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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02 21:30:27瀏覽207｜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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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可是這三大里程碑不僅西方無知，台灣也幾乎無感，兩個相隔只有200公里的社會，竟然會這麼陌生，恐怕不只是政治的隔離，更多的可能還是認知上的排拒，才會讓兩岸的兩個社會彷彿處在遙遠的天際。
其實，認知上的排拒並非只是發生在一般的社會大眾身上，過去西方的中國研究總是以西方種族主義的優越性來研究中國，以致於對中國的認知總是有所偏差，去年一份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贊助，並以法蘭西斯・福山、黎安友、沈大偉、裴敏欣等32位專家，所聯名發表的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就提出一個警示性的語句：「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誤判與覺醒」，等於間接承認美國一整代的中國專家對中國的誤判，才會導致今天美中衝突的惡果。
美國專家對中國的誤判
這種情況的發生，有些中國專家像洛德就說：「這並不是一群對中國抱持敵意的人，但我們都對這種趨勢越來越悲觀，感覺我們處在美中關係的十字路口」。而麥艾文也說：「這證明了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他們曾自認在幫中國走上世界舞台，到頭來卻發現出現了嚴重失誤」。
但是，也是作者之一的謝淑麗卻抱持不同意見，她認為這份報告在討論合法和非法的活動時誇大了中國威脅。謝淑麗非常擔心美國反應過度，警告不要把政府遊說與「侵蝕性的、腐敗的」活動混為一談。她還說，誇大這種威脅會增加「紅色恐慌」的風險，使美國的廣大華人受到懷疑，這對美國的自由和開放社會都不是好事。
這種「紅色恐慌」影響所及，復旦大學教授沈逸就說：「美國及其核心戰略盟友，精準聚焦中國資訊產業的領頭羊華為公司，不惜運用國家安全審查、金融體系排擠甚至是準政治綁架的方式，進行麥卡錫式的聯合絞殺，就是走向戰略僵持階段的中美貿易戰新階段可能具有的最經典的場景」。
而把它延伸到整個世界發展史的領域來看，這更是對歐美國家從17-18世紀以來持續佔據國際體系頂點，並因此從他們所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中獲取巨額的價值的衝擊。可以說，中國的崛起，以及由中國的崛起構成的衝擊和挑戰，無異於是一場凜冽的寒冬，動搖的正是歐美資本主義精英階層對本國和全球實施有效剝削的優勢地位，以及在涵蓋文化和心理層面等不同方面，所形成對非白人族裔群體的優越感。
所以，不管中國是否崛起，只要西方種族偏見不變，這種「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誤判與覺醒」，還是會成為一種惡性循環，不斷的在西方學界發生。
以「中國中心觀」做研究取向
西方的偏見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就曾經指出過這個問題，他從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分析出三種不同的途徑：一是衝擊與反應的取向，二是傳統與現代的取向，三是帝國主義的取向。他認為這三種對中國研究的取向，都超脫不了含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對中國的研究免不了有它的偏差與侷限性。因此，他提出應該以「中國中心觀」作為研究的取向，也就是以中國的標準、橫向區域、縱向階級結構、社會科學的方法，重新做有系統的研究，才能超越過去在解釋與預測上的偏差。
顯然柯文的呼籲並沒有獲得美國的中國專家重視，以致於到21世紀的今天，還會發生這種「一整代」美國專家對中國誤判的情形，而他們誤判所影響到的更是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比較小的層面，如認為孔子學院為中國政府提供進入美國學生團體的機會。因此，它們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加強管制，大學對孔子學院的學術自由與透明度也應該進行更嚴格的監督。
稍微大一點的層面，正如沈逸所指出的，過去以政治中立、獨立運行著稱的牛津大學，率先宣佈暫停接受華為捐款，這顯然是歐美恐中和恐共氣氛不斷逼近臨界點，牛津大學擔心瓜田李下主動切割，以避風頭；但換個角度，這未嘗不是一種集體認知和自覺，反正收拾了華為，把中國變成了任人宰割的肥羊，要多少來自其他的捐款還是可以予取予求的事。
而更大的層面，連正常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政府遊說也受到影響。這些活動原本是很多國家政府使用對美國政府影響的方式。但中國從事這種活動，就被認為更具有組織性、更深度地嵌入美國生活的多元化結構中。因此，美國的中國專家在「覺醒」之後，反倒是呼籲美國政府應該對於中國的行動加大審查力道。這種「覺醒」其實無助於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反而是加大東西的矛盾與衝突。
民進黨政府惡意的政治操作
這種情況在台灣也不遑多讓，但是台灣的偏見卻更多是因為政治的因素所刻意扭曲而來。就以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上的講話為例，蔡英文在習講話當天未加深思，就立刻把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並聲言拒絕九二共識，也不接受一國兩制，還說這就是「台灣共識」。
蔡英文為了強化她所說的「台灣共識」，甚至對來訪的美國智庫專家指責中國說：「面對霸凌者，越是怯弱，他們會越囂張」。她還說：「台灣站在守護民主自由的第一線，因為這一代台灣人有歷史使命，要維持台灣民主不受威脅」。
蔡英文這種對中國越批越狠的說法，當然是受到九合一選舉挫敗的影響所致，但是她這種藉由政治操作刻意扭曲習近平講話的作法，不僅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由此提升了她的支持度，美國智庫的專家似乎也未加批判的接受她的論點。
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也是打蛇隨棍上，他批評習近平的講話說：「兩岸關係在習五條框架下將更困難，很多爭議是假議題，包括九二共識」。陳明通還明白說道：「對這個纏鬥多年的議題，真的沒興趣再討論；當下真正的危機是北京已經設定統一台灣的進程」。
而什麼是「統一台灣的進程」，陳明通只是籠統的說是：「欲透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和不放棄武力對台，這才是真正消滅中華民國」。這等於是把「一國兩制」等同於習近平所說的「台灣方案」，而「不放棄武力對台」，等同於「消滅中華民國」。可是，詳細看習近平的講話，他說的「台灣方案」是要兩岸進行「探索」與協商，沒說是什麼樣的一國兩制。而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也僅說是要對付外國勢力與台獨，沒有說要消滅中華民國。
所以政治的扭曲，才是台灣對中國產生陌生的根源，這種扭曲若持續下去很可能形成兩岸的誤判，最後可能真的導致戰爭的發生，這是相當不可取的操作模式。
中國應該講好中國故事
上海華東師大教授羅崗曾在一次的演講中提到一個根本問題「何以中國？」他認為就是因為「中國」這個概念解釋不清，所以，台灣從國民黨開始，就在親美、反共的傳統下開始扭曲了對「中國」的認知，特別是「親美、反共」被扭曲成一種意識形態之後，卻產生了變形，它被巧妙地置換了，「中國」變成了「中帝」和「中資」。這個意識形態影響所及，「台獨派」可以站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借用許多西方左翼的話語來批判中國。
於是，台灣右翼對中國的批判，還是老調重彈，批判中國非民主；而左翼的批判，則更為複雜把中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所走的資本主義分開來看，而批判中國所走的是一種「掠奪式資本主義」路線，也是不同於西方的「野蠻資本主義」路線。
就因為這種西方的偏見與台灣的扭曲，於是習近平所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也就變成是一種具有掠奪性、侵蝕性、腐敗性，甚至是霸凌性的「里程碑」。
所以，「何以中國？」應該是當前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最大的課題，如何講好「中國話語」與「中國道路」，應該變成一個主流價值，「中國」不能只是停留在把中國故事講給中國人聽，應該更能直面西方的偏見與台灣的扭曲，這才是中國學術界與思想界最大的挑戰。
（本文刊登於多維月刊tw，2019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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