞力開發，用血汗得來的成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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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ltb.edu.tw/ncltb_c/literary/publish/p4-4/pb4-411.htm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US overfl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6 May 2015

Author: Sourabh Gupta, Samuels International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unilateral and escalatory actions by claimants to territo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exacerbat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not been the precipitator of the tensions in these waters — whether it be in initiating resource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disputed areas, introducing military vessels to enforce jurisdictional claims, or conducting land reclamation work in the adjoining waters. In each instance, other claimants were the first to roil the waters.But China’s response to actions by other claimants has been heavy-handed,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provocation at hand and, at times, designed to destabilise an already-delicate situation. That said, none of the actions by claimants, China included, has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 even if some of the actions have operated in grey areas where definitive rules are lacking (such as in respect of the status of maritime historic rights).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about recently-publicised actions by the US Navy in these contested waters.

On 20 May, a US Navy P-8 Poseidon surveillance aircraft directly flew over a Chinese administered artificial island constructed atop a Spratly’s feature (the Fiery Cross Ree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merican crew insisting that it was fly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airspace. The overflight was provocative, dangerous and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law. Worse, the most senior US diplomat for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gion appears not to grasp this, insisting that the flight was ‘entirely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law on artificial islands, installations and structures is very clea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read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 coastal state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onstruct artificial islands, installations and structures; the coastal state sha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such islands; [it] may, where necessary, establish reasonable safety zones around such islands … [so long as these zones do] not exceed 500 metres around them, measured from each point of their outer edge; [all vessels] must respect these safety zones’.

China is legally entitled to reclaim and construct artificial islands and installations in the sea areas adjacent to the land features that it administers within the Spratlys chain. There is no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at bars a coastal state from undertaking this kind of reclamation at sea.

And, so long as the feature resides within the 200-nautical-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 median line thereof) of an ‘island’ administered by China in the Spratlys, Beijing is entitled to reclaim and build atop that land feature — even if it is submerged at high-tide. Three of Beijing’s seven administered features in the Spratlys protrude above sea level at high-tide and could comport to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an ‘island’. If Itu Aba/Taiping Island — an ‘island’ that is administered by Taiwan — is considered to be Chinese territory as per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n every China-administered feature in the Spratlys chain is encompassed within thi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rea up to the median line.

China also has the right to exercis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waters and airspace above the artificial island, out to perimeter of 500 metres from its outer edges. Establishing such a safety zon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a military exclusion zone or an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as some have claimed.

It follows that the US Navy by directly flying over the artificial island has violated Beijing’s rights. Admittedly, the US is not a party to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and hence is not bound by its strictures. By the same token, the US’ customary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freedoms do not override the prescriptive treaty-based rights that accrue to Beijing in the airspace and adjoining waters of its artificial islands, installations and structures.

The flights are not just legally untenable and dangerously escalatory; they also have implications beyond the immediate legal infringement. Specifically, they are also a standing invitation to the Chinese to send surveillance flights through the airspace directly above the disputed Senkaku/Diaoyu islands. In November 2013, Beijing declared an ADIZ in the East China Sea, which controversially included the airspace over these disputed islands. China has until now refrained from conducting non-commercial flights through this airspace. But it would be within its rights as a claimant to take such provocative and unwise action. It is extremely unwise for Washington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such behaviour through its own errant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rein in its Spratlys overflights would be the sensible course.

The driver of America’s actions in the Spratlys is a growing and pervasive mind-set within the Beltway that insists that the US must ‘do something … anything’ to demonstrate active resolve in the face of regional anxiety over China’s use of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force to alleged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If that is indeed a sensible strategic objective, US (and other claimants’) naval vessels and aircraft could operationally assert their navigational and overflight freedoms beyond the 500-metre safety zone of China’s artificial islands that are built atop low-tide elevations. Such features are not entitled to a territorial sea. Common sense would dictate that as a precaution the overflights should be kept som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500-metre zone.

But no par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engage in non-commercial passage through the airspace above an artificial island, installation or structures that they do not administer or are obliged to prote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so would be to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for other claimants to do so would be to engage in dangerously provocative actions.

High seas navigational and overflight freedoms in the waters adjoining the disputed lan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not been violated, despite a rhetorical tendency to inflate the threat to these freedoms. The exercise of these freedoms, especially by non-claimants,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sovereign rights and jurisdiction of those who are claimant parties in these waters.

Sourabh Gupta is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t Samuels International Associates, Inc., Washington, D.C.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5/05/26/the-rights-and-wrongs-of-us-overflights-in-the-south-china-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