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生在倫敦示威；吉隆坡有的是馬來維權份子。個別來看，上述兩個群體幾乎一點關聯也沒有。然而，若硬是要比較，有的人會認為要改革馬來人的權利——特別是經濟權利——絕非易事。

上週，學生走上倫敦街頭，抗議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政府提高大學學費並削減公立大學經費的決定。就連查爾斯王子和卡米拉也無法倖免於難，座駕遭到示威群眾攻擊。民眾的情緒持續高漲，因為政府國會議員投票通過這些議案（儘管好幾位政府後座議員並未給予支持），同時國會場外發生了幾起暴力事件。

抗議活動將一連串學生運動，包括佔據全國各地大學的行政大樓推到了最高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憤憤不平，和歐洲社會保障制度的縮減有一定的關係，全是拜全球金融危機所賜。

歐洲福利制度以多種形式為當地公民提供近乎全面的終身教育、醫療保健及失業救濟福利。一整個世代的歐洲人都在此制度下生活直到老死。的確，除此之外他們別無所依。

絕大多數的歐洲人視福利為不可剝奪的權利，他們並沒有把這些福利看作依國家財力而定的特殊權益。的確，福利制度能否繼續，已成為現代歐洲政府政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儘管如此，物價高漲與後全球金融危機時代歐洲繁榮景象瓦解，意味著大多數的歐洲經濟體都過著入不敷出的日子。以貸款為驅動力的好時光已經結束了。

像70和80年代那樣維持福利津貼，將會導致歐洲工會破產。與此同時，要那些習慣於政府援助的公民去適應這些新的現實環境，即便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也將會困難重重。這正是我們在英國、法國、愛爾蘭及希臘見到的社會動蕩根源，這股趨勢有可能蔓延至整個歐洲。

身處吉隆坡，看著倫敦示威活動的報導，我禁不住將關於馬來主權概念的最新一輪爭辯與之比較。

馬來主權概念的批評者一次又一次呼吁，要廢除這套思想和通過新經濟政策帶給馬來人的社會經濟福利。一如之前的理由，馬來保守派人士則大聲嚷嚷保留這些福利，並且懲罰那些質疑它們的人。

當然，有者認為，新經濟政策與英國國家醫療保健服務有著數量上的差異。至少就理論上而言，歐洲福利制度是不論背景而惠及所有公民的。兩者皆為福利制度，更重要的是，歐洲福利制度協助提昇國民的生活水平及社會和經濟地位。

可是，政府的干預是一把雙刃劍，而結果也是喜憂參半的。基本上，這兩種制度都衍生出一類不僅在教育與醫療保健，就連在商業上也依賴政府合約和刺激的人。

政府不適當的介入也意味著過度的管制。這進而使歐洲的貿易過程變得複雜——看法國惡名昭彰的每週35小時工作制就知道。在大馬，政府的介入對私人領域的倡議與創業精神，尤其是土著起著災難性的影響。更教人擔憂的是，土著之間要求實行津貼制的情緒日益高漲，就像眼下的歐洲人將獎學金或公務員就業機會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一樣。

無論馬來人是否有資格享有津貼，如此慷慨大方可不是我國經濟能吃得消的。

自由的市場與經濟的靈活程度是當今的新局勢——特別是像大馬這類的小國。嶄露頭角的馬來人福利制度，已將絕大部份的人民從全球市場的現實中隔絕出來。簡言之，我們變得越來越缺乏競爭力。

過度民主的歐洲所發生的騷亂事件，似乎暗示著縮減馬來人福利制度將會是異常艱辛的舉措。人民的憤怒就算不像倫敦、巴黎及雅典街頭那樣火爆，也有可能一觸即發，尤其是隨著種族情緒高漲。

所以，當我們對首相納吉循序漸進、步步為營的經濟轉型計劃與政府轉型計劃感到沮喪時，這有可能是他可以為國家帶來改變的唯一途徑。這或許也是他為何要將更至關重要的措施推遲至下屆全國大選之後才推行的原因。

然而，大馬一定要改革。否則，我們便是冒著當下歐洲人極力欲掙脫頹勢的風險：要麼改革、要麼失敗——選擇權在我們手上。（譯：曾慧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