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台北西門町理教公所拆遷後露出的日治時代「西本願寺」遺址之新聞？那是一個代表60年前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留下的遺跡，就如同歷來發生的改朝換代事件一樣，國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政權，大肆拆除了象徵日本統治的一切圖騰建築（但是卻可笑的留下了代表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府），就如同日本接收台灣後拆除「布政使司衙門」與「天后宮」一樣，當然囉！如今民進黨政黨輪替也不能免俗稱地有樣學樣一番，雖然沒有什麼代表性建築可以拆（據我所知道的之前有人提議拆「中正廟」但是後來因反對者眾不了了之），但是也從教育著手，例如去中國化與本土化等等，當然我承認中小學的地理課本對中國大陸部份編排份量的確可議，但是台灣島實在不大，若要學生唸9年的台灣地理，大概連各鄉、鎮、鄰、里都要記都要背了吧?所以讀一讀中國的「錦繡河山」似乎也挺好的？（難道要背日本四大島）我老婆阿公是日本時代的老師，他說他30歲開始學講北京話，如今最習慣說的語言仍是日本語，我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包容去了解老一輩台灣人的內心世界，想想看！若是台灣如今被韓國或越南佔領，規定要我們去學他們的語言你會接受嗎?當然我的比喻並非完全正確，因為閩南人或客家人仍是屬漢民族（對原住民說聲抱歉），回歸中國是屬於「認祖歸宗」在法理上比較說的通，但是諸君可知19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帝國相較實在屬於落後的國家，當然當慣帝國臣民的台灣人回歸積弱不振的「祖國」，心態上時再調整不易吧？所以我們應以包容力與同理心去體諒老一輩台灣人，否則依發生例如釣魚台或靖國神社等事件社會又要分成兩派實在是傷害大家的感情（一派是抗日英雄或英雄遺族一派是帝國臣民或臣民遺族），因為二次大戰都結束60年了呀！反觀歐戰亦結束了60年，但是德、法、俄等交戰國早已握手言笑，德國甚至在柏林興建類似「墓碑」的紀念建築，悼唸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那仇恨早已昇華成警示箴言了！反觀亞洲，仍沉淪於仇恨淵源，理由何在?我個人歸納為：1.日本因廣島原子彈的到某種程度的救贖，故遲未道歉甚至首相一再參拜靖國神社。2.中國戰後陷於內戰分裂，新仇消弭或模糊了舊恨。3.美國日本結盟使然。如今中國和平崛起，將上面第三個理由淡化，故才有最近日本語亞洲諸國的緊張關係發生。

歷史腳步早已走遠，二戰老兵不只凋零且多數已死，展望未來，生長在台灣的我們，是否應以更包容的胸懷接納世界與自己的國家（不管是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與人民呢？我期待著,.......。

以下摘錄一段有關228的故事，供各位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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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２ 地獄─西本願寺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 譯‥‥‥ 

這家寺院超渡死者不分國籍，包括在台日本人和台灣人。可是被中國人接收之後，將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我想，這是連親鸞上人也料想不到的歷史性笑話吧！

樞要部以第二處藉「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

第二處的處長林秀鑾、副處長姚虎臣，這二人的名字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一被送進西本願寺，報上姓名、年齡、本籍、現住所、職業、家庭狀況、友人關係之後，所有的東西，包括錢包、記事本、手錶、眼鏡等全被沒收。聽說這是防止犯人自殺的措施。像內褲的褲帶、鞋子旳鞋帶等繩索類的東西也全被取走。

我用鈕扣繫住褲頭，裏面的內褲則像包尿布一樣垂下來（這樣根本無法自由走動）。我才正愁著不知如何是好時，眼睛又被蒙起來。我在西本願寺囚禁期間，眼罩一直都沒被拿下來過。

隨後，我被二個士兵捆上五花大綁。因為雙手被反綁之後，繩子再穿過頸部、雙臂、雙腕，並且在這五個部位打結；打結的樣子很像花瓣，所以稱做五花大綁。這種綁法專門用來對付重刑犯。如果犯人越掙扎，繩結就束得越緊，除非是會縮骨功的忍者，否則根本逃脫不掉。

我在囚衣背後被寫上34，此後「34號」這個號碼就成了我的名字。他們把我拖過長廊，丟入牢裡。我的腳絆到其他囚犯因而跌倒，身體壓在其他人身上。只聽到他們微弱的呻呤「噯唷，噯唷．．．」此外，再也沒有人發出聲音。整個囚室充滿停屍間窒人鼻息的沈默氣氛，我們只能坐以待斃。

矇上眼罩，當然是為了不讓囚犯看到監獄內部的情況，同時，也是不讓囚犯們彼此互相認識。因此，囚犯們深刻地感受到恐怖至極的孤獨感和緊張的氣氛，更別提神經之緊繃狀態了。士兵恫嚇道：「不要說話！」沒有一個囚犯敢吭一聲。即使不是這樣，囚犯當中也可能混雜著特務；而特務的殘酷手段，在這次的逮捕行動當中，每個都有難忘的親身經歷呢。

然而，人類真能忍耐極限狀態。不只忍耐，還有適應。日漸一日，囚犯們膽量越來越大。我也趁監視較為疏忽的夜晚，把臉靠上冰冷的水泥壁，將眼罩褪下來。我也稍有勇氣和旁邊的人囁囁私語。和旁邊的人熟識之後，將眼罩褪下來會更容易。

在那兒看到的盡是頭髮蓬鬆，滿嘴鬍鬚，憔悴至極的容貌。也有幾張我認識的臉孔在內。恕我不能說出名字，因為其中至少有二人現在住在東京。

第二天十四日，許多囚犯被送進來。最高峰是十五日。我的囚房約二間八疊大的面積，一共塞了七十多人進來，教人根本無法橫臥。即使要靠在牆壁上睡一覺，也是相當辛苦。而像這樣的囚房，另外還有好多間呢。

我身上一直都穿著被逮捕那天的衣服，而且連臉都不得洗上一次。吃飯、大便的時候，眼罩還是不能拿下來，頂多只是放鬆雙手，從「五花大綁」變成「三花大綁」而已。伙食只有一碗飯，上面放一些蘿蔔干或煮白菜之類的菜餚而已。如果因為伙食不好而拒吃的話，也會被守衛拳打腳踢，斥責道：「幹嘛不吃！」

廁所在囚房外面。如果一喊：「我要大便。」守衛就會鬆綁，將囚犯帶到高約六十公分馬桶旁邊，叫他蹲下。結綁的繩索會吃進皮膚，囚犯們必須忍耐到忍不住為止。衛生紙只給一張。如廁，一張衛生紙而已，哪能清潔乾淨？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不衛生的了。每個囚犯本來就都已散發出體臭，加上累積在褲內的糞臭，整個囚房就都充滿了令人做嘔的臭味。慘遭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們宛若置身於人間地獄。

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拷問口供。拷問室雖然和囚房隔了一段距離，但是囚犯被逼供的慘叫聲依然清淅入耳。囚犯一進入拷問室就被迫坐上張小板凳。許多囚犯以為詢問官會坐在前面的桌子，卻突然地被從後面大叫一聲，嚇得差點心跳停止。然後，又會從右邊或左邊向囚犯大聲叫罵。經過這般的拷問之後，誰還有足夠的心思去編織謊言呢？

「34號，你為什麼會到這裡來，知道嗎？」

「不知道。我才想請你告訴我呢。」

「你還囂張什麼，給我打！」

啪、啪地，我被賞了幾記耳光。我知道這幾下還算是輕的。

「你在什麼地方和林樑材見面的？」

還在問林樑材，真不像話。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還裝蒜，打！」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除非入夜以後，否則在白天的時間裡，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有單發的手槍聲就心跳加速，全身發抖，日久習慣之後，我反而想，即使是槍斃，我們也是無可奈何。每天的牢獄生活不但時間長，而且令人絕望。我感覺到體力日漸衰弱，即使可以撐到僥倖出獄，也沒有自信能夠在此後的社會上生活。更何況在這兒，每天還要受到疲勞審問的痛苦和恐怖。遭遇這種劫難，最後又難逃一死的話，倒不如痛快地讓我一死，還算功德一件呢。

人類似乎是覺悟一死，心情反而輕鬆的動物。一位懂得手相的人告訴我：「你的生命線延伸這麼長，一定會得到貴人相助，千萬不可放棄希望。」

一般人被說命好，多少都會覺得高興，我卻不以為然。因為算出的命好也就罷了，算出的命不好卻只會整日擔心。

只是，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我就記憶所及，詳細供述。

和王育霖認識，是某一個晚上的事。有個人突然從旁邊跟我說話，我嚇了一跳。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有一天，我也被宣判「處死」。算起來這已是第三次判我死刑了。我心裡想，這下子完蛋了。然而，出乎意料地，二、三天之後，我竟被帶離西本願寺，轉監到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軍法處在成功中學東邊不遠之處。到那兒之後，眼罩終於可以拿下來。

第二處釋放囚犯時，並不把囚犯的眼罩拿掉。聽說有人被放到田野；當前來耕田的農夫叫他，他戰戰競競取下眼罩，才驚覺自己是在郊外的田間。

在軍法處，由一位陳姓軍法官負責審問我：

「你為什麼被他們抓去？」

「不知道。」

「你放心好了。那邊雖然沒有法律，這裡則一切依法行事。到這裡來，你就保住一條命了。不過，你要實話實說才行。」

實話實說可以保住一條命的話，我當然照辦。

「沒問題，你儘管問罷。」

「你的罪狀之一是二二八事件當時，擔任『自強報』的總編輯，而『自強報』則不斷地發表社論，抨擊政府。」

「不對，那時候我不是總編輯。『自強報』在合法登記期間，我是總編輯沒錯，但是，一年多以前『自強報』早已停刊了。」

「那你在大同上班，二二八當時有沒有利用公司的車子，到永樂町和林樑材開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呀！」

「你不要說謊，林樑材逃去哪裏了？」

「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呀！」

「你是共產黨嗎？」

「絕對沒那回事。」

「那是民主同盟囉？」

「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沒參加過任何黨派。國民黨也好，共產黨、民主同盟，統統沒有參加。」

「嗯，那給我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還要再說一遍呀，我心裏厭煩地想著。陳姓軍法官一面對照西本願時送來的口供記錄，查驗符不符合。

「你們的大本營延安，已被我軍占領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延安不是我的大本營，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是嗎？你被逮捕之後，三月十九日胡宗南的部隊占領的。總之，此後你們沒有任何依靠了。」

我沒料到他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懷疑我是共產黨。

「你和范誦堯副參謀長是什麼關係？」

「我們同是國語禮拜堂的教徒。」

「你和文官長吳鼎昌是什麼關係？」

「他兒子吳元黎和我是中學同學。」

我後來才知道，我太太曾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在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聽說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搭機來台。隨員當中有一位總務處長張鶴齡，他是我大舅子張湘澤的同學。我太太也向南京的張鶴齡通知我被捕的事情。張鶴齡來到台北雖然大有幫助，但是，為了探聽我的下落，他也費了相當大的功夫。

因為逮捕的人數眾多，抓人單位又分成好幾個係統，什麼人被關在什麼地方，何時何地已被處決，並沒有詳盡的資料可供查詢。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聽聽到高喊「 34 號、34 號」的聲音。 這時我因身心俱疲，已經陷入虛脫狀態，一瞬間竟忘了 34 號是我的號碼。旁邊的人拍拍我，我才突然發覺，急忙走出牢房，聽到他們對我說：

「要送你到軍法處去」。幸好有吳鼎昌的長途電話和張鶴齡的奔走，雙管齊下，我才保住這條小命。

經過前述陳姓軍法官的審問之後，大同的張永聲經理被叫來當我的保人，我才重獲自由。

我一回到家，就先照鏡子看看自己的模樣；結果我看到一張削瘦乾癵，有如鬼怪的臉孔。不止如此，沒多久我就開始喀血。因為不像是肺結核，給醫生檢查的結果，原來是獄中拷問口供的刑求，傷到肺部。

我待在家裡靜養將近半年，同時多吃一些奶油和維他命滋補身體。即使到了現在，我也常常去照Ｘ光，擔心是否舊傷會再復發。

我出獄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應翁節敦牧師的邀請，到國語禮拜堂做見證。我簡單敘述從三月十三日早上被捕，到監禁在西本願寺所經歷的體驗，最後我將得以生還的一切，歸恩於蒙受我主的眷顧。做見證是早上的事。結果，我回家之後，約下午二點正想睡個午覺時，來了幾個便衣，把我抓到第二處處長林秀鑾的官邸。林處長不胖不瘦，外表看來氣質柔和。

「今天早上，你在國語禮拜堂亂講話喲。內部的事情怎能對外公開呢。若不是看在你是張湘澤妹婿的份上，我包管你今天回不了家。從今以後，嘴巴給我小心一點！」

我打從心底起了寒顫，原來連國語禮拜堂裏面都有佈建線民，否則我的見證，第二處不會這麼快就知道。林秀鑾和張湘澤是日本的軍校同學，所以彼此認識。如果我先前就知道他們有這層關係，一定可以更早離開西本願寺的，真是可惜。

不久，林秀鑾辭去第二處處長，遺缺由姚虎臣昇任。姚氏身兼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訓練總隊的任務是取締和懲戒流氓。所謂流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只要隨便給個流氓的罪名，就可以逮捕任何人。綠島就是叫人聞風喪膽的火燒島，重刑犯都被移送到這個島上。這三個頭銜，隨便一個都足以教人膽顫心驚，何況三項都集於一身呢？所以，沒有人不怕姚虎臣的。對台灣人而言，姚虎臣是最可怕的人

物。

如眾周知，四月二十二日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取代陳儀。姚虎臣卻不受高層人事異動的影響，仍然保持這三個職位。其權勢之不可一世，可想而知。

五月的某一天，姚虎臣很鄭重地寄來一張邀請函，內容是「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二二八大屠的證言（一）

 二二八大屠的證言（三）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西本願寺的正式名稱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台灣別院。它橫跨台北市新起町一丁目到六丁目，佔地達三千八百四十四坪多，以建坪有三百零二坪的本堂為中心，附屬建築物包括鐘樓會館、倉庫、宿舍及幼稚園等。本堂的外觀和東京築地的西本願寺極為相似。這間 大寺院從昭和三年四月破土開工，到昭和九年四月峻工，前後花了六 年的時間。】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底下的照片是台北西本願寺原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