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來到台灣,發現台灣媒體密切地注意著台北市長是否出馬選總統，在黨內敗北的郭台銘的下一步會是如何，對選情的關心異乎尋常。1號那天又看到報紙報導台北市長擬在8月６日創立新黨，及大陸將全面禁止去台灣的自由行。台灣開始擔心陸客不來，將可能遭受到的經濟損失。

騷然的選情，經濟的擔憂，台灣紛紛然的氣氛。香港那邊如火如荼，持續抗議，人人憤憤然的情緒。香港中聯辦(北京駐港機關)破例召開了記者會,說明7月21日在元朗無差別地襲擊一般港民的白衣人與中聯辦無關，想平息港人憤怒。但是愈抹愈黑，更叫市民狐疑。

台灣的紛紛然，香港的憤憤然，全都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與中國陸連的香港，這幾年與中國關係險惡。這次的反送中,與往常不同,不僅逮捕受傷者數目多，甚至有年輕者為此自殺。歌舞昇平的香港，變成了異樣的城市。

全球矚目下，被稱為世紀性的中英共同聲明，保證香港在回歸後50年間實施的「一國兩制」沒想到會在約束的2047年前，就被七折八扣得不成原形。7月1日一群青年衝入香港立法會後，曾擔任港大『學苑』編輯，出版『香港民族論』的梁繼平,登高一呼,說香港不能再輸了。梁繼平目前就讀於華盛頓大學，正在修博士學位。他不怕媒體的攝影，不怕港府日後的處罰，把可能到大學任教的錦繡前途，豁了出去。香港菁英為什麼會以自己的前途為賭,並忘卻了「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三原則，而訴諸暴力呢?無他，因為那個憤憤然的情緒，已經到了必須以具體的行動來表示。

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出生的世代，和香港環境的變化，對於中華文化與中國的認同，有顯著的不同。在不同的認同心理下，不同世代的年輕人，也就在香港的轉換期間對中國採取了不同的行動。50年代大量的難民湧入香港。冷戰期間香港成了國共的角力區與歐美觀察中共動向的窗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雖然有有左右之分，在文化上以流入香港的中華文化為基礎。流亡香港的新儒學家唐君毅便說「文化飄零」。香港對流亡者而言是「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在他們的影響下，他們的下一代自我認同，也就以飄零到香港的中華文化為依歸了。認同中國社會。1970-1980年代當中英雙方交涉香港問題時，回歸中華文化的這個世代，自然心向中方，站在贊成回歸的立場上。

香港也在中英交涉期間有了巨大變化。71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銳意改革，在他任期間，香港教育水平提高，生活水準改善，再加上人口結構的變化，出生香港的年輕人口，逐漸成為多數。他們滿足於自己生長的生活環境，香港對他們而言，已非「borrowed place」，而是他們的故鄉。港民以粵籍為多，粵語成為香港社會的共同語言。教育水準提高，文化水平也隨之高漲,80‧90年代以粵語創造出香港獨特的粵語文化。粵語文化更凝聚了港人彼此為一體的感覺。在港大『學苑』就有筆名耕耘的學生發表了一篇「我是香港人」的文章。文中中英文併用，如實地顯現出香港的特色。這篇文章自然引來攻訐。以為是數典忘祖。但是在2014年占中期間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其實也就是這個思想的共鳴。『香港民族論』一書一度被香港特首梁振英禁賣，卻反而洛陽紙貴，刺激了市場。

台灣的自然獨,曾經一度被指為李登輝‧陳水扁的洗腦教育結果。事實卻證明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教育可能推波助瀾，但並不能將個人心智完全改變。香港年輕一代對香港的認同，原是人情所趨。他們出生香港，講的是粵語‧英語,你硬要他捲起舌頭，說北京話，他自然彆扭，他們生長在香港，愛香港是自然現象，再說中華民族如何偉大，他們不曾在中國生活過，你如何叫他心領神會呢?

2012年要推行國民教育時，中學生馬上組織了「學民思潮」來反對。原因就在此。港人已經有了自己的粵語文化，彼此間有著強烈的一體感。港府要不擇手段地來推行聖旨,自然引起港民的反對,憤憤然的港民有超過7百萬的人口。他們可以以百萬單位的人數上街示威。

要如何安撫以百萬數的憤憤然港民，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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