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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概說 黃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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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謠概說 黃瑞田

202052122日刊登於《更生日報》副刊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detail/1375886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detail/1376296

 

兒歌,在許多兒童文學理論書籍中,稱為「歌謠」、「童謠」、「兒童詩歌」、「兒童歌謠」、「童謠」等等,眾說紛云。何三本在其著作《幼兒文學》一書中,將兒歌稱為「幼兒歌謠」,他說:「這裡為什麼不稱兒歌、童詩、童謠,而稱為歌謠呢?因為『歌謠』二字,不但包含了兒歌、童詩、童謠涵義,較為完整,而且又有古樸的味道。」。台灣省教育廳在1982年指令全省各縣市加強中小學「詩歌教學」,於是詩歌教學的內容、教學的方法就成為教學現場的老師們急於瞭解的課題,各縣市教育局因而紛紛舉辦「兒童詩歌示範教學觀摩會」,充實教師們的教學認知與技能,「兒童詩歌」教學就在台灣熱烈展開。到底「兒童詩歌」的內容有哪些?宋筱惠在《兒童詩歌的原理與教學》著書中認為:「「兒童詩歌」包括『兒童歌謠』(包括兒歌、童謠)和『兒童詩』兩部分」。她又說:「現代一般人,總是將『兒童歌謠』、『兒歌』、『童謠』等名稱混淆使用,甚至選擇其中的一個名稱來代表。」她認為「兒歌」與「童謠」並不相同,她認同蔡尚志在《兒童歌謠與兒童詩研究》的看法:「『兒歌』是歌詠與兒童生活有關的歌謠,『童謠』則是保留了『民謠』中有關政治性題材以外的部分,純粹歌詠一般描述成人的生活、情感、福禍、成敗、規諫、觀念、意識、道德、見解等的歌謠。」

陳正治在〈漫談兒歌〉對於兒歌的看法,又與蔡尚志不同,他曾經對兒歌下

定義:「『兒童歌謠』取一、三字,簡稱『歌』;取二、四字,簡稱『童謠』。在古代,人們多採用『童謠』一詞;在現代,大部分等人改用『兒歌』。兒歌和童謠雖然名稱不一樣,但是實質相同。」

   陳正治的看法和林武憲雷同,林武憲在〈兒歌在國外‧兒歌片論〉一文中說:

『兒歌』和『童謠』其實就是『兒童歌謠』的不同簡稱,就像『考試卷』可以

簡稱『考卷』或『試卷』一樣。

   杜榮琛在〈台灣創作兒歌初探〉的看法更直截了當,他說:「兒歌就是兒童歌謠,也稱為童謠。它可以簡單的分為古典兒歌(傳統兒歌)、現代兒歌(創作兒歌)。

   台灣最早研究兒歌、用力最勤的朱介凡,在其著作《中國兒歌》書中認為「兒歌並非童謠」,他說:「童謠多是政治性的預測、諷刺,讓歷史學家取為治亂興衰的論斷。」

   周作人在〈兒歌之研究〉開宗明義就說:「兒歌者,兒童歌謳之詞,古言童謠。」兒歌是周作人新創的名詞,後來的研究者,把古童謠與民歌、民謠合稱為「歌謠」。

   兒歌、童謠、兒童歌謠,該怎麼區分?或是混為一談?各家說法不一,莫衷一是,實有深入探討予以釐清的必要。

   在古代,「歌」和「謠」是有區別的,《詩.毛氏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有伴奏、伴唱的是「歌」,沒有合樂的歌稱為「謠」

什麼是「童謠」?童謠的別稱很多,例如「童子歌」、「小兒語」、「孺子歌」、「童兒歌」、「兒童謠」等等,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把「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也歸入「童謠」,各家說法各異,其內容大致相同。楊慎在《丹鉛總錄》卷二十五說:「童子歌曰童謠,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參酌上述說法,我認為「童謠就是兒童傳唱的、沒有樂譜或伴奏的歌謠」。

   童謠的歷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帝堯時代的〈康衢謠〉:

立我蒸民,

莫非爾極。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這首〈康衢謠〉被稱為最早的童謠,讀起來艱澀難懂,但古代語言的字詞本來就不多,〈康衢謠〉是用古人的日常用語寫的,出自《列子》〈仲尼〉篇: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 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這段文字是說,帝堯治理天下五十年之後,並不清楚天下是否治理好了,於是,他打扮成平民深入民間瞭解治績。可是,童言童語可信嗎?有人就利用「童言無忌」這個護身符,寫了反動思想的童謠,讓兒童來傳播。例如漢獻帝時的太師董卓,仗著權勢,作惡多端,於是就有人寫了一首童謠來詛咒董卓,這首轉引自《後漢書.五行志》標題為〈獻帝初京師童謠〉帶含讖語的童謠內容如下:

 

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卜,

不得生。

 

   這首童謠結合了離合格的字謎而成,「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若是按照「董卓」這兩個字來拆解,順序應該是由上而下的「草千里」、「卜十日」,然而這首童謠離合順序卻顛倒了,暗示董卓以下欺上、以臣淩君的惡行;若就整首童謠翻譯為白話文,是這樣的:「蔓延千里的野草啊,是多麼的青翠!占卜它們的命運,不過十天,它們就活不下去了。」

   這首童謠巧妙的以「卜」問天,「不得生」的結果歸於天意、天譴。而這首近乎詛咒的「謠」,透過童口流傳於民間,讓官方無法追究、禁止。中國亂世多、盛世少,古代童謠必然要承載許多政治元素,肩負著批判、預言、歌頌的使命。然而,要從童謠中找出歷史的真象,那是難上加難,這也是「謠言」不可信的原因。不過,有些皇帝也會學習帝堯微服出巡,探聽民隱,瞭解民情;也有些皇帝為了展現寬宏大量,廣納諍言,然而皇帝是否真的能接受建言,又是另一回事。

宋欽宗於靖康元年(西元一一二六年)正月,廣開言路,徵求建言,監察禦史余應求上書建言,獲得宋欽宗讚賞,獎賜他一套衣服。《大宋宣和遺事》有一首〈宋欽宗時童謠〉,諷刺當時的的情形:

    

城門閉,

言路開。

城門開,

言路閉。

 

   這首童謠的「城門」,是指邊關,言路是指抗敵意見溝通的管道。全詩只有十二個字,關鍵在於「開」和「閉」兩個字位置的調換。城門關「閉」了,言路就打「開」;城門打「開」了,言路就關「閉」了。雷群明、王龍娣在合著的《中國古代童謠賞析》中指出:「全篇四句,僅僅是這兩個字的位置有所更換,卻把統治者『求言』的虛偽和平時的偷安給充分暴露出來了。」

   考察以上的例子,古人所謂的「童謠」,有許多反映各個朝代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讖語」,也就是所謂的「時政歌」,是由當時關心時政的夫人,慨嘆時局之作,故意提供給兒童吟唱,以遂行他們的政治目的。東周列國志第一回〈周宣王聞謠輕殺,杜大夫化厲鳴冤〉記載: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為小兒,造作謠言,使群兒習之,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繫國家之興敗。」可見古代的童謠具有廣大的影響力。然而,古代的童謠留存下來的並不多,都散見於歷代文史書籍裡,直到明朝呂坤廣泛蒐集當代及古代童謠,進行改編,輯成《演小兒語》,於一五九三年出版,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兒歌專輯。呂坤在《演小兒語》每首歌後面都加註評語,雖然有些牽強附會,不符原意,卻將古代童謠保存下來。經過呂坤改寫之後的童謠,文字淺白,更為口語化,方便於口耳相傳。

   繼呂坤之後,清代康熙初年間鄭旭旦輯錄的《天籟集》書中,錄收吳越地區四十八首童謠,其中兩首有目無歌。作品分為兩類,一類反映兒童心理和生活情趣,這類歌有成人創作,也有兒童隨口編唱的,例如遊戲歌「搖哎搖,搖到外婆橋」,以及「一顆星,掛油瓶;油瓶漏,炒黑豆」。另一類作品以成人社會生活為題材,雖然也能教給兒童社會生活知識,但大部分內容要等到兒童長大後才能理解。

繼鄭旭旦的《天籟集》之後,又有悟癡生編輯的《廣天籟集》問世。共收錄吳越兒歌二十三首,每首兒歌前後均有評語和按語。悟癡生還在按語中讚美了兒歌出於自然之音的「天籟」美。作品內容類別和形式各方面,都與《天籟集》相似。

十九世紀末葉許多中國學子到歐美去留學,帶回來西方人文主義思想,例如思想解放、人權與女權、、兒童教育問題等等,漸漸受到有識之士的關注,當時社會改革的代表人物有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就曾論及兒童詩歌;黃遵憲也寫了〈幼稚園上學歌〉(1902)十章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摹擬幼兒的口吻,以傳統歌謠體,描寫幼兒的生活畫面,生動的傳達了兒童快樂上學的心情,這兩首兒歌清新優美,朗朗上口,流傳極廣。

一九○○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清廷被迫簽下不平等的「辛丑條約」,喚醒了中國的民族意識,為了向年幼一代灌輸愛國觀念,當時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人,也開始大量創作愛國兒歌,提供「學堂樂歌」(學校音樂課)教學之用。例如沈心工的〈竹馬〉,寫出了兒童從軍的志氣:

竹馬 沈心工

小小兒童志氣高,

要想馬上立功勞,

兩腿夾著一竹竿,

洋洋得意跳也跳。

 

沈心工的〈竹馬〉,最生動的是「兩腿夾著一竹竿」,那是許多人兒時騎「竹馬」經驗的重現。沈心工以騎「竹馬」聯想「要想馬上立功勞」那種興奮的心情,充滿童趣。

音樂家曾志忞對「學堂樂歌」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今吾國之所謂學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意指學校的所教的歌曲,歌詞比語文課本難十倍;他又指出「學堂樂歌」要以「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為目標,「通俗上口又蘊涵深意」,「質直如話而又神味雋永」, 要使「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他認為「學堂樂歌」的創作原則,是要「以最淺之文學,存以深意,發為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填砌也甯自然,與其高古也寧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雖然這些是曾志忞對「學堂樂歌」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的見解,也是現今兒童文學創作應遵循的理念;我們只知道曾志忞是中國近代音樂史上頗有成就的音樂教育家、音樂理論家和音樂活動家,卻忘了他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先驅。在曾志忞編輯出版的《教育歌唱集》所收錄的二十六首歌曲中,有八首是幼兒歌曲,例如〈老鴉〉,在當時幾乎每一位兒童都會唱:

老鴉   曾志忞

老鴉老鴉對我叫,

小鴉真正孝。

老鴉老了不能飛,

對著小鴉啼。

小鴉朝朝打食歸,

打食歸來先喂母,

自己不吃猶是可,

母親從前喂過我」。

 

這首兒童詩歌是以擬人手法寫「烏鴉反哺」的情景,讓幼兒在吟唱過程中瞭解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歌詞的遣詞造句是百年前上海方言的用語,現在讀來雖然有點拗口,卻也不難理解。

民國初年,察哈爾《陽原縣志》卷十一,記錄了一首宣統元年流行於民間預言童謠:

 

大青灰,大青藍,

大青黑紫,大青完。

 

陽原縣有許多出售染料的商人,其中有大青灰、大青藍,黑紫是不好的顏色,少有人會買。這首流傳的童謠最後一個「完」字,隱喻大清將要滅亡。

一九一八年,正當五四白話文運動熱烈時期,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沈伊默、劉半農、魯迅等人,創辦《歌謠》週刊,發表而蒐集的各地歌謠作品,將其中的兒童歌謠稱為「兒歌」,從此,「兒歌」這個專有名詞被廣泛使用,沿用至今。雖然,一九一八年是「童謠」與「兒歌」名稱轉換的關鍵年,但是,「童謠」與「兒歌」的本質還是有差異,不能混為一談。中國幼兒文學作家鄭光中在他編著的《幼兒文學》一書中說:「現在所講的『兒歌』,不是指民間流傳的童謠,而是指作家的詩歌創作,對童謠則稱為『傳統兒歌』。」鄭光中將童謠與兒歌作了簡單的區分,成為日後研究者依循的圭臬。

 

( 創作文學賞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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