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七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自立晚報十六版）

「爲什麼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會有雙重標準規定？」

「爲什麼美國這麼在意雙重標準規定？」

「雙重標準規定去除後，對我國有什麼不利影響？」

「……」

這些是媒體記者最常問的問題。今天的法律或法律草案就是十年後的法制史，雙重標準是這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極重要的特點。爲什麼會有雙重標準？這是極値得檢討與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必要在這個轉變的時刻提出來談，爲未來的著作權立法史提供若干歷史軌跡。

爲什麼會有雙重標準？主要有下列因素：

㈠立法時間匆促：去年七月十四日剛簽定中美著作權協定，美方就要求在今年一月須將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在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全祿的極力爭取下，雖然多延長了一年，但立法時間仍極匆促。這次著作權法修正是全面修正，美國一九七六年著作權法全面修正共花了二十年。日本一九七○年著作權法全面修正共花了十年。這次內政部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屬於內政部作業時間，才花了半年。在半年內完成法案的全面翻修工作，當然必須仰賴法制繼受。在大陸法系國家如西德、法國、日本、南韓等國著作權法均有鄰接權制度。尤其日本、南韓與我國國情、法制體系十分接近，基於法制繼受的結果，當然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就產生了鄰接權制度。由於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規定對錄音帶、唱片等以著作權保護，不以著作鄰接權保護，因而草案就產生雙重標準情況。

㈡著作權法學者的共識：國內五、六個對著作權法有專門研究的學者專家，一致主張應有著作鄰接權制度。在內政部擧辦的公聽會上，雖然唱片業及辦理涉外案件律師反對，但在學理的支持下，終於將著作鄰接權制度訂進草案。事實上，在大陸法系國家中，一時也難找到不採鄰接權制度的著作權法可供參考。

㈢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雙重標準：去年的談判，美國不同意我國對美方的著作在非教育、學術、研究目的上可以爲翻譯權的強制授權。然而日本對世界著作權公約國家（非伯恩公約國家）在非教育、學術、研究目的方面可以爲翻譯權的強制授權；南韓對任何國家之著作在非教育、學術、研究目的方面均可爲翻譯權的強制授權；新加坡對任何國家之著作均可爲複製權的強制授權。基於國情的認知，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規定，除條約、協定別有規定外，外國人之著作在非教育、學術、研究目的方面，亦可爲翻譯權的強制授權，因而產生強制授權的雙重標準。

在六月二十日的談判上，我方答應美方取消雙重標準。取消雙重標準實在應該以延長六個月至一年的修法時間爲條件，因爲著作鄰接權制度取消後，有關表演、錄音及廣播保護的法制繼受，須仔細研究、推敲，以免產生漏洞，使將來實施上有後遺症。然而美方堅持在時間上不讓步，如果在時間上讓步，還要以許多條件作爲交換，爲了避免再承接許多不合理的條件，我方只有快速修法，在今年七月底將草案送行政院。

未來的著作權法學者在研究今天著作權法修正的過程，將會發現那是一段十分悲苦辛酸的歷史，令人對著作權法的疏漏不忍苛責。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漫談（一），頁87~89，著者自版，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