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七十八年一月九日自立晚報十六版）

最近錄影帶業又要召開以整個台灣地區錄影帶業者為對象，為因應中美著作權談判的說明會、聽證會，可能還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錄影帶業從去年的簽名抗議到今年的種種舉動，已給政府談判代表帶來壓力。一位我方的談判官員在開會的時候公開說，面對美方與我方業者的雙重壓力，他感到很痛苦，不知如何是好。

新聞局與執政黨部的直接反應，是疏通業者，叫他們不要示威遊行，希望業者給他們一點「面子」，政府會就整個「國家利益」好好地來處理這件事情。

從民國七十六年迄今，中美著作權談判已經談過兩、三次了，政府面對著作權談判，其態度與準備如何呢？

「政府的歷次各種中美談判，像這次內政部官員這麼認真研究的，實在很少見。」一位經貿官員私下說。

內政部是著作權談判的主談機關，和各種中美談判比較起來，這次內政部官員確實比較認真在研究，也比較重視輿論和民意，不過這是不是代表談判上一切都沒有問題呢？

我們的談判方式，是各機關都推派談判代表，代表自己機關的立場發言。在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份的談判，某機關派一位代表到場，這位代表因年紀大了，對協定草案也沒有研究，竟臨場打瞌睡來了，鼾聲四聞，我方代表趕緊偷偷把他搖醒，不過沒多久，他又瞌頭如搗蒜了。

民國七十七年十月的談判，我方各機關一共推派十餘位代表，其中一個小機關竟然一口氣推派五位代表。談判後，一位熟悉談判內容及談判代表背景的官員感嘆地說：「我方浩浩蕩蕩的談判代表中，除了兩位主談人，其他的代表曾將美方的協定草案從頭看到尾的，絕不超過三人。」我方的談判代表，竟然有三分之二未曾將美方的草案從頭看到尾，說來令人搖頭，不過它却使我們必須檢討到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到華盛頓的談判，有沒有必要派遣那麼多位代表，尤其是那些只有職位的象徵意義，對著作權法或甚至法律完全外行的代表。

最近美國在台協會發函給與會著作權談判有關的機關、團體及民間的意見領袖，詢問他們對這次中美談判五大爭議問題的看法。這使我想起戰略學家李德‧哈達說的一句話：真正的戰爭，其實在會戰之前就已經打過了。這次的談判我方不僅沒有徵詢過美方民間的意見，也沒有事前詳細評估過我方民間業者的承受能力。美方的代表有優秀的律師，背後還有三○一條款的超級武器做後盾，我方談判的決策者却多的是患三○一恐懼症的經貿官員和對美國誠惶卑順的外交官員。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在民間的壓力下形成的，美方的協定草案，是他們業者的聲音用法律的語言翻譯出來的。我方的業者，對於「十年舊片」問題有所不滿，想要示威、抗議，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實在不需要「壓抑」或「疏導」，畢竟集會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業者要遊行抗議，問題不在抗議遊行本身，而是他們的主張是不是合理。如果主張合理，政府不採納他們的主張，光把遊行壓下來，就能解決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