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籍台南市市議員王定宇被訴一案，毫不意外立即面對了「政治起訴」與「國共聯手迫害」的質疑；另一方面，當事人卻即時被支持者封為「台灣英雄」、「台灣戰艦」。這不僅反映了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民主鞏固遠尚未完成，司法獨立仍建基在民眾「選擇性」的信任之上，也顯示民意代表利用出位的抗爭行為當作快速累積政治資本與奪取媒體關注的手段。

    　民主發展與轉型往往伴隨著一定程度混亂甚至暴力。台灣在解嚴後進入民主化的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社會力噴發及黨國霸權遺緒的制度制約，當時反對黨議員在議會內使用大量肢體語言甚至動手打人，目的之一即在於突顯整個體制的不公義乃至荒謬性，這一種出位的暴力固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評，然而不可否認地，在當時卻也得到部分民眾的同情與理解。

    　今日台灣已實踐了選舉總統的權力，在邁向民主鞏固的路途中，威權的歷史記憶必須先受到反省；同樣地，這種被國外負面地稱為「台式議會抗爭文化」的行為，也應該早日進入歷史，民主的質量才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國際形象也才會真正受到尊重。

    　批判地反省王定宇被起訴的事件，可以看到今日政客們如何利用媒體、民意、選舉制度與司法，累積私人政治資本卻又傷害民主發展。

    　首先，政客們利用兩岸脆弱的信任以及敏感的族群情緒創造議題，進行誇大的肢體與言語的暴力，這一場「劇碼」目的在吸引媒體的注意，在兩岸民間與經貿交往已密不可分的利益格局下，他們需要假扮「被害者」之姿，訴諸被打壓與相對剝奪的情緒。當衝突的影像被傳媒一再重複播放之際，事實上他們的政治資本也迅速累積。此刻，司法單位的偵查與起訴，對政客來說不啻只有加分與聚焦的效果，他們將自己與台灣的處境掛勾，神話自己為台灣犧牲與受過，並且控訴司法不公。

    　如果法院判決無罪，則宣稱站在正義一方；相反，如果判有罪，則更可以獲得「受難者」的光環。總之，這是一個成本極低、快速累積政治資本，卻不利於民主發展的「劇碼」。

    　這一些年輕地方議員為什麼對這種出位的抗爭行為「樂此不疲」？可由兩個方面分析。第一，他們自己無能作一些真正有利於地方發展的貢獻，在兩黨對抗與搶奪政治鎂光燈與資源的計算下，這是在黨內快速爬升的渠道。只要他們敢衝、敢鬥、敢言，即容易在地方選舉中出線。第二，這種抗爭行動可戲劇化地重新拼貼記憶，挑動歷史上民眾對國共兩黨的不信任情緒，且在黨外前輩逐漸退出政治舞台之際，重新轉化與借用民眾樸素的情感與信任。

    　議員出位的抗爭行動一方面隱藏了其實際懦弱與無能的一面，另一方面則巧妙地利用媒體與敘事跳躍歷史為自己增添政治資本。政客們無視台灣已經是個民主國家的事實，自私地阻礙民主向前進的動力，在他們看來媒體、民意都不過是政治的工具，「台灣英雄」的稱號，用在他們身上則顯得份外廉價。這些政客沒有能力為國家擘畫出理性前瞻的發展道路，不僅侵蝕民眾對民主的信仰，也扮演並召喚威權時代的幽靈，他們對台灣生活價值的危害，並不會小於對岸霸權的飛彈恐嚇。

    　面對國際霸權局勢的擠壓與威脅，台灣唯有依賴經濟發展與民主價值。告別「台式議會抗爭文化」，首先應該要有勇氣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唾棄這樣的政客，民眾才能重拾對政治的效能感與信心。（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