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位刺客，不管結果怎樣，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士為知己者死」，白話一點就是為了答謝對方對自己的「知遇」之恩。豫讓為了報答智伯「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的禮遇，最後為了要殺掉趙襄子，竟毀之髮膚「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孝經》記載孔老夫子對曾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敢問，豫讓為成其忠臣之列，毀之於身體、毀之於容貌，此無非偏激至極。

文中一段：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好一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在太史公筆下的豫讓為伯智竭忠盡義，最後寫下「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也算留下了史書一頁，以為歌頌。並稱讚豫讓是「不欺其志，名垂後世」的義士。

豫讓又在一次的行刺過程中失敗。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

「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

慨哉斯言，擲地千鈞，趙襄子又再次釋放了豫讓，又為感念其俠義，脫下衣袍：

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在當時的割地分侯的制度下，這一批養士當然以報效其主公為職志。《論語》子路篇有一句「為君難，為臣不易。」所謂士也叫布衣，用現代的名詞應該說是「幕僚」人物，為君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無怨而無悔，這應該是當時背景應有的作為吧！

方孝儒在《豫讓論》開宗明義就說：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

這段話明白說出，豫讓不能在智伯有生之年輔佐扶危於未亂，而捐軀於既敗者，是身為一位「君子」所不取。那又何為「君子」？論語魏靈公篇 (15-17)有段話：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把義來做他一切行事的本質，又把禮的節文來推行，把謙遜來表達，把誠信來完成，這樣才真是一個君子呀！

方孝儒在《豫讓論》：　

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

孔子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孔子稱讚史魚的正直，不論國君有道無道，他都是直言直行，像矢一樣的直。這段話在當下時代背景或許行得通；到了漢《王命論‧班彪》：「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之謂大將。｣對於諫已經不若「矢直」。從諫必須要選擇「從善」且要「如流」，方是智者矣。

身為臣子，為國為民，盡忠職守，勸諫君王，是為臣的本分。站現代人的角度，我倒認為要諫、能諫、敢諫，但「諫者不狂，貴在決策」，任何組織的領導者，不能從善如流而屢屢拒諫不從者，肯定會遭面臨失敗的危機。豫讓的三諫，不難看出智伯不能審時度勢，終於導致敗亡。豫讓為殺襄子，自取其辱最後以身相殉，報答智伯知遇之恩，就以後者對已知的史事的角度來看，不難嗅出端倪，兩人關係是君臣也好，主僕也罷的思維，在當下已註定必然走向滅亡之路！

宋代理學盛行於世，儒者論述莫不以高於世俗的道德標準來警世於人，方孝儒《豫讓論》於焉在此思維下產生。豫讓身處春秋(前770-前476)，方孝儒身處明代(1357-1402)，二位人物時間差距了二千年，其背景、風氣、觀念確實差異很大，很難去說誰是誰非了。

末了。

豫讓「義之所方，在所不辭，如此而已。」

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亦即豫讓在自己所處之位階上，善盡一己對職分之忠誠與努力，故即便是「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也在所不辭。賢人君子，知所當為，知所不當為，從「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可以理解豫讓在趙襄子的心裡他還是一位「義士」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