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在自己黨慶之時，放出一重磅炸彈，說立法院總機電話被特偵組監聽。藍、綠立法委員紛紛大罵，說特偵組是沒有牌照的特務，這是特務治國。非法監聽難道比陳水扁時代還要肆無忌憚？事情嚴重到了這種程度了嗎？

這一部份，各國各地區對議員賦予的權利不同，不能堅信自己認為的都是對的。但基本常識判斷，這也要分是主動監聽還是被動監聽，是短期監聽還是長期監聽，是有票監聽還是無票監聽，監聽的目的是爲了什麼，監聽的對象是個人還是群體。如果因為明知道立法院有犯罪活動在進行，是不是也不可以監聽？如果是這樣，黑幫老大一定都要去選立法委員。那樣可以在立法院，用公用資源指揮犯罪，又不必擔心被監聽。

立法院的電話監聽是否違法，最後認定的結果不管如何，這下立法委員可能以後覺得在立法院，利用公家資源喬事情，也不會是那麼安全了，有些委員的惱怒是可以理解的。輕鬆一點的心情想，如此一來，如果弄清楚，只要是司法機關合法獲取票證，也是能夠對立法院里的特定對象進行監聽。這樣至少讓很多議員可以有更多的心思審議和聽報告，也不見得都是壞事。

立法委員有沒有犯罪的豁免權？或者不被調查的權利？無論有還是沒有，都應該將重點放在是否非法監聽，非法監聽不但立法院不允許存在，其他地方也不允許。

另外，特偵組即使存在非法監聽，是否都一定和馬英九扯上關係？即，這些監聽是否馬英九授意或鼓勵如此？再就是，非法監聽按照毒樹之果理論，不能作為辦案的合法證據，但對偶然知道自己黨員陷入司法個案關說，各黨是否有權黨紀處分？那些以濫權監聽，以及馬英九比關說犯的錯更大為由，對關說案置之不理，本就不應該混到一起。

轉移焦點只能一時奏效，最終還會落到，監聽是否非法監聽和是否馬英九指示監聽？關心還是關說？等實質上來。馬英九發表對關說個人的意見，國民黨做出對王金平的處理，怎麼能夠簡單歸結為馬王之爭，而不是王金平和國民黨之間的紀律處分和被處分？即便處分程序也許不盡完善，但那也是應該黨內申訴的問題。

有些政黨和個別政治人物，做錯事將幾項內容混到一起，以減輕公眾對自己的譴責，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允許罪犯給自己各種辯解一樣。但做錯事即便不正面認錯，至少要低調有些內疚和悔意，而不是義正詞嚴地扮英雄。比如，即便黃世銘再有錯或有罪，柯建銘也應該知道收斂和迴避，而不是第一個上臺借國會神聖殿堂挾私報復和在同事配合下套問和自己有關的個案。否則就是堆公眾智商和社會道德良知底線的挑戰。如果立法委員自認為高人一等，自己應該享受法外之法的關照，將合法監聽叫做沒有牌照的特務；一些人作威作福、互相掩護下去，難道就不怕民眾稱之為有牌照的政治流氓？

畢殿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