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藝術，真正的詩人不能不感覺得自己與革命具有共同點。詩人——羅曼諦克更要比其他詩人能領略革命些！羅曼諦克的心靈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範圍以外，要求與全宇宙合而為一。……他在革命中看見了電光雪浪，他愛革命永遠地送來意外的，新的事物；他愛革命的鐘聲永遠為著偉大的東西震響。(蔣光慈〈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

在這段文字裡，蔣光慈視革命經驗為天啟式的狂喜，透過這種狂喜，革命者可以掙脫世俗，進入「詩」一樣的超越境界。「唯真正的羅曼諦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靈，才能在革命中尋出美妙的詩意。」在「寫作革命」那一幸福的片刻，行動與語言兩者相與為用，水乳交融。是以他問道：「有什麼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諦克些？」（王德威《歷史與怪獸》頁109–110，此段引號內為蔣光慈的話。）

羅曼諦克的心靈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範圍以外……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懷抱越無邊際些……蔣光慈

格主案：革命就是浪漫的詩行動。革命的行動越激烈，越有趣，懷抱越廣大無邊際。革命是一種天啟的狂喜。這是蔣光慈這一類人的看法。實際上，特立獨行的藝術家文學家都有這種詩人般的羅曼諦克，這種天啟般的狂喜，有些以自身的毀滅成就自身的存在，譬如王國維、朱湘、陳三立、太宰治、老舍、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聞捷、施明正、海子、顧城一長串的隊伍。他們的作品與人生是羅曼諦克的，他們為浪漫詩學殉難。但有一個詩國的領袖，他也很浪漫，他也服膺革命的浪漫詩學，但卻以生靈塗炭作為詩歌祭壇上的犧牲，自己卻得以壽終。這是對浪漫詩學的最大反諷，蔣光慈們會不會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