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3日，本刊編輯部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召開了“第三波民主化與民主改革的經驗教訓”專題討論會，邀請了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研究所所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新黨全國委員會召集人（黨主席）周陽山先生主講，美國東部地區的數十位學者參加了這次討論會。周陽山教授在發言中總結了他多年來研究東亞、東歐和南美國家民主化過程的成果，並結合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做了豐富生動的演講。與會學者交流了關於民主化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心得和看法。會議的討論涉及到當前國際政治學界比較前沿的一系列爭論和話題。現將與會學者所介紹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威權體制與“第三波民主化”
    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是美國政治學家薩謬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製造出來的一個概念。根據他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二十世紀晚近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的說法，世界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於1974年，在這一年葡萄牙青年軍人成功地通過政變推翻了專制獨裁者的統治，幾年後葡萄牙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的25年當中，世界上共有60個國家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約一半在蘇聯和東歐，有十幾個國家在東亞，還有一些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的國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在比較政治學的文獻中，過去有一種根據對拉美當代政治的研究提出的理論，即“鐘擺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拉美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表現出一種鐘擺現象，即每隔約二十年左右，會出現一次在民主制度和威權體制之間的擺動；民主體制下若經濟發展不順利、社會不穩定，會導致威權體制的出現，而威權體制面臨西方國家的壓力，結果可能又讓路給民主體制。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不少拉美國家發生了軍事政變，政變後由文官和經濟學家來主持行政事務，這樣的執政群體被政治學家們定義為“技術官僚（technocrats）。比較政治學家奧當奈（Guillermo O'Donnell）等稱這種體制為威權官僚體制（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在這種威權體制下，執政集團往往會實施許多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增強經濟活力、提高民眾的生活水準，從而為軍人及技術官僚集團的威權式統治爭取合法性。但隨後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的壓力下，拉美國家的這種威權體制往往或早或晚又讓路給民主體制。但是，自從七十年代中期拉美國家陸續轉向民主政體以來，到現在還未出現再度向威權體制擺蕩複歸的趨勢。
    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現之前，各國政治精英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制度的競賽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社會主義陣營的制度在發展中國家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自從七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弊端逐漸顯現，其經濟相對於西方國家日益落後，社會主義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魅力已逐漸消失。蘇聯的實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使它不得不結束冷戰。而冷戰國際格局的終結又大大促進了民主化浪潮，這在東歐表現得最突出。
    比較政治學家過去通常認為，東亞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一般比較緩慢，而經濟成長則比較快。換言之，在東亞的一些國家，雖然民主化的經濟社會基礎可能比較成熟，但民主化的步調始終比較慢。但是在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時期，東亞地區也加入了民主化的國際潮流。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特別是自1987年以來，臺灣、南韓，稍後還有泰國、馬來西亞，相繼建立了民主體制。在東亞地區有一個特例，菲律賓雖然較早就建立了民主體制，但始終不成功。現在，印尼的民主政治還不穩定，緬甸則基本上仍然是軍人政權。東亞地區各國的威權體制逐漸被民主體制所取代，是世界上威權體制式微的另一表現。
    雖然目前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仍存在許多亂象，民眾有很多批評，但臺灣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這一過程是不可逆轉的。無論當年威權體制的領導人喜歡還是不喜歡，社會進步所產生的推動民主化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當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之前，也曾擔心局面失控。但有學者向他介紹了其他國家的情況，指出其實民主制度比威權體制更具穩定性，後來蔣經國接受了這一意見。今天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是過去威權體制遺留下來的後遺症。例如，近年來臺灣黑金政治的氾濫，與當年威權政治下國民黨扶持、利用地方派系的政治運作有相當大的關係。
    民主政治的宗旨是，建立可以容納各利益集團代表的政治體制，並實現它們之間的公開理性的和平競爭，從而在制度層面為長期性政治穩定創造條件。現實中民主化轉型的過程是否順利，往往與四類政治活動者如何互動有關。這四類政治活動者是指執政集團中的強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對運動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他們之間的互動可能有各種方式，如果互動過程是良性的，民主化過程就可能比較順暢，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就可能比較成熟，民主化的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鞏固。否則，他們之間的激烈鬥爭就可能導致社會中的嚴重衝突。
二、自由化與民主化轉型的關係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政治學家們注意到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關係。自由化強調保障民眾的基本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民主化強調的是政黨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組黨的充份空間、民眾的政治參與、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政治發展上的這些進步，最終會達成向民主政治體制的轉換。一般都認為，自由化是民主化的前聲，但理論上並不能簡單地推出自由化必然帶來民主化的結論。
    臺灣從五十年代開始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到了蔣經國執政時期，自由化進程大幅度加快。但是，自由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就難以進一步推進，因為臺灣的民主化尚未起步。直到1987年臺灣才開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南韓雖然早在五十年代的李承晚時期就有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政治，但後來又變成了軍人威權體制，直到九十年代盧泰愚下臺，金泳三、金大中先後就任總統，南韓的民主體制才得以鞏固。
    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經濟發展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自由程度，還受社會政治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據美國政治學家許沃思基（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發生在不同經濟水準的國家，而民主化轉型的成活率與經濟發展水準的高低相關。有一些國家民主化轉型中經濟發展不太成功，而政治精英卻把經濟問題歸結為政治領導上的問題，結果可能出現退向威權體制的現象。
    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關係方面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在相對比較民主化的政權下自由化的程度也可能很低。最近政治學界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即“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它指的是有的國家雖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了，但整體上並未呈現充份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未形成。
三、民主政治與文化傳統的關係
    民主化研究中另一個引起不少爭論的問題是民主政治與文化傳統的關係。
    政治學界的很多學者都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如果說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能否取得進展的重要指標，那麼，為什麼在有的亞洲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其社會經濟基礎足以支持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但這些國家卻未能建立這樣的民主體制？
    這涉及到一個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題，西方國家民主體制的內涵究竟只是在那些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在當地的政治歷史實踐中產生的一種制度性結果，只是民主制度可能的形式之一，還是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具有普遍意義？
    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否具有兩種不同的民主價值觀？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是關於政治體制的文化決定方面的爭論，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西方學者對此的看法十分分歧。
    亨廷頓代表一種觀點，他堅持認為，民主的價值觀、模式、內涵只有一種，但是有一些國家的文化傳統，如儒家和伊斯蘭教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東正教文化傳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亨廷頓提出，八十年代末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在歐洲形成了一條新的“文化衝突線”，這條線由以下國家構成，從歐洲西北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延伸到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再到歐洲中南部的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在這條線西邊的國家多屬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文化的影響範圍，在這條線東邊的國家則受東正教或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他認為，基督教新教文化是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天主教文化可以支持民主制度，而東正教文化傳統則很難做到這點。在亨廷頓看來，未來東西方的“文化衝突”將發生在這條線以東的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傳統與這條線以西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傳統之間。他的這種文化決定論觀點引起了極大爭議。
    國際戰略關係問題專家福山（Fukuyama）不同意亨廷頓的觀點，但福山自己的觀點更淺薄。他借用了美國哈佛大學著名華裔學者杜維明關於儒家文化研究的個別觀點，福山認為，儒家文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皇權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專制文化傳統；另一個層面是日常生活（daily life）中的儒家文化，這部份文化傳統是可以與西方的民主文化相銜接的。福山據此提出了所謂的“主體文化說（the primary of culture）”，他認為，東亞國家過去十幾年以來之所以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是因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傳統與西方民主文化傳統接軌了。
    還有一些美國學者認為，文化決定論的解說是套套邏輯（tautology），一個國家能否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文化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領導人，民主化進程主要取決於領導人在特定時刻所做的決定，即他是否抓住時機引導國家走向民主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在研究民主化時採用文化決定論的方法，是引進了一個假問題。
    周陽山教授認為，關於文化決定論的爭論各說各話，很難產生建設性的學術認知。他的看法是，文化傳統的因素當然是存在的，它會影響民主化的社會基礎。但對民主化進程來說，許多其他的因素更重要，如社會經濟狀況、教育水準、國際壓力、領導人是否具備推動民主化進程的能力等。當這些重要因素所形成的條件基本具備以後，民主化就是在所必然的。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這單一因素無法阻擋亞洲國家的民主化趨勢，但可能局部地扭曲民主化的軌跡。換言之，文化因素的影響只是局部性的，而非絕對性的。因之，所謂的“儒家文化無法建立民主”的整體性解釋或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四、如何理解東西方社會對憲政民主的不同認知
    在討論憲政民主制度時，亞洲國家的學者多半都知道，無論法制主義（legalism）還是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都是從西方引入到亞洲社會中的概念，不是本土文化的產物。在西方文化中，對法制的理解是法治（rule of law）與憲政主義；但在中國文化中，對法制主義的理解卻是法制（rule by law），而不是憲政主義與民主。這就是東、西方社會政治文化的差別。
    許多亞洲國家歷史上都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殖民地當局雖然實行法制，但在殖民統治的長時期中卻不實行憲政民主。例如，英國殖民當局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直到撤離前三年才在香港開始推行民主選舉。因此，殖民地國家的當地居民長期沒有公民的政治權利，更談不上民主政治的實踐，缺乏這方面政治文化的薰陶。殖民地國家獨立後，許多本民族的政治精英也往往偏重強調法制，而不太願意真正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民主，這也阻礙了民主政治文化的發育。
    更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還常常高舉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旗幟來對抗西方國家，而把源自西方的法治和憲政民主等內容也一起掩蓋起來，甚至抹殺掉了。這樣的政治精英把從殖民當局奪來的政治權力視為自己的禁臠，客觀上扮演了昔日殖民統治者排斥憲政主義和民主制衡的那種角色。
    在“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不少地方都出現了一種情形，即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同層面的複雜問題，用一種簡化的方式糾結在一起。例如，在臺灣民主化之前的政治環境中，國民黨實行的是由大陸來的政治精英掌握主要權力的威權主義統治，而“台獨”主張者或民進黨人往往就把國民黨的統治視為類似於殖民主義式的統治。根據民進黨對臺灣現代史的“史觀”和認知，它所主導的針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反對運動，不是個簡單的民主化問題，而是個反對外來“殖民”統治的問題，含有對抗“外來民族”的意味，而國民黨的“二.二八”鎮壓就被看成是這種“殖民”統治的象徵。從這樣的認知出發，很容易激化臺灣的族群矛盾。但是，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展示的無能和貪瀆，卻出現了一種“後殖民主義的荒誕”。這也是當前臺灣民主化的重要困境之一。
五、亞洲社會的特殊性對民主化的影響
    政治學家奧當奈（Guillermo O'Donnell）曾經注意到，受東方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東方社會建立民主政治時與西方社會有兩點差異，這是研究民主化問題的西方學者不應忽略的。
    奧當奈講的第一點是“雇傭關係（patron-clientelism，或譯為“侍從主義”）”，即依重上下互相利用的人際關係網來處理社會事務的習慣。這產生了在依法運作的政治之外的“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許多公眾事務實際上不是依法處理，而是被“非正式政治”所左右。這在臺灣就非常明顯，五十年代以來，國民黨在臺灣扶持、分化、利用地方派系操縱基層政治，而地方派系則通過農會、水利會、合會行庫來募集資金，發展到後來，就演變成了嚴重的黑金政治。另外，臺灣鄉村基層村、裡長與村民間這種密切的“雇傭關係”網會造成選舉時村、裡長有能力左右選票投向的結果，而這又導致縣、市長選舉中候選人必須通過村、裡長賄買選民，即所謂的“買票”文化。
    在這樣的政治文化下，善於到基層籠絡人心、買票拉關係的政治人物往往比較容易得到選票，而理念型的知識份子出身的政治家卻不容易當選。以臺灣的新黨為例，該党是知識精英率領以理念訴求為主，在臺灣選民中平均的支持率約為百分之七，主要支持者是一些反對黑金、關心時事的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師、政府官員和軍警人員，他們不需要候選人去拜託就會主動出來投票；在都會地區該黨的支持率高一些，但一般也不超過百分之十五。若實行單一選區制（每區選一人），知識份子型政黨的候選人很難出線，只有在大選區制（每區選多人）的情況下，這樣的政黨候選人才可能靠百分之五到十的支持率，搶到個別的當選機會。
    奧當奈講的第二點與第一點相關，即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由於人治干擾法治，結果就出現了法因人殊的現象。比如，一項法律對甲適用，而對乙就不能完全發揮效用，因為乙的關係網能使他少受法律的約束。在臺灣和中國大陸都是如此，在日本這一問題也很嚴重。此種特殊主義使在西方普遍認同的法治觀念被大為扭曲。
六、族群型民族主義對民主化的威脅
    在蘇聯東歐的民主化過程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民族問題可能構成對民主化的嚴重威脅。西方學者將之稱為族群型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它與種族主義不同。以往人們談到種族主義（racism）時，往往是強調不同人種的外在差異，如膚色、身體特徵等。而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民族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外在形貌差別，但不同族裔之間的仇恨程度卻很可能超過其他國家不同種族之間的矛盾。這不僅是因為東歐的一些族裔之間有語言文化宗教上的差別，還因為歷史上留下的隔閡和摩擦，以及不同民族間存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和無形的壁壘，而某些政治人物別有用心的煽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及前蘇聯。
    前南斯拉夫的國土是由歷史上的奧匈帝國、塞爾維亞和土耳其帝國之各一部所構成的。在這塊國土上最大的兩個民族是塞爾維亞族和克羅地亞族，它們雖然語言相近，卻有不同的文字，塞爾維亞人使用俄文化（居里爾字母）的拼音，而克羅地亞人則使用拉丁字母。克羅地亞人歷史上受奧匈帝國統治的影響，信仰的是天主教，而塞爾維亞人則信仰東正教。在傳統的國際關係方面，塞爾維亞人親近俄羅斯，而克羅地亞人卻親近德國和奧地利。二戰期間，克羅地亞人支持過納粹，而塞爾維亞人則多堅決抵抗納粹的佔領。結果，二戰後塞爾維亞人佔據了南斯拉夫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主角地位，而克羅地亞人則倍受壓抑。
    自從鐵托死後，隨著八十年代末東歐其他國家巨大的政治變化，南斯拉夫內部這些潛藏已久的族裔摩擦終於爆發。雖然南斯拉夫並沒有其他國家裡出現過的那種種族衝突，但族裔矛盾卻導致了數次嚴重的內戰。這樣，族裔衝突變成了南斯拉夫國內動盪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並不是只在民族矛盾明顯的國家才會有族群衝突，在基本上是單一民族的社會裡，同樣可能出現族群衝突。例如，臺灣在相當程度上就存在著族裔關係的不和諧，尤其是有某些政治人物蓄意利用和製造本省籍與外省籍之間的籍貫差別來擴大其政治影響力或維護其政治利益，這就使族群差別不但不能順利消融，相反卻經常導致族群摩擦。
    最近，因為民進黨行政當局按其反核政策決定停建國民黨執政時代即已開工興建的核能四廠工程，引起了在國會（立法院）占多數席位的國民黨等在野黨的反彈，在野黨發動簽署罷免民進黨總統陳水扁的議案。而社會上反對罷免的人群則相當情緒化，有些民進黨的支持者甚至在街頭喊出“中國豬滾回去”的口號。
    這個口號中的“中國豬”並不是種族主義的說法，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族群差別製造出來的範疇，藉此來挑動社會矛盾、動員其支持者。這個所謂的“中國豬”代表兩種人，一種是外省籍貫、本人或父母1949年後移居臺灣的人，他們通常在選舉時支持親民党的宋楚瑜或國民黨的連戰。另一種則是指本省籍貫的閩南或客家等族群中願意支持宋楚瑜或連戰的人，而這樣的民眾幾乎占了臺灣選民的三分之二，把他們罵為“中國豬”，問題就很嚴重了，這樣的謾駡不是根據出身或文化差別去排斥部份居民，而是在按照政治信念上的差別製造族群矛盾。
    在這種辱駡的背後，還反映出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皇民化”文化政策的某些影響。當年一些被日本統治者挑選來配合當局實施統治的臺灣人，熱心充當日本當局的二等“皇民”，甚至數典忘祖，接受了日本人蔑視中國人的觀念，認為自己比中國人優越。戰後日本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至今已時隔半個多世紀，但是這種觀念並未消失，那些當年的“模範皇民”也缺乏反省。相反，當時日本殖民當局灌輸的這種蔑視中國人的觀念，作為一種潛意識現在仍然支配著臺灣的一些製造族群矛盾的人。
    類似的族群問題在東亞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在南韓，三個主要政黨的支持者有很明顯的地域差別，分別以三黨領導人（金泳三、金大中、金鐘泌）的家鄉民眾為主，這樣，政黨政治就帶上了地區型族裔政治的色彩，不是以理念或階層為訴求，而是以同鄉為訴求。在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族裔矛盾也很突出。在東亞國家裡，新加坡政府比較成功地在社會中建立了一個多元民族國家的觀念，雖然它的政權中的核心人物多是華裔，它的總統卻是印度裔，外交部長和駐聯合國大使多半是由馬來裔出任，突顯了多元族裔代表的特性。
    最近，不少學者注意到，族群型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激化，基本上主要不是基於歷史的仇恨或記憶，而更多地是政治人物煽動的結果。南斯拉夫的前總統米羅舍維齊就是通過不斷製造和動員族群型民族主義，甚至不惜發動內戰，來謀取其政治權力或維護其統治地位的。這類政治人物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常常會製造出導致國內族群對立甚至族群仇視的口號，利用宣傳機器進行快速社會動員，以爭取或凝聚部份社會成員對他的支援和效忠。
    值得警惕的是，使用這種手段的並不一定都是威權主義政治人物，在民主化進程的初級階段，民主派領導人也同樣可能使用這種聳動而危險的手段。波蘭前總統、原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1989年參選時，另一競爭對手馬佐維茨基是原團結工會顧問，在團結工會創立時期曾堅決支持瓦文薩，但瓦文薩為了選票竟指責馬佐維茨基有部份猶太裔血統，並呼籲選民不要忘了歷史上猶太人曾經在波蘭居於支配地位，不要投猶太人後裔的票。最近，在羅馬尼亞的選舉中總統侯選人之一伊列斯庫是原共青團負責人，他又搬出了反猶太人、反吉普賽人等製造族群衝突的口號，但依然勝選，這反映出新的警訊。
七、民主化過程中的政治架構與憲政選擇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有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即“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政治精英在設計本國的民主制度時，往往未能象美國當年的政治精英那樣以公、善為主要考慮，相反，卻摻雜了不少政治領袖的個人權力或權謀的盤算。這種現實與學者們單純從理論層面提出的制度設計構想不同。這些民主化國家在制定民主化憲法時如何設計政治架構，特別是選擇什麼樣的領導體制，常常受到主要政治人物個人權謀考慮的影響。傾向於選擇半總統制就是個典型事例。
    所有的前蘇聯或東歐國家，從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到東南歐國家，多採用半總統制，只有匈牙利、保家利亞等少數國家是例外。半總統制通常是實行總統直接選舉，由總統提名的總理負責日常行政事務，面對國會制衡壓力的不是總統而是總理，總統本身可以相對地超然於在野黨在國會的壓力之外，某種程度上處於一種“太上皇”的地位。半總統制賦予總統的這種特殊地位令總統的權位既充滿權力的誘惑，總統當選後又不必具體承擔兌現競選口號的施政責任。半總統制可能帶來一系列不良後果。首先，為了當選而走偏鋒，可能成為一種常見現象。總統候選人或當選人為了迅速爭取民意、贏得選票或對新政權及其個人的認同，往往會或多或少地訴諸於民粹主義式的社會動員，把族群矛盾當做政治手段來運用。在東歐實行半總統制的民主化國家裡，只有知識份子出身的捷克總統哈威爾主動避免這樣做，其他如瓦文薩、葉利欽、伊列斯庫等人都是反面的惡例。
    從臺灣的情況看，這樣的政治架構還可能造成內閣和政治的不穩定。當選總統有充份的權力卻不承擔多少施政責任；而由總統提名的行政院長權力有限，卻不得不承擔主要的行政和政治責任。若行政當局的政策面臨反對黨的巨大壓力時，不得不聽命于總統的行政院長不但沒有充份的自主決定權，卻必須背負全部的責任，結果在行政、立法兩權對立、協調不成的情況下，行政院長或是不得不被迫主動辭職，或是被總統主動換馬，以便總統轉嫁政治責任。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短短數月內，第一任行政院長唐飛被迫辭職，第二任行政院長張俊雄又因“核四案”而面臨辭職壓力。俄羅斯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總理頻繁換人，內閣的施政很不穩定。
    當然，也有個別國家的政治精英在民主化進程中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並採取了相應的修憲行動去彌補上述政治架構的缺陷。例如，在波蘭上次的總統選舉中，候選人之一是前共青團領導人，他在選舉時就宣佈，一旦當選將修憲縮小總統的權力。後來波蘭確實通過修憲，把半總統制修改成更接近議會內閣制的政治架構。可惜的是，在多數民主化國家裡，總統在任內卻往往是設法修憲延長自己的任期並擴張自己的許可權，也有人乾脆把選舉制度改成有利於分化反對黨、更便於在位總統連選連任。在原共產黨國家，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共產黨或其繼起的執政集團會用一種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影響政治架構的選擇，從而在民主化的初期階段快速地壟斷大部份政治權力；只有到了民主化的中期階段，在民意壓力或反對黨的挑戰下，才可能逐步修憲，使上述憲政架構的存在問題有所改善。
    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如果執政集團為了鞏固權力而與其他利益群體或勢力做了大量制度外的交易，會造成政府功能軟化、經濟改革政策推動不力甚至被扭曲，形成政治腐敗及社會不安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會成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生長的溫床。一旦出現這樣的局面，民眾可能對民主制度失望，轉而希望出現政治強人來收拾殘局，導致部份地向威權體制複歸。民主化的制度設計要能有效地把相關利益集團的互動納入制度化架構，從而減少政治精英之間以及政治精英與商業精英之間“非正式政治交易”對民主鞏固所造成的損害。另外，制度設計也要注意能儘量遏制民粹主義的氾濫。民粹主義對民主化的危害在於，它本身是無法制度化的，它需要不斷地煽動民意來體現其號召者的魅力，而這種以號召者的個人魅力為基礎的社會思潮或運動，是排斥甚至破壞體制或規則的，可能造成個人專斷、破壞民主政治的局面。
    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從理念上所認識的民主化，往往帶有理想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色彩。在關於民主政治的理論研究中，通過對發達國家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分析歸納，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般性概括。在比較政治學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政治發展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也套用這一框架來尋求普遍性規律。但是，對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或民主化國家裡推動或參與實際操作的政治精英來說，這些分析性理論框架未必能與具體現實盡然吻合。在每個國家中，民主化的起點和背景往往是具體的，各不相同的，而政治精英們的選擇和互動常常受到特定政治社會環境的約束，在一定的時點上他們可選擇的空間也是有限的。

附註：本文轉載自《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ISSU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