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麟在其《書寫與影像：法國思想，在地實踐》一書有一個地方提到朱天文和舞鶴，很有意思。他說朱天文的《巫言》和舞鶴的《亂迷》各自箕踞著當代中文文字實踐的兩端。也就是說，兩人都把心神灌注在文字本身。不同的是，朱天文以文字為通鬼神、占吉凶，是高貴的權柄；而舞鶴卻故意浪蕩其文，至亂迷若狂。

我們不妨從兩方面來窺探其隱幽：

一，兩人都視文字為一種可造化之功，實際上，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禮讚文字。只是朱天文以文立法，以文為神；舞鶴以文亂法，以文為鬼。

二，文字的運用或說驅使，應適可而止，否則終將陷入進步觀念之現代性一環的覆轍，即不管美醜，都走向自我毀滅為止。不同的是，美文以美毀滅自己，醜文以醜毀滅自己。

另外，朱天文和舞鶴或許還有一點是相雷同的，那就是，莫非太著迷於文字了，他們兩人竟把原來是精神唯心的文字，攀執成物質，於是便有了唯物論的味道。(中華民國110年6月15日聯副)

格主案：文字是文學的載體，文學家無不敏銳於文字敏感於文字。這篇評論談朱天心和舞鶴的極端之弊，似乎沒有談到兩人小說之幽微與優長之處。如真如楊凱麟和黃克全之論，其實這正是朱天文與舞鶴的小說特色，讀者也許會好奇他們是如何極端，而去翻閱這兩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