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人人會唱，但能把歌詞寫完整的人並不多；除了作詞的國父，作曲的程懋筠很少人會注意。

學生時代曾選了一門許常惠的「音樂欣賞」，期末考有一題「寫出國歌的作曲人」，這個連認真的小朋友都知的答案，竟困住了當時的大學生；還有人開玩笑寫上「許常惠」，仍記得許老師很無奈的說︰「怎麼會是我？我還沒出生呢！」（1929－2001）

其實同學們對程懋筠陌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音樂課本上沒有介紹過他，報章雜誌也從無他的報導。這位國民政府諱莫如深，中國大陸視之如燙手山芋的音樂人，到底有怎樣的人生？

且看2012/09/18 聯合報

周玉山寫的

看見程懋筠

http://www.udn.com/2012/9/18/NEWS/READING/X5/7369549.shtml

看見程懋筠，何其曲折。

曲折起自筆畫，以及讀音。

1957年，台北縣北投鎮，薇閣小學。我，一年級，初見他的名字，難寫難念，三分之二是陌生的。很久以後才知曉，就在那一年，他走了，投向大荒，遊入太虛，沒有音樂相伴，只剩萬籟俱寂。

他是音樂人，一去不回時，兩岸同時靜音，沒有一首輓歌。那一年，台灣依然戒嚴，大陸正在反右派。他留在大陸，內心的想法，很少人收聽。

我們在台灣，則每天唱他的歌。學校裡，部隊中，會場上，四字一句，莊嚴和平：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是的，貫徹始終。1945年開始，台灣的天空，隨時飄揚他的音符，今後還會傳唱下去。

記得那時，小學一年級的音樂課本，第一首就是中華民國國歌。孫中山作詞，程懋筠作曲，與國父並列的人，老師無一語介紹。此後的每一位音樂老師，都重複這樣的空白，直到我重逢了李中和老師，以及蕭滬音老師。

兩位老師是神仙眷屬，也是聖賢夫婦，對台灣音樂教育的貢獻，無可磨滅。早在1956年，我就是蕭老師的學生，她是復興岡幼稚園的主任，我是小毛頭，當然不識程懋筠。半個世紀後，兩位老師告訴我，程先生不但是他們的證婚人，還是義父。

2005年11月9日，李老師撰文追念義父，稱頌他性情瀟灑，個性剛直，為人風趣，處事果斷，能唱能彈，能詩能文，國學基礎深厚，日文英文俱佳，作曲填詞尤其高明。換言之，他是誠摰有情的才子，後來碰上嚴酷無情的政治，如何安頓自己的靈魂？

1946年5月，李老師和蕭老師在上海結婚，程懋筠福證時，高歌一曲〈茶花女中的飲酒歌〉，贏得滿堂喝采。這首趙元任的曲子，我小時候的主唱者是斯義桂，程懋筠未能來台，遂使上海的歌聲，從未聽聞，已成絕響。

其實，程懋筠曾經一度來台，時為1946年初，短期授課之餘，接回當時在台的妻子張咏真，兩人一道返滬。1949年，李老師從上海到台灣，行前數月，和程懋筠討論去留。起初，他有意赴台，並囑李老師代為安排，後來說，任教的國立幼教專校擬遷廣州，他還是隨校為宜。從此，海峽隔開了兩人，那是永別。

然後，程懋筠不見了。

對台灣而言，許多人不見了，而且高達五億五千萬。1949年悲壯渡海的軍民，不過一百餘萬，未來台者所在多有，其中一位程懋筠，卻非同小可。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國歌的作曲者。

中華民國國歌的作曲者，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何種光景？事實證明，台灣對他諱莫如深，大陸則視他如燙手山芋，強行打入冷宮。生前如此，死後亦然。

直到2007年，也就是他辭世五十周年，才成為出土文物，重返人間。該年6月，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了《程懋筠的音樂人生》，還原了他的作品，包括文論與歌曲，前加紀念和研究的文字，誠屬難能可貴。我在大陸買到本書時，不禁容動心顫。

收入書中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中華民國國歌。

程懋筠正巧生於1900年，時為8月25日，地為江西南昌。1918年，他隨兄赴日求學，後入東洋音樂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東京音樂大學，主修聲樂，兼習作曲。1926年，他返回故鄉，任教於江西省師範學校。1928年，他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時，正式發表了第一首作品，得以和孫中山先生齊名。那年，他只有二十八歲，不但一曲成名，而且成為國歌，是何等榮耀！

1924年6月，孫先生親書陸軍官校開學典禮訓詞，即前述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凡十二句，四十八字。1928年10月，國民黨決定以此為黨歌，公開徵求曲譜，得一百餘首，結果程懋筠脫穎而出。1930年3月，國民政府明令，以黨歌暫代國歌。1937年6月，國民黨決定，「即以現行黨歌為國歌」。1947年4月，決議沿用為國歌。

凡此經過，程懋筠最為熟悉。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仍有億萬人民，唱他的歌，他豈不知？然而，該年的進退去留，何以如此曲折？對國民黨的絕望？對共產黨的嚮往？他的一念之差，使自己的音樂生命和形體生命，都提早告終。

《程懋筠的音樂人生》一書，生平簡介中提及，1949年5月，他與上海市民一起冒雨上街，歡迎共軍入城。1951年3月，他更在《上海音樂》創刊號上，發表自己作詞譜曲的〈新中國頌〉。上述如果皆屬事實，不能改變另一事實：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公開發表的作品了。那一年，他春秋正盛，卻像沈從文一樣，創作永遠停擺，停留在「舊中國」。

〈新中國頌〉又如何？中央音樂學院的賀曉東指出，「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樂曲雖然公開發表了，但目前還未見有資料表明，曾有機會演出過，更談不上傳唱，而是僅僅停留在譜面，塵封在圖書館的刊物裡，達半個多世紀」。程懋筠代表中華民國，共產黨不准他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諸多限制之下，他從此病倒。1957年7月31日，他死於腦溢血，只有五十七歲。

假如他長壽，留在大陸，能夠安度「文化大革命」嗎？在那一場浩劫中，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詞者田漢，都死於非命，豈容中華民國國歌的作曲者存活？假如他來台定居，日日聽聞自己的歌曲，處處受到歡迎，身心愉快，創作不輟，是否會提早倒下？

悲劇業已鑄成，悔恨早已無補，他的滿腔熱血，一派天真，都已化為歷史。偏偏，大陸和海外，過去出版的《中國新音樂史》，和《新中國音樂史》，大多省略了他的名字，遑論專章評介？他連「反面教材」都不入列，彷彿從未出現，成為徹底的幽靈，直到死後五十年。

死後五十年，他的六十首歌曲，首度鋪陳在我面前，跳躍在我心中。原來，裴多菲的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早已譜曲。原來，范仲淹的「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他早已化為音符，化作想思淚。原來，南京中央大學、江西中正大學的校歌，都是他的傑作。原來，這麼多的抗戰歌曲，出自他的手筆。

歌曲重現了，他也就復活了。蕭友梅音樂教育促進會，編了這本《程懋筠的音樂人生》，讓我能看見他，一如看見黃自先生。放下1949年以後的悲歡離合，我們展卷，他即出現，只要中華民國永存於世，他就必然不朽，聽世世代代的國民，傳唱他一生最大的榮耀：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