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3/02/15 14:06:00瀏覽1221｜回應3｜推薦12 | |
| 最近讀的幾部中國、印度、東南亞歷史的著作，幾位新銳作者─張向榮、郭建龍、周思成，無論是文字或取材，筆力或史識每每使我驚艷。
昨天看完的《棄長安─安史之亂前後的內廷、詩人、政爭，與叛亂》─作者張明揚，也是如此。 許多人在看這個階段的歷史時，一個最頻繁被問到的問題便是： 為什麼？何時發生的？是甚麼讓巨大昌盛，繁榮似錦的「世界帝國」，被西元 754 年的「安史之亂」，硬生生地打斷脊梁，之後再也沒能重新站立起來？就像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裡的疑問： 「從甚麼時候開始，這變成了不可逆的─我們必須放棄故都莫斯科？」 從什麼時候開始，盛世衰敗的里程碑─長安的放棄，變成不可逆的，一定會發生的？ 作者說：這應該被溯源到開元二十四年(西元 736 年) 11 月，那個叫張九齡的嶺南人被罷相時。 關於盛唐朽敗的原因，最常被人指點的，便是「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而「奸臣李林甫進讒言逼走忠臣張九齡」，是開元之治末年這場政爭公認的論斷。 然而，沒有奸臣，盛世，就不會朽壞嗎？「英主」唐玄宗李隆基，真的只是被蒙蔽的「受害者」？ 關於張九齡的失勢，張明揚說： 李隆基曾經是那麼傾慕張九齡，《開元天寶遺事》中就記錄了兩個段子：李隆基豔羨張九齡的文才，稱他為「文場之元帥」， 「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李隆基還被張九齡的風姿和氣宇所吸引，「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引文終） 這樣的「賢相」會下台，政策失誤、政敵攻訐，還有觸及了封建皇權最敏感的「建儲」─就像幾百年後的有大功國家但不懂政治橫死詔獄的「精忠岳飛」，張九齡本著不能動搖國本的傳統儒家價值觀，堅決反對廢立太子李瑛；這些，都是原因，但不是主因。 主因就在那個「聖人」，那個終極皇權的擁有者： 此時的李隆基已年過半百，早已不再是開元初年那個勵精圖治的青年天子，他沒有精力，更沒有意願像繼位之初那樣任賢用能、孜孜求治。 盛世君王再也沒有雅量去接納姚崇、宋璟式的直言勸諫，也沒有精力去和姚崇、宋璟這種會不斷推著君王前進的賢臣周旋。 盛世即當下，朝乾夕惕已成過去時，李隆基再也沒有動力去壓抑自己對醇酒美人的迷醉，以及對奢靡浮華的傾慕。 盛世君王天然就有好大喜功的一面—盛世宣示四海，聲威無遠弗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隆基已不再適配姚崇、宋璟，更何況無論在能力還是溝通藝術上都是姚宋低配版的張九齡，李隆基疲倦極了。(引文終) 而適應「進階版」的君王，滿足志得意滿的肉食者對於「盛世」的想望─包括獨裁者個人的享受奢華，怠惰顢頇在內，「執行力」─無腦但有手，又無條件忠誠，捍衛獨裁者權力的人，才能匹配「盛世」： 行政能力和執行力超強，卻又處處逢迎倦怠君王的慾望、權力意志和不可言說的想法，哪怕是逢君之惡也在所不惜的李林甫，才是此時李隆基最需要的「盛世宰相」：服從自己的權力意志，卻又在執行中善於權變。 有李林甫在身邊，李隆基可以倦政，可以任性，可以窮奢極欲，可以大權在握卻又不用事必躬親。說白了，到了李隆基這個 年紀，他覺得也該到了品嘗盛世果實的時刻了。 對於李林甫的上位，還有一個經典的解釋框架就是所謂的「吏治與文學之爭」。從個人審美上，李隆基更偏愛張九齡式的「文學派」，但就政治利益的考量，李隆基也離不開李林甫為代表的「吏治派」。 李隆基捨文學而就吏治，這倒不是說文學派的治國能力要遜於吏治派，而是說張九齡這樣的文學派更恪守士大夫意義上的道統和政治責任感，忠於皇帝但更忠於體制，不能亦步亦趨與皇權保持一致；而吏治派更注重對李隆基本人的效忠，沒有道統這樣的心理負擔，不惜以繞開體制給予皇權更大的活動空間；或者說，多了一些李林甫式的「服從與依從的奴才相」。 沒錯，李林甫是李隆基登基以來權力最大的宰相，但也是在君相互動模式上最缺乏平等感的宰相。不合時宜的張九齡已經匹配不上李隆基的盛世，這個盛世的後半段，能與之匹配的是李林甫。(引文終) 盛世的時候，體制的安定壓倒一切，自由獨立被裁定為擾亂秩序，人民的權益讓位給了國家威望，君王或獨裁者的尊榮蓋過了億萬蒼生民生、人權等的小確幸。 盛世，常是盛滿了辛酸的衰世呵。 |
|
| ( 知識學習｜其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