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華人人口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占相當大的比數，他們在戰前和戰後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動國家發展，捍衛國土方面的不遺餘力，乃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這就是華人在馬新的巨大貢獻。

從人口比例上來說，在1911年時，馬新的華人已高達91萬人，佔人口總數的34%；到了1921年，華人人口破了百萬數目，占總人口的34%；而在1931年華人增至170萬，占總人口的39%；繼後在1941年時，華人達200餘萬人，占總人口的43%。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當戰後1948年馬新在法律上被切割後，人口就起了一些的變化。這個時期，馬來亞的華人有180萬，佔半島總人口的38%；而新加坡則另行統計，華人人口占70乃至80%，約有90萬人。雖然馬新同屬英殖民地，但英國開始在馬來亞推行其民主政治，且承諾在較後賦予自治邦地位；新加坡則另有政改，以便朝向自治邁進。

姑不論馬新是否在法律上分家，但分家後的馬新依然被民間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它們的政治演變在戰前和戰後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換句話說，當提及華人的困境和挑戰時，我們往往把馬新攏成一體來論述，直到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自行獨立。

所謂戰前，一般上把孫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作為一定起點。雖然孫中山在1906年起就遊走於馬新之間，但因為響應他革命的隊伍不能壯大，所以才發生同盟會的南洋總部從新加坡遷來檳城的重要轉變（1910年）。所幸檳城的中層階級比較熱心，孫中山得以在檳城立定腳跟，更在1910年11月在檳城召開著名的「庇能會議」，敲定了黃花崗之役（1911年4月），也在1911年10月激發了武昌革命的成功。

因為孫中山的活動引發清廷向英國抗議，所以在1910年庇能會議後，英國於同年12月將他驅逐出境，他也無從在馬來亞掀起政治風暴。不過，辛亥革命後的第8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捲起的浪潮就直接衝擊馬新的政治生態了。最明顯地反映在華文報如雨後春筍地設立，且提倡白話文，推動新思想新文學，大大地改變了馬新華人的思維。

伴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五四」運動在後來也像中國一樣，成為左翼勢力壯大的源頭。1930年馬共的成立，即證諸了馬新華人政治思想與中共看齊，也導致了馬新國民黨份子和派系與中共、馬共的長期鬥爭。

這種派系和思想的鬥爭雖沒有如同中國國內那勢不兩立的殘酷手段，但也引起一連串不愉快的事件，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才又看到國共又再攜手合作。在馬新方面，則有陳嘉庚領導《南僑總會》籌賑援助中國抗日，一時之間風起雲湧的運動和熱潮把馬新的華人捲入其中，而成為抗日的堅定支持者。

反抗侵略遭打壓

馬新華人的反軍國主義和抗日也付出慘痛的代價，那就是1941年底日本攻進檳城，而於1942年全面佔領馬新後，華人，尤其是抗日份子受到無情的鎮壓和對付，許多人因而失去生命；當然也有許多人上山打游擊，與日本侵略軍周旋。據無法證實的統計，馬新兩地犧牲的華人不下15萬人。由此可見，日本在馬新的三年零八個月的血腥鐵蹄統治造成的傷亡與損失是罄竹難書的。這是馬新華人第一次面臨集體的殘害與鎮壓。

華人第二次的困境則是戰後發生的悲劇。因為英殖民軍隊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就重臨馬新，採取收編馬共的手段，但拒絕與馬共分享權力，因而於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更查封馬共及親共組織，大舉逮捕左翼人士或驅逐出境或加以監禁。頃刻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個時候，重回森林打游擊戰的馬共，也被英軍事政府的絕招逼得四處輾轉，後來才在泰馬邊境落腳（1954年）。在這方面，英軍事政府指責在森林邊緣的墾耕者援助與匿藏馬共份子，乃從1948年12月開始，直到1954年，把大量的華人驅趕入「新村」，用鐵刺網圍繞，不准村民接濟馬共，違者處以重刑。根據統計到了1954年底總共有57萬3千名華人被趕入「新村」生活，華人生活苦不堪言。

英軍手段之極，不亞於日本侵略者。這個時候馬華公會乃在1949年運應而生。它首要的目的是照顧陷入困境的華人，繼之轉化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新加坡因已分割出去，未有新村之設）。雖然英殖民政府表面上的理由是打擊和消除馬共，但也因此讓華人對殖民統治者的不人道措施更加深惡痛絕。

向極端霸權宣戰

儘管在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時，華人新村（共480個）的條件有一些改善，但大致上還是不令人滿意的，也就給了左翼政黨社陣一個機會在新村和城市地區的地方議會選舉中抬頭。

華人新村在今天已是一個特殊城鎮的象徵，但過去的痕跡是抹不掉的。如果說華人有什麼難以忘記的深刻集體記憶，那就是不能原諒英軍事政府殘踏了人類的尊嚴，把他們當「囚犯」。

至於華人的第三個大挑戰是發生在1969年大選後的「513」種族衝突流血事件（新加坡已於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衝突讓許多華人的生活變了樣，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衝突，導致196人死亡，108人受傷；259人被武器攻擊、9143人被逮捕、37人失蹤的悲劇，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更悲的是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民主暫時終止。

自此之後，國家政治大洗牌，政治生態大不相同，許多法令和政策相繼推出。而一些爭議性的條文至今仍然在爭論中。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所受到的衝擊也是前所未有，但也在考驗華人的智慧與應變的能力。

如今已40年過去了，「513」事件不再成為民間的陰影，而華人也選擇通過民主來推進國家和尋求改變，以創造一個更加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從過去的三大教訓來看，我們要抑制和阻止的是再一次發生偏激與極端的言行，破壞了一個馬來西亞的「完整性與多元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支持朝野上下向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宣戰，也向霸權主義說不。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在中庸的道途上建立一個平和的國家。

●（本文部分內容是作者于10月17日應霹靂永定同鄉會之邀
所做的專題演講，題目是「從歷史看華人的轉型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