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出版流通第四十一期）

    　上期提到有關「數控工具機」抄襲官司，第二審法院以「合理使用原則」及被告沒有犯罪故意而判決被告無罪，自訴人乃上訴第三審，第三審卻撤銷第二審的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審。

　　最高法院以八十四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決認為「：(一)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但必先有相當之調查，始有自由判斷之可言，故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案內一切證據，如未踐行調查程序，即不得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自訴人Ａ公司迭次指訴Ｂ公司之負責人丙明知乙所編著『數控工具機』一書多處抄襲甲所編著，Ａ公司享有著作權之同名書籍『數控工具機』，而仍予以印刷出版，觸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之罪。原亦為被告乙，在第一審審理中即已坦承有抄襲之事實。Ａ公司於原審曾將甲之『數控工具機』、乙之『數控工具機』及同類書籍比對結果製成『詳細對照表』，敘明甲編號之『數控工具機』一書具有原創性。乃原判決僅以『附圖多半大同小異』為由，否定甲著作之原創性，似未確實比對甲之書與乙編著或其同類書籍之相異點，其職權調查尚嫌未盡。(二)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主張合理使用，其要件為：須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須有『引用』之行為；引用須在『合理範圍』內。乙編著『數控工具機』一書，非為報導、評論或研究之目的，自無疑問。而所稱『為教學之目的』，應限於學校教師單純為直接供課堂上教學活動之用而言。乙編著『數控工具機』一書，供丙經營之Ｂ公司印行銷售，係基於營利之目的，似與『為教學之目的』不合。又所謂『引用』，係援引他人著作用於自己著作之中。所引用他人創作之部分與自己創作之部分，必須可加以區辨，否則屬於『剽竊』、『抄襲』而非『引用』。再所謂『合理範圍』內，除與利用之『量』有關外，尚須審究利用之『質』。甲獨創之例題及圖形，似為其書之精華所在，具有『質』之絕對重要性，乙將該等例題、圖形全數抄襲，得否主張為合理利用，饒有研求之餘地。原審就此未加深入調查，勾稽明白，竟認乙之行為符合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五條『合理利用』之規定，不構成擅自重製，而維持第一審判決諭知丙無罪，適用法則尚有不當。」

　　此外，有關第二審認為Ｂ公司負責人丙不知情乙事，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謂：「丙於八十二年八月九日收受Ａ公司委任律師蕭雄淋致其告知函後，已知悉乙之書涉嫌抄襲，仍修訂再版，其修訂版似僅將抄襲自乙之例題及圖形原樣重新描繪，或做少許之改變，餘則毫無更動，有修訂版書籍及上訴人公司製作之對照表可稽。縱令丙初次收受乙稿件時，不知係抄襲之作，但至遲在印行修訂版時，似已不能諉為不知。原判決就Ａ公司所指丙明知故犯印行修訂版一節，未遑調查審酌，復未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關於此部分違背法令，非無理由，應認有將該部分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上述判決給我們幾點啟示：

一、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這項「合理引用」，有一定量的限制，也有一定目的的限制。目的的限制必須限於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而且此種「合理引用」，量不能太多。

二、「合理引用」原則有一個很重要之點，就是引用他人的作品部分和自己創作部分，必須可以分辨。如果將他人著作作為自己著作一部分加以使用，一般讀者看不出何者為別人的創作，何者為自己創作，這種情形不能主張合理引用。這種情形屬於抄襲和剽竊，應構成著作權侵害。因此引用他人著作，必須在每個引用部分逐一註明出處，才能使自己的創作和他人創作部分易於分辨。

三、本來出版社出版作者書籍，一般都推定沒有故意的，本件Ｂ公司收到Ａ公司委託律師所發函件後，馬上改版再賣，不過改版書抄襲部分卻沒改乾淨，這是本案中Ｂ公司最大的弱點。如果Ｂ公司接到律師函後對系爭書籍不再販賣，馬上回收，Ａ公司要証明Ｂ公司負責人有犯罪故意，就比較困難了。除非Ａ公司証明Ｂ公司作者乙的原稿有剪貼痕跡，Ｂ公司知情而出版。

　　出版社碰到版權糾紛，應小心處理，能和解最好。出版界這種打到三審又發回更審的案件，是十分罕見的。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時論集（一），頁178~181，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