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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章孝慈的過去看梁文傑自稱「低級外省人」的虛假,與母親章亞若被毒殺的他何以接觸二二八
2019/03/08 01:36:07瀏覽5523|回應1|推薦17

梁文傑與我言詞交鋒時曾自承他外公進調查局工作,家族被分兩間房,這樣爽的梁曾說與蔣萬安相比他是低級外省人。蔣萬安之父為蔣孝嚴,蔣孝嚴弟弟為章孝慈,他曾寫” 那段剝花生充饑的日子”,我們就拿梁文傑大陳義胞跟蔣家庶出的待遇相比,看看誰比較爽。

那段剝花生充饑的日子─章孝慈,原載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三日《中央日報》節錄:
…我與哥哥孝嚴,出生在廣西桂林。不久被帶回江西南昌的外婆家,乃至三十八年遷到臺灣定居新竹,皆由外婆及舅舅一手撫養。 
●為了維持家計,舅舅自己做包子饅頭到市場擺攤叫賣,我也陪著去,穿的鞋子也是外婆親手做的 
舅舅為了掙錢,自己做包子、饅頭在市場擺個攤子,吆喝著做起生意來。陸續還賣過鋼筆、襪子,還有塑膠皮帶等零星物件,我也陪著去,長久閱歷下來,心裡很明白,不這樣辛苦賣力,我們的生活就沒有著落。 
家貧,買不起鞋,外婆親自縫鞋面衲鞋底為我們做布鞋。不過我們平常上課多半打赤腳,同學也都這樣嘛!沒什麼可以抱怨,而且不穿鞋,跑得滿快的,小孩子愛玩,地再燙或再冰都不以為意。甚至偶爾碰到正式些的場合不得不穿鞋,反而有些不自在。 
衣服,尋常就是一套卡其布的制服。文具用品也總是省著用,偶爾添枝新的鉛筆就歡欣不已,鋼筆,那是很奢侈的夢了。當時最羨慕的就是環境較好的同學有單車可騎,既好玩又神氣,每每總想跟他們借,騎來過過癮。 
我們的房子十分簡陋,甚至沒有一間浴室。當時舅舅因為賣肥皂,堆了一些空的木箱子,靈機一動便拿來在廚房一角隔個小間,勉強算做「浴室」。水壺燒點熱水對冷水,倒在木盆裡,後來換成厚的鋁製盆,用非肥皂洗澡,那便是當時生活的最佳寫照。 
有時候我們窮得連米錢也付不出,欠了幾次之後,米店再也不肯讓我們賒帳了。這時只好改用便宜的麵粉,由舅舅自己做饅頭或加點青菜煮麵疙瘩。十分困難的時候,連麵粉也買不起了,那就只好吃帶殼的煮花生。往往我們放學回家,見舅舅在揉麵,知道要吃饅頭了。見報紙包的一大包在桌上,便知道是吃花生的日子,一顆一顆把殼剝開,總得吃個幾餐。這種生活上的經歷,對我個人來說,我很慶幸受過這種磨鍊,讓我早早就能體會人生真實的一面,了解生命本身就是段艱苦的奮鬥過程。 
小時候我們房裡兩張竹床,小的一張外婆睡,大的一張就是我跟孝嚴擠,從小這麼推來推去,擠來擠去,到高中都沒分開過,如今想起那些事,也仍覺得滿值得回憶了。 
小學在新竹唸東門國小,因為同學泰半是本省人,一說話便是台語,鍛鍊得十分流利。升上初中時,因為有一對很熟的呂華先姑姑在中壢擔任數學老師,建議我們兄弟倆到她那兒去,以便就近照顧,把數學底子打好,就這樣,我們中學就到中壢這個客家庄讀,三年薰陶下來,連客家話也很擅長了。 
…唸大學時,孝嚴與我在東吳,家中經濟依然拮据。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曾構成我們相當的困擾。譬如在小店包飯,我們總無法把每個月的錢一次繳清,小飯館的人不錯,見你錢沒交齊,他也不催你,飯仍照吃,菜仍照打,只不過他有個妙方法,小店裡備有小黑板,名字都在上頭,正字為記,欠一天畫一槓,繳了錢合算一下又擦掉幾槓。我跟孝嚴每個月都榜上有名,甚至欠到十幾天,得等舅舅從新竹寄錢上來才能一點點地攤還。 
房租也是一樣的情形,我們住的房間很小,一開門就是廁所,圖的只是便宜。交房租的時間到了,房東老遠就扯開嗓門,我們兄弟沒有辦法,仍然硬著頭皮繼續住。開學時的學費也大費周章,不止一次,我們找申丙老先生做保,他帶我們到石超庸校長的辦公室,盛贊我與孝嚴都是很好的孩子,應該特准先註冊後繳錢,並寫下保證書,擔保我們如果真的付不起,責任全由他負,於是我們得以拖拖欠欠,一年一年地把書唸完。 
…在美國的六個年頭,為了攅取學費,每個暑假,我都得打工。第一個暑假蒙同住宿舍一個唸經濟的老美介紹,我天天搭他的車子,到蓋房子的工地去挖地基,美國式的屋子結構其實很簡單,我們負責把地基挖好,鋼架豎好,灌水泥,其他部分就是別人的事。一處挖過一處,頂著德州有名毒辣的太陽,汗水傾洩不止,第一天下了工回去,十個指頭都磨破流出血來,只好用些OK繃包起來,第二天再去,懂得戴手套了,再做幾天,連手套都磨破了。一整個夏天,就是與大批笨重粗糙的鋼條水泥周旋,記得一個小時可以賺三塊美金,待遇算是最好,所以辛苦也就在所不計了。  
我也在餐廳當過服務生,那還是從Waiter的助手Bus Boy做起,幫Waiter擺桌子、收桌子,髒兮兮地捲到廚房去清洗。不能負責點菜,等Bus Boy做得不錯了,才升為Waiter,這時,才能有自己的小費。 
美國很早就有保全公司,我也曾經做過警衛,啤酒廠、銀行都待過,穿一件最小號的制服,帶著一把槍,一個鐘點到四處查巡一次打個卡,其他時間便是你的。對我而言,這算是理想的一分打工職業了,我可以充分利用時間看書,果然那個暑假拼湊這些雜碎的的工餘光陰,我竟譯成了一本法學著作,想起來彌足紀念。 …

若與蔣經國的另一個兒子蔣孝勇相比,他一到加拿大就經營黨業事業中興電工,全家抵達蒙特婁時買下全然西式百坪左右的房子,除了買雙門560SEL跑車外還買日製TOYOTA四輪傳動的吉普車。而蔣友柏據報導說19歲做馬來西亞的房地產,只花了兩個月時間,成交金額2300萬美元,抽7%當作傭金。以上可見於友柏的財產,宋楚瑜的老家

根據「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天下,1997年5月),蔣孝勇對可憐兮兮的章孝慈兄弟充滿不屑:
「章氏兄弟與蔣家」第220、221頁以下: 
蔣孝勇已經有幾年不與章孝嚴、章孝慈兄弟來往…在新竹市高票當選國大代表的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章孝嚴接受記者訪問時說,他已「走出蔣家的陰影」。這句話,病中的蔣孝勇聽在耳裡,十分反感…

庭院深深的蔣家嫡系真跩啊!

更扯的是,宋楚瑜還要拿興票案中的黨產錦上添花的拿黨產給蔣孝勇「雪中送炭」,這樣才能完成台灣許多舔蔣為樂哈巴狗口中蔣友柏「白手起家」的傳奇。 

言歸正傳,梁文傑外公那輩除了原本就可分配漁船外,後來被沈之岳安排在調查局工作,家族還分兩間房。章孝慈兄弟在章亞若被毒殺後,靠舅舅這邊做包子饅頭到市場擺攤叫賣以維持家計,陸續還賣過鋼筆、襪子,還有塑膠皮帶等零星物件,鞋子也沒有,還要靠外婆親自縫鞋面衲鞋底為他們做布鞋,這叫做「高級外省人」?

對比高級本省人也差得很遠,吳豪人自稱小時是「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但他可以從桃園跨區到二等一的明星學校就讀,而且連生物課都用牛蛙解剖,章孝慈兄弟吃都吃不到牛蛙當然沒辦法用牛蛙解剖,吳豪人當然比蔣家庶出兄弟大不同。

吳豪人痛恨「絕無下層賤民僥倖廁身」的黨立附隨婦聯中小學,但高級到極點的吳豪人死也不會知道,他想像中的高級血統中也有兩個「漏網之魚」要在他鄙視而拋棄的桃鎮「下層賤民」間之類的學校就學!吳豪人自以為他厭惡至極的「堂堂正正中國少年」都讀黨國小學,卻不知有另兩個雙胞胎其母親被謀殺的「黨國之子」這樣過日子吧!? 

章孝慈說「小學在新竹唸東門國小,因為同學泰半是本省人,一說話便是台語,鍛鍊得十分流利。」,也難怪蔣孝勇不屑章孝慈兄弟,章孝慈跟你們不一樣啦。   

住台北還台北縣的梁文傑不知出於何故仇恨所謂的「高級外省人」,在我來看妳們也是爽歪歪,吳豪人那麼痛恨黨立附隨婦聯中小學也莫名其妙,想當年我念國小還國中,班導竟然來個「省籍調查」,班上六十人只有我與另一人兩人是「外省人」,我沒覺得格格不入。想當年小學老師譏笑我褲子有補釘,我也覺得桃鎮老師很有高級本省人財主的人情味啊,我無法體會吳豪人痛恨「堂堂正正中國少年」的緣故,而且到他四五十歲還念念不忘,真是難以想像啊!拳頭大的牛蛙你吳豪人也拿刀殺來解剖了,比上不足比你鄙視的「下層賤民」還綽綽有餘,到底有啥可不爽?  

就像滿口「賤民」的管仁健明明享受其父管恩然的超級餘蔭,連台大教授駱明慶都認證你們這類台北教師之子的階級得天獨厚,還要哀怨又不爽,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總之,看到章孝慈的人生故事,母親章若亞被黨國力量白色恐怖毒殺的他才能體會二二八而努力推動二二八紀念音樂會,並力邀二二八被殺害的前《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之女阮美姝到清華、東海、台大演講二二八歷史,也就因為有以上經歷,他才能做得到。

話說回來,自稱低級外省人梁文傑的或「賤民」的管仁健,還有所謂的「蔣家後代」章孝慈,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樣。

Blackjack 2019/3/4

link:

二二八史學方法論4:獨派比受難者更要仇恨不要和解!從黃金島馬英九、阮美姝章孝慈、鄭文燦蔣友柏談起


蔣友柏的財產,宋楚瑜的老家

從吳豪人痛恨高級外省人”「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W君”談高級外省人張茂桂的婦聯會與眷村情結

管仁健不是外省賤民(4):管仁健是駱明慶說「占了很多人便宜」的台北外省教師之子,別瞧不起管恩然

管仁健當然不是外省賤民(2):其父管恩然當司令副官兩年退是白色恐怖?跟老兵比是外省皇族!


管仁健當然不是外省賤民(1):從其父管恩然當司令副官兩年就退伍的經歷談起



蔣孝嚴:母親章亞若離奇死亡真相

我就告訴美倫說,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自認站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上,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1942 年8月15日,與蔣經國有過一段真摯感情並為他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的章亞若猝死於桂林醫院,由此引發了民國時期一樁撲朔迷離的公案。對於章亞若死亡之謎,多年來一直眾說紛紜。蔣經國和章亞若之子蔣孝嚴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並經過長期調查,認為其母是由其父蔣經國在贛南行署的"死忠者"所殺。

不止一次為了母親的死因不明,我和孝慈相對唏噓。

桂氏兄妹同照料

母親在贛州懷孕後,按照父親的提議,由桂昌德陪同前往大後方的廣西桂林待產,以避人耳目。抵達桂林的安頓事宜,全由省民政廳長邱昌渭打點,連在麗獅路上的棲身之所,也是由他覓妥。邱昌渭太太周淑娟女士後來移民美國,後來有人向她打聽桂林往事,她證實說:"......蔣經國寫親筆函給毅吾(邱昌渭之號),拜託他必須照顧章亞若......"

桂昌德原是母親葆靈女中的要好同學,又很意外地在贛州異地重逢,交往就更加密切,幾成莫逆,這是為什麼母親在贛州懷孕搬往桂林待產時,會要桂昌德陪同前往的原因。經國先生還為桂昌德事先在桂林安排了一份工作。

四姨媽亞梅告訴外婆,母親生病當晚,是從外面用餐回來,回家途中就曾嘔吐。正巧那幾天大姨媽懋蘭從貴陽趕到桂林作伴,母親生病當夜,懋蘭也在場。她看見母親從外面回家進門時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穩,而且臉色蒼白,嘴角上還有一小塊飯菜殘渣,顯然先前嘔吐過。懋蘭姨媽原以為母親喝醉了酒,走近身邊卻聞不出酒味,所以並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親進房後,她便急忙在屋內找出"濟眾水"、"萬金油"等成藥給母親服用,總算熬過漫長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7點多鐘起床後,母親再次嘔吐並腹瀉,匆忙間決定到省立桂林醫院看診,同時通知桂昌德前來,由她攙扶母親前往,亞梅姨媽則留在家裡照顧雙胞胎。懋蘭姨媽後來跟外婆說,她才到桂林不久,因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當時二妹的病情有那麼嚴重,所以便在家裡幫亞梅照顧孩子。她怎麼樣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醫院裡,頭都不回地丟下兩個心肝寶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徵兆妹妹亞若的病會有生命危險,無論如何她也會陪同著去的,而且一定還要抱著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一道去。

母親是上午近9點步行到醫院,手續辦妥後,原本精神略見好轉,住進單人病房,還和桂昌德與聞訊趕來的桂昌宗兩兄妹聊了不少話,談到"大毛小毛的教養和總要歸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學日本,返國後投入抗戰,不久和許多青年一樣輾轉到贛州"青干班"追隨經國先生。母親在桂林的生活費用,是由桂昌宗負責定期從贛州匯交,後來經國先生乾脆也把他暫調桂林工作,就近負責照料母親。

神秘的王姓醫師

桂昌宗和桂昌德兩兄妹事後分別向懋蘭和亞梅姨媽轉述,那天上午母親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醫師由一位護士推著葯車陪著進來,說是要為母親打針,也沒說是什麼針,或是母親害的是什麼病,直接撩起母親的袖子,就扎進左手腕血管,打完針隨後一言不語地迅即離去。幾分鐘後,母親還在用右手按著左手打針處,突然覺得天旋地轉,眼前漆黑,叫了一聲:"不好了,我什麼都看不見了......"隨即昏了過去。

在旁見狀的桂昌德急忙大聲嚷著要那位姓王的醫生回來,一會兒來了好幾個醫生,七嘴八舌地圍在母親病榻前,但那自稱王姓的醫生已不見蹤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買冰塊,說是病人體溫太高,需要冰塊。桂昌宗隨即上街去找冰塊,半個小時左右回到病房時,氣氛已完全不對,幾位醫生正在為母親進行搶救,醫院院長楊濟時聞訊也趕來現場,並且交給他和他妹妹一張病危通知書,說母親是"血中毒";未幾,即宣告急救無效。母親就這樣孤零零地,沒有任何親人在旁的情況下,孤獨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對兩個稚兒放心不下地走了!

從母親進到醫院,一直到臨終,都沒有親屬在場。當懋蘭和亞梅姨媽接到電話後,才從家裡心驚膽戰地急忙先後趕到醫院,但母親已被推進了停屍間。

為愛情付出代價

在家裡照顧我們的懋蘭和亞梅姨媽,被這突如其來的死亡信息,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懋蘭姨媽還是鼓足勇氣,趕到醫院見了母親最後一面。等她哭著回來後,亞梅姨媽才也單獨趕到醫院,看到斷氣多時的母親竟然已靜靜地躺在太平間,怎麼也不敢相信,早上她還可以自己走到醫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蘭姨媽真的嚇壞了,深信這是一樁謀害案,有不祥之感,連夜收拾簡單衣物,一聲不響地離開了不平靜的桂林,丟下亞梅姨媽一人看顧這對沒爹沒娘的雙胞胎。

亞梅姨媽後來帶著我和孝慈趕到萬安,一見到外婆,就抱頭痛哭,進到房內哭訴說,三姐死得很凄慘,到醫院太平間看到她露在床單外的臉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幾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幹的三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龍活虎、身手矯健,怎麼會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間?當場既難過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來。她跟外婆說,她一個女人家,無親無故隻身在外,又能怎麼辦?外婆聽到這些,真是傷心透了,很後悔沒有及早阻止亞若和經國先生交往,她告訴亞梅姨媽,她預感早晚會出事的。

1929-1930年,經國先生在贛州專員公署,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其不意地造訪外婆,主要還是去看母親。有次外婆和鄰居正在客廳玩小麻將,住在一起的小孫子修純從門外匆匆地跑進來說:"阿哥來了!阿哥來了!"外婆還連忙把麻將牌藏起來,因為父親在贛州雷厲風行,禁煙、禁賭、禁娼,連麻將都不準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親等家人在父親背後的稱號,是源於母親私下對父親的昵稱;另一個較為不雅的封號叫"麻子",則是家人發覺他鼻頭上有點凹凸不平而取的謔稱,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對已有家室的蔣專員和女兒交往,一開始就不以為然。

母親速下葬

父親於1942年8月15日晚,接到民政局長邱昌渭從桂林親自電話報告母親業已過世的惡訊,至為驚愕與悲傷,但又不敢形於色。父親接受王升的意見,要外婆一家遷到比贛州還偏遠落後的萬安縣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開新路,勸說外婆儘速搬離贛州,到一個完全陌生且單純的環境,去撫養這兩個孤兒。王升告訴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贛州,設若把這對6個月大的雙生子,從桂林帶回來交給外婆撫養,對她來說當然方便很多,但一定會惹來閑言飛語、蜚短流長,何況父親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贛州,必然紙包不住火,遲早會引起外界議論,對父親會很不利,這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必須快速遠赴萬安縣去躲一陣子。父親要王升交給外婆一筆款子,並且為剛從商專畢業的二舅澣若在萬安縣稅捐處安排了一個主任的職務,要他從南昌趕去萬安當家。

就在這樣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外婆連街坊鄰居都沒辭別一聲,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議父親安排母親隻身去到桂林待產,現在又要外婆遷到偏僻鄉下去扶養兩個孫兒,理由只有一個,無非都在掩人耳目。母親為愛情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牽連,更超過她所能負荷。

同時,父親隨即指派辦公室親信王制剛漏夜趕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親的善後事宜,還找了一位風水先生,在桂林市郊,灕江東岸馬鞍山西側,名叫鳳凰嶺的地方,景色極為秀麗,將母親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亞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蔣孝嚴蔣孝慈泣叩"等字。當天沒有通知母親生前在桂林的故舊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剛和邱昌渭的幾個部屬等少數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亞梅姨媽在大熱天六神無主地抱著這對半歲大的孤兒到場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亞梅姨媽告訴外婆的。

後事處理完,王制剛便一路護送亞梅姨媽,與桂昌德和我們前往江西萬安。一路長途跋涉,經過湖南和廣東邊境,才抵達比贛州更北邊的萬安縣。比外婆和二舅他們晚到了兩天,把外婆急壞了,以為路上發生了事故。亞梅姨媽見到自己母親後,不僅悲痛地告訴外婆:"三姐是被害死的!"還偷偷跟外婆說:"桂氏兄妹和母親的死亡有關。"因為母親最後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飯,飯後即感不適,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親撐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醫,隨後其兄桂昌宗趕到醫院陪伴,未幾,即告出事。這四五個鐘頭當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參與,後來所謂一位王姓醫生如何為母親打針的經過,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是誰殺了母親

外界對母親的死亡,有不少穿鑿附會的推測,近二十年來坊間有不少專書和專文作不同角度分析,歸納起來,不外將元凶的關聯指向四個方面:(1)祖父;(2)父親經國先生;(3)軍統局特務;(4)父親的死忠幹部。

蔣中正:親自取名孝嚴、孝慈

父親從年輕起,就至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處境,曾和祖父之間有過間隙。1925年到1937在蘇聯留學和充當人質的12年期間,一度對自己父親作過公開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國後,原先對祖父的誤解才逐漸煙消雲散,轉而極端孝順;終其一生,他對自己父親的孝順,誠非一般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濃,從《風雨中的寧靜》一書即可窺知一二。

父親在贛州與母親相知相愛之初,暫時瞞住了祖父,但祖父對1942年母親遠赴桂林產下一對雙胞胎的事,則知之甚詳。父親身旁有祖父的眼線是極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親曾要父親儘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1941年10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並立即按照家譜排輩親自取名,一個叫"孝嚴",一個叫"孝慈",含意是一個"孝順父親",一個"孝順母親"。母親聞此,至為快慰,毫不猶豫地照著祖父的意思,為我們取學名為"蔣孝嚴"和"蔣孝慈"。母親也很興奮地把這個過程與喜悅,和在桂林幫忙的大姨媽懋蘭和四姨媽亞梅分享,並且告訴了遠在贛州的外婆。

祖父不僅接納了母親,更欣喜獲得一對純中國人血統的孫兒,而親自取名。祖父與經國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納了這對孫兒,但外界不察,卻憑空臆測指稱因祖父顧慮到父親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親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稱,祖父對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裡,若果真如此,則更沒有任何邏輯推論,他會以血腥手段殺害一個無辜弱女子了。

蔣經國:蔣章風雲不離、情深意濃

父親是個用情很深的人。

1988 年元月父親辭世後,秦孝儀院長多次約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灣故宮辦公室,除了安慰我們,還說了些封塵多年、鮮為外界所悉之事。他說,父親在過世前兩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適,有一次連發高燒數日,睡夢中居然斷斷續續喃喃地喊著:"亞若!亞若!"在身旁負責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誰,又不敢問父親,等過了一陣子,實在按捺不住,便面詢秦孝儀,秦孝儀才就其所知的,把有關贛州與桂林的事告訴了孝勇。

父親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子儘管不長,但情感極深。外婆、舅舅、姨媽等親人,以及曾和母親在贛州與桂林交往密切的幾位同學,如王升、蕭昌樂、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談到父母親過往的片段,無不稱羨父親對母親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親懷有身孕後,戀情漸漸公開,動身到桂林待產之前,經國先生還約了一桌親信在飯館設宴,為母親餞行。母親曾告訴大姐懋蘭,一開始就理解到和父親的愛情是有風險的,或許會付出相當代價,萬一要有所犧牲,她也心甘情願。

父親過世前一年,1987年5月30日上午9時30分,我到台灣故宮去看秦孝儀院長,因為接近端午節,特別托他轉送父親一條我到法國訪問後帶回來的領帶賀節。那天他談性很濃,說到在不久前單獨到七海官邸去晉見父親,父親心情看來很好,忽然有點激動地跟他提到贛州的往事,並且說母親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傾慕外,母親更看到父親並無純中國血統孩子之後,而願以身相許等語。那天秦院長強調,他之所以說出這一段,是想讓我曉得,母親對先父有一種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親在贛州曾私下取了親密的小名,父親自稱"慧風",母親則自稱"慧雲",取"風雲際會"、"風雲不離"之意涵,情深意濃。1958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經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筆很工整寫好、攤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內容大意是報告家裡的近況,並且希望早日撥下生活費用等語。這封信一開頭寫的是"慧師吾兄鈞鑒......"信封上的收信人卻是 "退輔會蔣主任委員經國先生鈞啟"。當時我納悶不解,數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師"指的就是經國先生,這也證實了父母親之間確曾以"慧風"、"慧雲"互稱。這是一段純凈而濃密的情感,母親一定是後來也將此一私密告訴了外婆、舅舅和姨媽,所以到台灣後,二舅舅寫信給經國先生時,才會用外界鮮為人知的別號 "慧風",並為示尊重,則以"師"稱之。

20世紀80年代,當我和經國先生的父子關係,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後,有次遇到長期追隨經國先生並擔任機要秘書多年的王家驊,他告訴我,的確在辦公室收到過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給經國先生類似的信件,除了少數幾封轉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難處理。

先父母相愛逾恆,但卻有人指稱經國先生為了保護自己,而遣人加害母親,這是一種想當然而毫無證據的推論,更昧於經國先生對母親用情之深的事實。若真要狠心下手,實在無需等到桂林產子之後了,何況人工流產當時已非難事。外婆、舅舅和姨媽等家人只要提到贛州的事,無不表露對母親冤死的悲痛和氣憤,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過對父親的任何不滿或暗示性的懷疑。假設外婆認為母親被害與父親有涉,就絕不會要我們爭氣,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親身邊。

有若干研究歷史的人推演,舉證父親在剷除政治異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個弱女子,應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親除了是個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著純中國人血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2000年8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60年前住醫院的病歷未果。隨後數次前往大陸,無不乘機尋找資料。大陸政府對歷史材料的搜集不遺餘力,巨細靡遺,有關先母死亡之謎,也當成重點研究,已有結論,只是尚未公開。

我曾在北京私下與一位相當高層級的領導有所談論,他很謹慎,聽的多,說的少。我告訴他,我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個心安,我不僅不會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會以寬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親是死於非命",但如果把矛頭指向父親經國先生,他說:"是沒有根據,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陸方面,有一天對這件事會有官方的公開說法。

軍統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全案是軍統局介入,是蔣介石下令主動策劃謀害。其中有位自稱是情報頭子戴笠手下的張建國老先生,長期住在加拿大,沒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軍階,但人們都以"將軍"稱之,是歌星張俐敏的父親,幾年前90多歲才過世。

14 年前,張老先生寫了封信給我,透露母親被害的"秘密",說了一大串,直指"軍統局"是幕後殺手,且說自己就是電影中的"長江一號",直接參与了軍統局的 "刺章行動",要約我見面,以報告更多的"內情"。由於所述內容只是一種拼湊的"諜報故事",與我早已掌握的資訊偏差太大,我就設詞婉謝了。類似想像中的 "資料",過去十多年裡從不同來源湧出,我接獲不少,以後還可能層出不窮。

我在"政府"里擔任幾項較重要的職務期間,包括"外交部次長"、"部長"及國民黨秘書長,因公務上有機會和"情治首長"接觸,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聽數十年前"軍統"人員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長以負責任的口氣斷然回應說:"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寬恕,願母親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歲時就為母親命運的不幸而不平,甚至於怨忿,血氣方剛之年確曾興起過尋凶復仇之念。隨年事增長,閱歷漸廣,凡事均能從理性切入,報仇的衝動日淡,轉而設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幾年多次前去大陸,每一次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不露痕迹地打探並搜尋有關母親死因的蛛絲馬跡和佐證,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間接與母親有過接觸的人士一一接觸,只要有關聯的敘述都不放過,更收集到談及父母的書籍達17種之多。

有位好友聽說我探究母親死因心切,私下建議何不開棺驗屍,一定會找到具體結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親生前已經夠苦,無論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於純孝。事實上物換星移,事過境遷,就是查出元凶,也改變不了過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強調,母親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但我和孝慈從未採信。王升後來還找了一位自稱當年在桂林醫院任職的醫生,並要這位醫生寫了一份治療母親經過的報告給他,再轉交給我及孝慈。我們對這份報告的內容沒有興趣,因為這位醫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證明他確於1942年在省立桂林醫院服務過。我可以體會也感謝王升在這個問題上,為了要我和孝慈寬心所做的種種,但我們心中的疑雲不僅未消,反而為之加深加重。

好多年前,當我和孝慈談到這件事情時,就感覺到它會是一樁無頭公案,千年難解,因為牽涉到了政治。經過對日抗戰的大遷移、國共內戰的大變局,加上"文化大革命",2000年後我多次到桂林、南昌等地,試圖尋找直接證物,均無所獲。當年在贛州若是有人蓄意抓住機會,有計劃地前往桂林進行謀害,當然不會允許留下任何啟人疑竇的病歷或資料了。2001年,我曾親赴原省立桂林醫院查詢,被告知1942年前後所有病歷全在戰亂中被毀。

專員公署護主心切

2004 年我偕美倫到桂林掃墓,因為已替先母換立墓碑,上面刻有"顯妣蔣母章太夫人亞若女士之墓",感觸頗深,晚間回到飯店,我跟美倫談到母親的死因,我就告訴美倫說,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自認站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上,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對章亞若在桂林的生活情況,專員公署派有專人自贛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時可以監控,得以瞭若指掌。孝嚴、孝慈在桂林醫院出生後,平常母子三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該院看診,所以認定醫院應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讓章亞若住進醫院,就可以做得天衣無縫、萬無一失。

1942 年8月14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員,邀約章亞若外出用餐,席間,趁其不備,於菜中下藥,使母親嘔吐、腹瀉必須送醫。翌日見其前往桂林醫院就診,初步診治雖無大礙,但強迫其住院治療,於是當機立斷,趁無任何親人在旁,旋由同夥的醫師,以注射特效藥為由,用針筒對準血管注入致命藥物,在幾無掙扎情況下即告不治。後來進行的搶救,只是做給醫院內不知情醫生看的幌子,一項奪命任務於焉完成。主事者認定,只要手段乾淨利落,並且下令醫院封口,不引起懷疑、不留下痕迹,事後經國先生絕不致責備,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後說,經國先生對母親猝逝一事的對外態度,是一種壓抑性的"不再過問,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贛州身邊的幾位貼身機要和親信,包括黃中美、王制剛、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過世後,不久均被一一調離贛州,擔任閑職,不受重用,且未再與他們見面,只有少數的例外,日後平步青雲,位居要津。


60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間的大後方,短短几年湧入幾十萬的難民,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受到嚴重破壞和扭曲,治安敗壞可以想見。母親在如此複雜的情勢中,很早就擔心過自己和兩個稚子的安危。她在1942年曾去信給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大姐懋蘭,提到她內心的不安,所以懋蘭姨媽趕在7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輕度肺結核,也正好來養病。只是才住三個禮拜,她最擔心的事,竟然還是發生了,卻束手無策。

母親之死並非一人所為,系一位極端聰明的人出於護主動機,另找了三四位同夥來進行。主謀指出先母在桂林產子之後,即以蔣夫人自居,且經國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事實上,在當地政治圈已引起談論,並傳到贛州,所以在事態擴大前,必須予以"剷除"。這一番話,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與配合。幾經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醫院動手;而讓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謀認定,只要家屬不敢提出解剖驗屍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無缺地永遠埋在一抔黃土之下。

這項任務在短短几天當中,即交付桂林的同夥利落地執行完畢。原本考慮兩個娃兒也不放過,但唯恐引起經國先生震怒而縮手,況且後果衝擊太大,可能引起全國性的注意,反而難以收拾,才放過兩條小生命。

"斬草除根"、"趕盡殺絕"的恐懼,是事發第二天就逃離桂林的懋蘭大姨媽發自內心的感受,她把這種在現場的認定面告自己母親後,就變成了外婆終生難以擺脫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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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遺孤拋仇恨 認章孝慈當乾弟   蘋果日報.htm

228遺孤拋仇恨 認章孝慈當乾弟
出版時間:2005/02/26

阮美姝(右)認為章孝慈的誠意感人。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系列三之一

【郭敏政╱台北報導】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將至,就在政府強調大和解的同時,事實上,二二八受難家屬與蔣家之間也有一段難得的和解故事,那就是十三年前,現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阮美姝與已過世的蔣家庶子章孝慈之間的一段姊弟情。
二二八受難者和故總統蔣中正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家屬反對兩蔣國葬。阮美姝的父親是前《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殺害,阮美姝從完全排斥章孝慈到後來寧可揹著二二八家屬咒罵「認賊做父」而無悔怨,在二二八積怨難解的氛圍中尤其難得。
被罵「認賊做父」也不悔

阮美姝受訪時說,一九九二年施明德的助理來找她,指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想認識她,聽到「殺父仇人」的親屬要找她,阮美姝毫不思索就回絕,之後施的助理幾次誠懇來電,她勉強同意。
章孝慈私下前往阮美姝北市長春路家中,章孝慈表達自己想多了解二二八,阮美姝則是不客氣痛罵蔣中正,「他只是低頭,任我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提出要認我做乾姊姊」;禁不起章孝慈懇託,阮美姝提出的條件是「到我家上課,如果你認同台灣,就認你這個弟弟」。
阮美姝說,章孝慈真的每周一天下午到她家上了一年課,開始的幾個月裡一邊講二二八歷史,一邊毫不留情的罵蔣家,「他多半低著頭,有時還會作筆記」。罵了幾個月後,連阮美姝都不忍心再罵下去了,「原本以為他罵幾次就不會來了,他真的是個好人,我也同意結為姊弟;有人得知我和蔣家人做姊弟,痛罵我不知羞恥」。
阮美姝說,一九九三年,章孝慈向她說「決定站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在東吳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追思晚會,並邀請當時外交部長的兄長章孝嚴參加。
在章孝慈過世前,他更安排阮到清華、東海、台大演講二二八歷史;雖然至今仍有若干二二八家屬對她不諒解,但她認為章孝慈的誠意「比台灣人更有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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