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人好好地活著吧，別指望大地會留下記憶。

這是詩人艾青在〈交河故城廢墟〉中留下的詩句。二００三年初秋，經歷了長程的跋涉，頂著近四十度的高溫，我終於來到了多年來一直神往的交河故城──雅爾城（厓兒城）。

交河故城在新疆吐魯番市西十公里，一片高聳的台地峭壁之上。《漢書‧西域傳》中寫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號交河。」過去我讀到這段文字，總想像這應是一座兩河相交的中心島，賴護河城的屏障而位居險要。到了現場查看，才發現這真是一塊詭異的地理奇蹟。眼前是一座高約三十米、長達約一千七百米、寬約三百米，呈柳葉狀的乾枯台地，四周有寬達百米的河流屏障著。由於長年乾旱的關係，河水已呈涓涓細流，長滿著小樹和綠草，中間的交河故城則呈現出乾黃色；黃綠相間，綠色的生機和土黃的故城交相對映，特別突顯歷史的蒼涼和大地的無情。詩人艾青在文革時遭逢牢獄之災，幸賴當時新疆的軍政領導人王震照顧，遠徙北疆的石河子市落腳，始得保全身家性命。他在交河廢墟前留下的嘆息，或許正是這種歷史蒼涼感的無奈寫照吧！

但是，交河的詭奇卻不止於此。古代中原的城池多係從平地築牆圍屋，逐漸形成壁壘。而交河故城卻是從高聳的土崖上往下挖掘，採取的是一種稱之「減地法」的建築工法。也就是從原生土中往裡掏挖，然後留出牆來，再用木材搭蓋出屋頂，形成屋宇，其他的街道建築亦然。在交河故城中軸的中央大道兩旁，矗立著高聳的巨牆，牆上不置門窗，以維安全，這些牆體都是台地上的原生土殘跡，街道則是向下挖掘出來的空地。由於「減地法」的先天限制，交河的建築雖然經歷了一千多年不斷的整修與改建，但基本結構卻仍維持原始的面貌。換言之，交河是一座從上往下挖掘出來的古城，是一座憑藉著天險，聳立在兩河之間長達兩千多年的土堡。

雖然已是初秋時節了，但是吐魯番窪地卻仍在火盆的炙熱之中。下午四時許，我們在交河故城的中央大道上慢步掙扎，三十八、九度的烈日下，儘管頭戴著草帽，卻仍是汗流如雨下。不過，乾熱的天氣，汗水隨即蒸發，並沒有溼熱環境下的焦燥和粘膩。天，特別的藍，白雲，也不帶一絲灰褐，清朗的空氣，彷彿揭露著歷史的透明。這裡是一個曾經延續十五個世紀之久的古文明。從二千三百年前的戰國時代開始，居住在交河的姑師人，就已建立起自己的王國。姑師在被漢朝征服後改稱車師（音「居」師），係古代的西域民族，形貌似白人，但兼有蒙古人種的成分，在交河地區曾持續了七、八個世紀的統治。一直到了公元四五０年，才敗於北涼之手，西遷焉耆（在當今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

公元前一０八年（漢武帝元奉三年），漢朝攻破了車師國，從此分裂為車師前國（即交河），車師後國和北山六國，均降服於漢。依據《史記》所載，當時的交河有「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八百六十五人」。此後，漢朝的駐軍留在交河屯田，以保障絲路的通暢。但是夾在匈奴與漢王朝之間的車師，卻往往身不由己，有時候向漢朝稱臣，過些年卻又歸匈奴節制。交河地區也因此長期成為兩軍相爭的戰場。直到漢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六十年），才因匈奴的內訌，由朝廷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府，並在交河設置了都尉府，主管屯田事務，其實則是代表中央寄居於此。

南北朝之後，交河成為高昌國的一部分（高昌故城在吐魯番東四十餘公里處）。唐朝滅高昌國，設置西州，交河也成為西州的屬縣，並曾一度為安西都護府之所在，成了重要的邊關。邊塞詩人岑參即曾留下如此的詩句：

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

塞驛遠如真，邊峰互相望。

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

有時無人行，沙石亂飄揚。

葉靜天蕭條，鬼器夾道旁。

地上多髑髏，皆是古戰場。

置酒高館夕，邊城月蒼蒼。

現在，我站在交河的故道上，儘管風和日麗，不見塵土飛揚，但卻不難想像當大風起兮，沙石蔽天，飛灰掩日，晴空蒙塵的場景。不過，當時岑參所見的髑髏和鬼器，卻早已化為塵土。而從邊城遠望，舉目所見，是許許多多維吾爾族人民新建的葡萄房，一棟棟用來陰乾葡萄的鏤空土樓房。這些葡萄房就地取材，用土磚建造，平頂，多係兩層樓左右的高度。遠遠望去，與吐魯番窪地上的黃土帶倒是頗為和諧；交河故城的周遭，似乎還透露著絲絲的生機。

但在唐代時的交河，恐怕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李白的詩作中就留下如此的感傷：「玉手開緘長嘆息，征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原當雙燕泛中州。」的確，對中原士人而言，交河實在是太過遙遠了。即使是在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今天，「距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的交河，從西安西行恐怕也還要費上兩天的竟日行程吧。兩年前，我曾花上整整七個晝日，自蘭州出發，一站又一站，經過河西走廊到達嘉裕關、敦煌和玉門關，最後在甘肅極西的陽關故址落腳。當時最為深切的感覺，是彷彿已走到大地的盡頭與文明的終點，西出陽關，再無故人了。現在到了交河，卻赫然驚覺，原來通稱「火州」的吐魯番，離敦煌（瓜州）竟然還有六、七百公里之遙。想當年，騎駱駝、冒著酷暑，在路上艱辛跋涉的商旅，又怎能不慨嘆天地之大，道途艱辛，造化無情呢？

只是，交河故城卻似乎對這一切都毫不在意。歷史在這裡彷彿是透明的、靜止的。隨手拿起一塊磚、一封泥，恐怕就是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隨你亂猜了。但，可別猜錯了，交河的歷史只到元代為止，大概沒有留下多少明清以後的東西呢。

唐朝亡了之後，由回鶻人（即當今維吾爾人的祖先）統治了高昌王國，國勢如日中天，成為佛教聖地。宋朝建立後，回鶻國王曾於太平興國六年（公元九八一年）派遣使團向北宋朝貢，自稱「西州外甥阿斯蘭汗（獅子王）」，與北宋交好。北宋勢衰後，高昌歸屬於西遼。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於公元一二一○年遣使到達高昌，高昌表示歸順，後來更有上萬名的回鶻部隊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軍，最後征服了中亞與伊朗。

但是，好景不常，宋代以後的新疆卻分裂為三個回鶻王國，分別是以喀什噶爾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于闐為中心的李氏王朝和吐魯番的高昌王國。其中喀拉汗王朝奉伊斯蘭教為國教，對西域的其他王國發動了宗教聖戰。十一世紀六○年代，喀拉汗王朝攻佔于闐，使得此一西域的佛教重鎮，終被伊斯蘭教所取代。至此，只剩下堅信佛教的高昌，成為喀拉汗王朝的眼中之釘了。

十三世紀末，元朝的蒙古貴族海都、都畦（音「希」）等人發動叛亂，為了取得喀拉汗王朝的支持，海都與都畦等貴族紛紛改信伊斯蘭教，並對效忠於元朝的高昌發動了戰爭。公元一二七五年，都畦率軍十二萬人，包圍高昌及交河等地，經過長達六個月的圍攻，彈盡援絕，最後，高昌的領袖「亦都護」火赤哈爾寧被迫將女兒交出，都畦等才揚長而去。從此以後，高昌王國的盛世逐漸走向終結。高昌「亦都護」先是被迫遷往東部的哈密，最後，殘餘的部隊只有逃到甘肅的嘉裕關避難去了。

至於留在吐魯番的交河與高昌等故城，則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後淪入新興的察合台王國之手，這是第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汗國。從此之後，新疆地區的佛教文明正式讓位於伊斯蘭文化。交河與高昌也就淡出了歷史，成為乾熱的吐魯番盆地上，兩座「文明終結」的故城。

在交河人最後敗亡的前夕，他們選擇了「寧死不屈」。從後人挖掘出的青塚裡，赫然發覺一處兒童的集體墳場。經判斷，這應該是交河人在糧盡援絕之際，惟恐家中的年幼子弟落入敵軍之手，被迫採取的自戕行動。陪同我們的導遊小姐說，這恐怕就是外界一直傳說「交河鬧鬼」的根由了。我們在墳場邊駐足良久，除了遙遠的想像與悲憫的低迴外，其實已分不清什麼是塵，什麼是土，什麼是生命的最後殘餘了。或許，這也正是詩人艾青的慨嘆吧！

在離開交河的前一刻，我們回首遙望那座原來聳立在城中央卻逐漸傾頹的大佛寺，那座曾經照拂、保佑萬千子民的宗教聖殿。歷史彷彿早在烈日的蒸發中停滯了。我們逐漸明白，歷經戰火與劫難的交河，正是亡於它的利基與始點。它正處在東亞文明與西域文化的交會之地，依據天險而繁榮昌盛，成為絲路上的千年明珠。但它卻也因為多元文化間的衝突而終歸銷亡，最後則因宗教的排他與互斥而宣告終結。這正像今天的中亞、南亞與東歐一樣，同樣處在地理的十字路口，但也因此而在宗教與文明的衝突中，不斷地重複著「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人間悲劇。

這就是交河故城，一座矗立在兩河之間的巨大堡壘，一座承載著戰爭、血淚與宗教光輝的奇幻之城。它也是當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土生建築與城市遺跡。過去，它只存在我們的想像之中，現在，卻已成為人類文明衝突史上的一塊豐碑，當然，也是遙遠的殘跡。

                           (本文於2003年11月15與16日分上下兩集發表於聯合報E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