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位刺客，不管結果怎樣，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士為知己者死」，白話一點就是為了答謝對方對自己的「知遇」之恩。曹沫，刺客列傳五人之首，只有他活著沒死。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複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複予魯。

曹沫他是春秋魯國人，孔子也是魯國人。可惜在和齊國作戰，三戰三敗，鍛羽而歸。

於是魯莊公和齊桓公(姜子牙的後代，名小白)為此雙方擇地訂立盟約。

在盟約上，曹沫手拿匕首脅迫齊桓公，曹沫說：「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

於是，齊桓公答應歸還魯國被侵佔的土地(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這段話說出曹沫在挾持齊桓公收復魯國失地後的表現，是不囂張、不驕傲、一切平常，可以看出他真正的武者風骨，絕對不是徒有「勇力」的一介武夫(以勇力事魯莊公)。魯莊公對曹沫的信任，並非幾次戰爭敗北而對他失去信心。「知人善用」應該是魯莊公用人最高境界；曹沫對其知遇，用了「不戰而屈人之計謀」讓失地重回魯國，也算回報了魯莊公。

司馬遷為《刺客列傳》作了評論：

「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另太史公《遊俠列傳》文中提到：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不管是《刺客列傳》或《遊俠列傳》所提到的這些主角，都非位階之高，處於上流之士。如果他們掌握了權與勢，屬於社會的精英層，那麼太史公就不會為他們立碑、立傳了，我的愚見！

那麼在《刺客列傳》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位刺客，他們也有著同樣的背景，他們非皇親國戚、他們非達官顯要，秉持著一種使命必達、一種君要臣死、一種視死如歸，在生死關頭前不猶豫、不畏縮，選擇「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態勢，這已經不是是非、成敗的問題，而是個人人格的問題！刺客真正可貴之處，既不在死義，不在功成、更不在重然諾；刺客真正可貴之處，在始於一朝之憤起於當下的良知！唯一能放在心上的，即孔子之道循下學而始能臻於上達之境。

論語子路篇(13-20)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貢問曰：「敢問其次。」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孔子對「士」的定義已經說得很明白，既要「士為知己者死」，也要為「言信」、「行果」的對象認識清楚、認清目的，否則無疑亦是一種愚忠、愚孝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