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文明起源於海盜，近代台灣歷史亦然。

近代世界文明的發韌是大航海時代，而大航海時代由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在十五世紀初掀起。亨利王子對航海很有興趣，原因是他佔領了現在西班牙南端的海盜根據地休達，接收了帆船與航海技術。

鄭和比亨利王子早了一百多年，何以沒有帶來大航海時代？差別在這裡：亨利王子後來創設了史上第一所航海學校，影響了後來伊比利半島的航海事業，然後航海精神又從葡萄牙與西班牙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當然除了個人因素，經濟還是主要動力，當時歐洲需要中國的香料與茶葉，而中國並不需要歐洲任何東西，鄭和下西洋就只是耀武揚威。

鄭成功不是鄭和的後代，但同樣擅於航海，因為他的父親鄭芝龍是海盜。如果不是這層關係，鄭成功也不會想到經營台灣。而在鄭成功之前，葡萄牙與西班牙人也都曾開船來到台灣。

另一個大航海時代的推進因素是造船技術，雖然明朝的造船技術也是很強，但沒辦法航行內陸，因為船體太笨重。亨利王子改良了造船技術，創造出三桅帆船卡拉維爾。

大航海時代帶來了各地珍寶，累積了財富，於是商人興起，開始想要限制與分享君主的權力，於是最先在英國出現了內戰，最終也導致了議會制度，也就是當代民主的興起。

然而光是開船航行到處掠奪，財富累積還是有限，一直等到蒸汽機發明以後，工業革命開始，資本主義才出現，這已是十八世紀的事。

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構成了當代人類兩大生活方式主軸，大概就是這麼來的。

然而資本主義發展了一百多年，到了十九世紀，出現了它的反題，也就是共產主義，原因是在資本累積的過程裡，勞工受到剝削，生活極度困苦，於是有人想到了聯合工人階級，起來推翻資本家。

英國在大航海時代發展出了國際貿易，之後又衍生了殖民主義，共同動機都是經濟獲利，其中一隊人馬航行到了中國，在十九世紀敲垮了中國的千年帝國，促成了民主制度的橫向移植。

而日本因為只是島國，引不起歐洲人興趣，後來是被美國人敲開了鎖國大門。日本受到西洋文明刺激以後，走上了帝制維新的道路，幾十年間一下子趕上了歐洲文明的水準，並且一併學會了帝國主義。但中國選擇了國民革命，結果帝制倒台後，一下子無法從廢墟重建新秩序，而給了共產主義萌芽的沃土。中國當初如果跟日本一樣走君主立憲的道路，或者歷史就會改寫。

話說鄭成功經營台灣以後，沒多久改朝換代，台灣成了清朝領土。又過了兩百多年，因為崛起的日本戰勝了依然陷在帝制泥淖的中國，台灣便遭受池魚之殃，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中國進入民國時代以後，剛好共產黨領導俄國革命成功，而其本質其實也是另一種帝國主義，於是馬上向鄰近的中國輸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因為處在大破還沒大立的社會混亂局面，馬克思主義那一套相當宏大與綿密的思想體系，一下子就吸引了中國的有識之士。當然，如果不是剛好日本在這時擴張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中國，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那麼快就發展起來。

中國千年古文明大帝國因為歐洲新文明的衝撞，產生民主革命這個反題，最後形成了民國這個合題，而民國因為俄國共產黨的衝撞，也很快產生中國共產黨這個反題，最後形成了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二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不得不在1970-1980年代出現改革開放這個反題，後來演變成古怪的集權資本國家。現在這個合體其實潛藏了巨大的內在矛盾，因為集權與資本是相互矛盾，就看接下來會有什麼反題出現。

台灣進入日本殖民時代以後，拉開了與中國的發展差距，原本就要納入日本文明的一環，後來因為日本戰敗，一下子又回到了中國的統治。二戰結束，歐洲從大航海時代以來一路擴張的殖民主義結束，美國成了新的帝國，而東方則有俄國與其扶植的中國，與其分庭抗禮。

中國能夠戰勝日本，美國的角色相當重要，而美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經濟與科技的進步，遠因是獨立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制度，近因則是一戰後歐洲大亂，導致了文明重心的遷移。基本上美國文明是歐洲資本主義的新版。

至於亞洲共產主義，則是歐洲共產主義的實現。共產主義沒在歐洲成真，卻在亞洲落地生根。二戰後的冷戰，美國資本主義與亞洲共產主義的對抗，其實是歐洲文明的自我辯證。

台灣自二戰後，就處在這樣的大辯證浪潮裡，一步步進行自己的小辯證。二戰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基本上靠美國羽翼，而美國乃為了防堵亞洲共產主義。然而到了1970-1980年代，台灣經濟隨著世界經濟起飛，中產階級興起，於是辯證出了民主進步黨這個反題。民主進步黨乃因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而辯證出來，至於台獨思想，有兩個辯證源頭，一個是二二八事件，另一個是中國落入了中共統治，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其實都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以後沒有從古中國帝制辯證出來，而是被吸納進去，至於中共，前面已述。

所以說民主進步黨的本質是反國民黨，時至今日仍是如此。就因民主進步黨是從國民黨辯證出來，於是形成的合體，也就是扁政府與蔡政府，也帶著國民黨的特質。國民黨後來辯證出了民進黨，而蔣經國辯證出了李登輝。黨外運動後來聚焦在陳水扁身上，他後來跟國民黨一樣腐化，於是民進黨又辯證出了蔡英文。蔡英文出身國民黨政權，因緣際會在2008成了民進黨的改造力量，而中介人物就是李登輝。

基本上台灣從1970以來的民主運動，是一個經濟轉型，從農業進入工業，所導致的辯證成果，它的頂峰就是2000陳水扁所領導的政黨輪替。2000以後，因為網路的興起，歷史又進入了新的辯證階段。

政黨輪替，政治權力到手，於是在思想文化推進本土化，而這樣的本土化基本上仍是中國集權統治的反題，本質是親美反中，而非真正以台灣為主體。

2000以後，網路科技實現了直接民主的可能，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原本是菁英統治，但網路塑造了一座虛擬的雅典城邦式圓形階梯劇場，讓所有人可以齊聚一堂，直接與政治人物互動，於是權力的分配朝向扁平化發展，政治人物也從神龕被拉下來，與其他人平起平坐。也因如此，難免溢出軌道，出現了民粹。2014準民粹催生了柯文哲，2018很快出現了百分百民粹人物韓國瑜。韓國瑜是蔡英文的反題，最後是蔡英文吸納了韓國瑜，辯證出新版的蔡英文，也就是本土型民粹。

蔡英文在2016當選總統以後，用她那從國民黨學來的官僚統治技術，想要推動她心目中的改革，然而事與願違，得不到民意支持，而給了韓國瑜可乘之機。蔡英文另外一個特點是親美，這也是國民黨教她，而在2019，因為中共帝國主義的威脅，蔡英文順著本土化的方向，把親美主軸抓得更緊，也在表面上跟著反中。韓國瑜的崛起則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台灣民主的民粹化，另一個是國民黨對本土化的反動，也就反反中。

現在，2020，辯證過後的蔡英文與台灣民主，於是有了民粹化與反中親美兩大主軸，接下來就是後蔡英文時代，就看誰能成為新版蔡英文的下一個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