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時電子報》6月14日報導，有超過150名學者通過連署，重炮轟擊郭台銘，要求「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並放出重話，富士康是「台灣之恥」。聽起來還真有些情緒激昂，氣勢磅礡呢！但是稍作分析，就會讓人懷疑是否沽名釣譽？

　　富士康在大陸建廠已多年，關於工廠采用近似軍事化管理也早有報導，這麼多的教授可能都沒有耳聞？就說跳樓事件吧，從第一人跳樓至今也已半年之久，學者們竟麻木不仁，直拖到大陸的媒體與官方都介入調查，才出來說話，是不是在放馬後炮呢？

　　作為學者、作為教授，說話要有依據，不僅有理論依據，還要有事實的依據以及當地法律的依據。如果確實已經掌握到這些方面的證據，教授們就應該逐條開列出來，佐證自己的結論豈不更好？

　　不管是鑒別企業的行為，還是鑒別國民個人的行為，標准只能是法律。直到現在為止，富士康的員工，報導富士康事件的媒體，以及當地政府，都沒有揭示出富士康的違法行為。只要富士康的行為不違法，教授們對他的指責就應該慎重。

　　要說富士康沒有問題是不對的。富士康的主要問題我在5月20日的文章《富士康可能會變成替罪羊》中已經說過了，其一，管理上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進；其二，富士康把一個企業建設成了一個社會園區。這是富士康最重要的錯誤，企業不能辦社會，只能社會辦企業。

　　富士康這樣做，是不是有傲氣在作祟也未可知。本來是社會要承擔的責任，現在都落到了富士康的頭上，也沒什麼好說的，都是富士康自己種下的果子。要怪也只能怪當時的決策者對社會學研究的少了一些吧。

　　教授們批評富士康也是可以的，但是決不能把富士康拿到「實驗室」裡去研究，應該把他放到社會中去研究。我曾經在6月2日寫了一篇文章《要在社會背景下觀查富士康》，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企業是社會的一個組成單元，沒有社會企業何存？所以不能脫離社會這個背景。正如研究人的某個器官，不能脫離人體一樣。

　　富士康跳樓事件發生之後，教授們出來說話雖然不算早，但說出的份量卻不比別人的話輕，不免會有沽名釣譽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