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

袁盎既是一個俠肝義膽的人，又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這也就是他最後死於非命的原因——因為他太關心國家大事，因為他堅決反對梁王為儲，最終招致災禍。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絳侯周勃擔任丞相，朝覲之後，很是躊躇滿志。漢景帝對他非常恭敬，常常親自送他。袁盎進諫說：「陛下以為丞相絳侯是什麼樣的人？」景帝說：「他是國家的重臣。」袁盎說：「絳侯是功臣，並不是國家的重臣。國家的重臣能與皇上生死與共。」當年諸呂掌權，擅自爭相為王，以致使劉家的天下幾乎快要斷絕。周勃為人質僕敦厚，為漢高祖劉邦之重臣，和陳平合謀平呂氏之亂。袁盎殷誠的說出了，在上位要須明辨，論語顏淵篇(12-14)：「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亦即居職位上，推行一切政事，皆出之以忠心，這是為政首要之道。不要把功臣和重臣的角色給混淆了！

太史公自序：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敢於犯顏強諫，使主上言行合于道義，不顧自身安危，為國家建立長遠方案。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論語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治乃羣眾事，必以正道，不當偏邪。《春秋》可以讓人臣，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發事件則不知如何靈活對待。《春秋》可以讓人君，除去蒙受首惡之名。袁盎在「周勃擔任丞相」、「梁王為儲」這兩件事的處理，雖然不顧自身安危，為國家建立長遠方案，可惜個性使然，他自恃寵愛誇耀前功，終招殺身之禍。在千年之後歷史重演。明英宗親征瓦剌大軍，兵敗，英宗被俘，大明王朝無主。于謙當下立斷，力擁朱祁鈺登基當上皇帝是為明景宗，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相信袁盎亦是非「非為私計」矣。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即是漢景帝同母弟劉武(漢文帝嫡次子)，極受其母竇太后寵愛。竇太后希望兄終弟及由劉武繼承大統，耐因不合制度、不合規定，袁盎阻撓諫止。梁王劉武老羞成怒，派人刺殺袁盎。其實此時袁盎已經退休了，實無須管這檔事情，但他覺得自己應該忠心耿耿，應該為國家考慮，從某種意義上說，袁盎是死於國難。

至於「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兩人雖為同僚已經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袁盎具言吳楚造反，是因為晁錯的原故，袁盎進說「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晁錯斬東市。

讀歷史，都是已知的事，我等也只是對史實談笑間強擄飛灰煙滅。不過，我們所接觸到的只不過是我們所知道的，或者說是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而這些都是我們無法改變，或史家對其朝代歷史背景有其積極或消極之云語，然，看了正反評價之後，「對對錯錯」已然難改變。

晁錯

西漢會發生七國之亂，其實在文帝屬地封王就已經十分的嚴重，只是到了景帝接下了這個燙手的山竽。晁錯「削藩」在歷史上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晁錯當然不是完人，他的缺點很明顯，但是，在那個時代，他確是一個進步的傑出的人物，是一個政治家。明代李贄曾說：「晁錯可以說他不善謀身，不可說他不善謀國」，熱情讚颺的晁錯爲了國家利益而不顧個人安危的獻身精神，應該說這種精神是很可寶貴的。

晁錯曾上書給漢文帝，駁斥了一些朝臣認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國家的道理，以前的君王不能保持政權而遭殺害，就是這個道理。晁錯在上諫《言太子宜知術數疏》指出：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文中建議漢文帝，選擇切實可用的聖人之術賜給皇太子學習，漢文帝採納了建議。

「錯為人穞直刻深。」也就是說，晁錯為人嚴峻剛正，卻又苛刻嚴酷。從政的晁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然而他的性格使他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政見不和，他主張削藩和其他的人主張不同，「道不同，不相與謀」。第二個原因，性格不好，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恃寵驕人，氣死丞相申屠嘉，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過於執著死理，不懂得圓融變通。

在削藩政策過程，晁錯上疏：「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漢文帝批示：「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可惜，到了漢景帝用了晁錯的建議——削藩，終究引起吳楚之亂(七國之亂)。吳王劉濞會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起兵發動史稱七國之亂之叛亂，漢景帝為平息叛亂，無奈腰斬在東巿。嗟夫！

就歷史言，「君，無法識透；臣，無法認清。」在詭異的鴻溝之中一再重現。身處當下雖無需抱著這君君、臣臣的教條，但，社會、組織為了獲取某種物慾或須掌握權力，這些「現實」的邏輯，在某種的層次的「脫序」可能獲得讚賞，這和理想所說的深層學習與深層轉化皆已悖離殆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謂在上者之品質如風，在下者之品質如草。上位者若能端正自身，又豈怕臣子百姓不效尤。老、莊言鳴琴垂拱，無為而治。然為政以德，實起於己身之修養上。

在蘇軾《晁錯論》一文有提到這樣的一段話：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蘇軾在這段話說出，夏禹治理洪水，當他的功業還未完成時，也存在洪水衝開堤防四處奔流泛濫的可怕災患。只有預料到災患必然會發生，事到臨頭才不會慌張，而從容鎮定地想辦法解決，因此能取得成功。這說明處理事情要有方法，也要懂得順勢，套上現代白話「強摘的果實不甜」，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內容言說，建立大功業的人，需有過人的才能，也必需有堅忍不拔的意志。

《晁錯論》一文再提：

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錯其人非其人。

削藩這件事情做是該做的，但是讓晁錯來做是不對的。一件事情「該不該做」，不考慮「能不能做」，以及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在做」。沉潛多年，物換星移，晁錯死後如有知，會不會覺為了削去諸侯的封地，是出自於社稷安危、百姓福祉，而得罪了袁盎種下殺機，當下的抉擇「該不該做」、或者「現在就做」而後悔！我們不能以現在的時代意見來輕薄過去的歷史意見，否則我們會有以今觀古之弊，結果只是以一己之意見來上下古今並專為一己之私用。如果當事者能那麼清楚的明辨事情的真偽，如果當事者那麼條理的分析事情的脈絡，那麼，就不用鑑古知今，歷史可以為鏡這些話了！

論語為政篇(2-19)：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人君能舉直而置之枉之上，不僅直者服，即枉者亦服。蓋喜直惡枉，乃人心共有之美德。人君能具此德，人自服而化之。相信以為欲從政或朝公眾人物者，做了最佳的導引——無欲則剛。改革者必須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迴的時候迂迴——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謙者，謙虛面對批評指教；卑者，卑躬接受幫忙協助。謙卑，以彌補自身能力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