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壯先生的「監察院不能變成失控院」一文，對監察權的運作多所批評，其中有許多鞭策意見，應予尊重；但亦涉及許多缺乏基本憲政及法律常識之嚴重謬誤，必須嚴予駁正。

    首先，監察院絕非王文所說「由『國會』降級為準司法機關」，而係全國最高監察機關。所謂「準司法機關」，應係指具備局部司法職能的機關，如訴願委員會、調解委員會等，但監察院卻非類似機關。監察院絕非司法體系外的「第四審」，而且根據監察權的運作慣例，凡是檢方已進行偵查的案件，監察委員即暫不調查。此即凸顯監察權對司法權尊重之旨意。由此看來，將監察院定位為「準司法機關」，實係對五院關係及五權運作現況的嚴重誤解。

    其次，修憲後監察院的確已不具備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權，但是否「自然也應同時喪失對正副總統的調查權」？則仍存有爭議。其中關鍵因素有二：

一、對於總統、副總統在擔任過去職務中所涉及的被調查案件，如馬英九總統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涉及的捷運文湖線案，監委自應進行全盤的徹底調查。如果真如王文所說，監委「自然也喪失對正副總統的調查權」，則自我設限的結果，一份完整的、公正的調查報告如何可能完成呢？這時監委又將如何面對輿論與媒體的指責？

二、如果監委對總統、副總統涉及的案件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則調查結果應送請立法院決定如何進一步處置，由立法院權衡案情後決定是否提出彈劾。換言之，彈劾權係由立法院所掌握，而調查權能則仍歸屬監察院。但如果立法院決定自行運用「文件調閱權」進行調查，監察院則可衡酌是否繼續調查，或者依照案件性質，將調查範圍作切割處理，以示對立法院之尊重。

    至於監察權是否僅限於「事後監督」，則屬見仁見智的爭議問題，憲法第九十六條明定：「監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分設若干委員會，調查一切設施，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在2008年8月13日中時時論廣場上，本人即對此有所討論。自197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推動以來，迄今已有逾140個國家和地區設置了專職的監察使制度，各國監察使日益強調「促進善治」的角色，推動政策改良與行政革新(這或許正是王先生期期以為不可的)，並且兼具「人權推動者」、「政策協調者」和「績效評估者」等多重積極性角色。就此而論，我國監察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尚待努力，王文自我設限的觀點，顯然失諸保守與退縮。

    基於以上的分析，當代各國監察使的職責除了「事後糾正」之外，也進一步強調「事前預防」(例如監察使提出各種「善治」的標準做為評估行政機關一切設施的準則)，以及「事中調查」(例如在調查過程中提出導正，在巡察過程中立即提醒並作出建議)，這亦符合我國憲法所訂定的監察權運作規範。以芬蘭監察使為例，即較少處理整飭官箴的「事後督察」案件，而率多針對政府「不良行政」(maladministration)以及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人權事項。芬蘭監察使並積極參與政府和國會的會議，出席聽證會與公聽會，表達對各項政策的看法和法律的見解。這或許都是王文所不贊成的「干預行政」，但卻是當代各國監察權運作的新趨勢，自然也成為當代憲政民主國家促進「行政績效」的重要手段。這恐非王先生所講的今不如昔、「失控的」監察權，而係回歸憲政與促進善治的民主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