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格決定人生，企業文化決定一個企業的社會角色

 點擊谷歌（google）和百度，有一個很顯著的差異，就是當我們想要了解兩間公司的企業文化，我們可以在谷歌網站的「關於我」頁面看到谷歌經營者的十大信念（What we believe → Ten things we know to be true），其中第六條很直接的寫道「不以作惡的方式賺錢」，包括三點：

1.              我們絕不允許效果未經證實的廣告出現。

2.              不使用強迫點擊的跳出式廣告，只有靜態的文字廣告。

3.              凡是谷歌上的廣告都會標示「廣告主」的來源（你會知道這是廣告），谷歌絕不操控一般搜尋的結果。

 相反地，百度官方網站自己的介紹，強調的更多是功能、服務，無關乎道德與自我監督的信條，其核心價值觀是「簡單可依賴」，但這個依賴似乎不包括「信賴」。在「社會責任」的欄位，也不見如谷歌一般的道德守則，而是和「百度公益」頁面類似，談的是捐了多少錢，做了多少慈善。但任何大款都能拿出鈔票做慈善，但就像排放廢水的工廠老闆也能捐款買社會形象，但這無法彌補本身對社會大眾與環境造成的破壞。

百度與谷歌的差異，間接說明了近期百度文化造成的家庭悲劇：

一個家庭為了給孩子治病，在主要醫院都宣告束手無策之際，通過理當最便利的全國最大搜尋網站，希望可以找到拯救孩子方法，沒想到最後跟死神的代言人連了線。[1]

本該秉持醫德的醫院，沒有扮演救人的角色，反而吹捧一個國外早在臨床階段就淘汰的技術，掏空這個家庭的口袋。

這個搜尋網站是百度，而死神的代言人則是「一個有錢就能買到信譽和曝光度」的搜尋引擎、醫院和監管機構。

除了法律與道德上的敗壞，整起事件其實並不是新玩意兒，在紙媒逐漸隨著網路媒體潰不成軍之際，網媒通過龐大的資源與技術，確實操控著人們「知的權力」。

這個「知」不只是內容，還包括勾起「想知道」的欲望，以及如何通過認知進而引發消費行為，一連串的心理機制。

當許多人揚言不再使用百度，憤怒之餘，們也不禁要問：「不使用百度可能嗎？」、「不用百度就能避免悲劇再發生嗎？」

也許我們可以通過反思事件，了解我們媒體環境下的心理困境、網路時代成員的自由真諦。

§ 消費資訊掩蓋知識的認知環境

第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困境，就是我們在各種媒體上得到的，絕大多數都是「資訊」，而不是「知識」。資訊是廣義的訊息，就像隔壁老王跟你說的一個八卦，而知識的西方字源可指古希臘，那是一種基於求真的精神所展開的智慧探求，經驗證的人類經驗。

當資訊結合商業，背後就有一個商業的目的性，就是「刺激所有受眾進行消費」。美國媒體基金會估計耶個人平均一天接收到3000個廣告訊息，這些訊息主要的目的都在鼓勵我們花錢，僅有少部份公益性的廣告是在鼓勵我們保持健康、

待人有禮或關心弱勢。

哈佛心理學教授瑪麗．派弗（Mary Pipher）在《用寫作改變世界》（Writing to Change the World）書中寫道：

我們現在正活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Anthony Lewis所說的「存在的盲目」（existential blindness）的時代，兒童福利聯盟出版的《科技補藥》一書指出，美國人平均可以說出一千種品牌的名稱，確認不出十種本土的植物或動物。

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到底我們對我們生活的環境有多少認識，並且這些認識是真正根於我們生活的身心安頓？

但正如托爾斯泰對財富的定義：「不需要的東西越多，你就越富有。」

我們內心的難以安頓，可能出於我們內心的躁動，但這種躁動不可諱言也來自外在環境，各種消費資訊的推波助瀾，讓人們的內心充滿不安，好像「不買這個」、「不擁有那個」，整個人就會被主流價值否定。

這個問題是一種惡性循環，休士頓大學社工研究所教授布芮尼．布朗（Brene Brown）在《我已經夠好了》（I Thought It Was Just Me(but it isn’t)）說明道：

雜誌是靠銷售廣告的空間來賺錢，不是靠訂戶賺錢。他們的目的是讓我們看封面上的女人，然後感到羞愧，進而促使我們購買雜誌上廣告的乳液和化妝品。我們買越多的產品，化妝品公司就買越多的廣告……如此循環下去。

當我們的生活不斷被提醒「我不夠好」，我們就很難不採取行動，可是這些行動來自我們對自己的自我貶抑。

毋寧說，我們內心的自卑感被商業機制給操縱了，而媒體的排名和華麗的詞藻就是操縱我們的工具。

§ 對虛擬社群的關心大於真實社群

在媒體尚未如此氾濫的年代，人們求知很大一部分依靠人與人的交際。

好比台灣早期眷村時期，一戶人家的孩子，整個村的大叔大嬸都有管教他的責任。另一方面，因為物資缺乏，所以一個孩子在父母在外忙的時候，去隔壁家蹭飯，非但不是丟臉的事，反倒是一種擴大親緣關係的常態。

可是到了現代，人際關係的互動方式便利了，卻沒有真正拉近人與人之的關懷之情。

派弗在另一本著作《愛是回家的路》（The Shelter of Each Other: Rebuilding Our Families)中，提到媒體對人們親疏造成的真實威脅。她解釋，媒體塑造我們的新社群──那是一個比現實生活的多元性還少的社群：

我們「認得」名人，但是他們不認識我們。新社群不會像以前的社群那樣互助。萬一某個冬日清晨我們汽車電瓶沒電了，脫口秀的主持人萊特曼也不會來幫你。你老爸失業時，企業大亨川普也不會送菜過來慰問。這些替代式的關係創造了新的孤獨──我們是和角色建立關係，而不是和真人建立關係。

我們可能對papi醬的笑話如數家珍，卻不記得上一次逗樂爸媽的笑話。背得出某位明星的生辰八字，卻忘記愛人的紀念日。我們有手機和電腦可以幫助我們紀錄各種需要記下來的事，但我們還是在某些重要的事項上「選擇」了遺忘。

§ 隱瞞是不是一種欺騙？

便利卻造成疏離的矛盾，讓我想起經濟學家李維特（Steven Levitt）和杜伯納（Stephen Dubner）的反思，他們在《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書中探討一個概念叫「資訊不對等」。

資訊不對等，就像你買二手車，你不知道車子的實際情況，而賣家為了賣個好價錢，在提供給買家的資訊摻了水分。但買家在不可能得知全部信息的情況下，必須要做一個決定，買或不買。

更廣泛的說，所有我們日常經歷的大小事都充滿資訊不對等的情況，有些是刻意隱瞞造成，有些是傳遞訊息的人本身同樣無知，有些則是提供的資訊太複雜，讓人不知如何下手。

李維特和杜伯納認為，網路興起確實某種程度上打破「資訊不對等」的處境，可是終究殺不死這頭猛獸。因為這當中有兩股常見的心理操作，一種是如前面派弗和布朗提到的，有心人士通過網路操縱我們的自卑感、不安，以及恐懼。

另一種則是事發後的僥倖心理，李維特和杜伯納檢討安隆、美林等造成2000金融危機的機構，發現事後被逮的這些人，無論學歷高低，專業程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託詞：「每個人都這樣做。」

十年前，美國就曾有德州大學西南醫療中心的心臟病學專家在《紐約時報》披露：「如果你是心臟外科醫生，有位本地內科醫師史密斯轉介一些患者給你，但妳都告訴她們沒必要進行血管擴張術，沒多久史密斯醫生就不會在轉介任何患者過來。」

十年過去，魏則西的死是個警訊，但終究抵擋不了人性的通過製造恐懼來獲利，以及被揭露後的僥倖心理。

魏則西事件，就是因為搜尋引擎和醫院提供的資訊不對等，魏家無法獲知充分正確的信息，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也衍生出一個被討論千年的問題：「隱瞞算不算欺騙？」

我想正如尼爾．布朗（Neil Browne）[2]、史都華．基里（Stuart Keeley）[3]在《問對問題，找答案》（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中所言，「省略數據也是欺騙」。資訊不對等正是這種欺騙，而這種欺騙還會死人。

毋庸置疑，隱瞞的本質就是欺騙。儘管有所謂善意的謊言，但那仍舊是一種欺騙。譬如前些日子台灣有則新聞，一位失業父親在超商偷東西給孩子，他沒有告訴孩子吃的東西是偷來的，並且他的動機有可以憐憫的部份，但他依舊要負起法律的責任。

於是這裡引出我們是否有可能「杜絕魏則西的悲劇發生」的關鍵。

§ 結語：奢求人性改變，可能嗎？

綜合前述學者的立場，包括哲學、心理學與經濟學：

首先從心理學，尤其是消費心理的基本法則來說，「價格上升會導致需求下降。」

當欺騙或廣告不實被揭露的「代價」太輕，那麼只要能賺得多於損失的，那麼競價排名的功能即使取消，依舊會換湯不換藥的以其他形式出現。

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的方式，引發人們的自卑感與不安，刺激消費，並且拿人們消費的錢繼續做推廣。這個循環是否能夠隨著教育與社會環境的改善，讓人們更懂得珍惜自己，不被那些被挑動的自卑感綁架，進而適度消費，這比起通過那些簡單的購買所獲得的短期滿足，似乎顯得緩不濟急。

此外，我自己在公共事務部門待過，新聞版面都有價錢，因此必須搭配公正的監管機構，讓廣告存在但不至於內容偏離事實，可是當這個監管機構本身不被信賴，那麼光是懲罰百度或其他媒體工具又有什麼意義？

魏則西之死，我想帶來的除了一個值得人們正視的真相，引爆廣泛討論的動力更包括事件帶給我們的迷茫與挫敗：迷茫的是在這個處境中，我們沒有可以信任的公正第三方；挫敗的是我們沒有具體的方法讓我們相信同樣的悲劇不會重演。

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華東師大教育科學院黃向陽老師，他在課堂上說的一段話，他說中國沒有信仰，而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做壞事，他不會猶豫，想一想即使沒有人看見，可能老天會看見。事後被抓了，也頂多怪自己運氣不好，而不是自己錯了。更不相信康德那套死後的審判，反正活著就這輩子，不幹白不幹。

其實信仰不一定要加入某個宗教，《宗教的動力心理學》（A Dynamic Psychology of Religion）作者保羅．普呂瑟（Paul Pruyser）博士在書中談到一位年輕的傳教士和父親，以及父親和神的關係說：「我的家人在家裡都不是宗教的實踐者，但他們在態度上是宗教性的。」

傳教士形容包括他的家人從來不詛咒他人，並且關心家人，對孩子很尊重，並且會在緊急的時候給予支持，不會把自己的意思強加在我們身上。

這個宗教性是所有良善的宗教與道德教條都秉持的基本善，就中國社會，曾經儒家的基本善長存於我們的社會──不通過媒體，也不通過外在工具──充滿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直接的關懷與理解。

我想唯有重新喚回這份曾經我們曾經擁有的宗教性關懷，做為我們面對消費資訊洪流中，維繫人際關係的主要動力，我們才有可能漸漸的找到生活的安心感。至少讓每個人在做事情之前想一想後果，因內在良知受一點道德的疼痛，直到社會的良善再次成為我們的共識，而不是供在廟裡的珍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