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是不懂還是不敢面對。讓我慢慢道來，雖然本公主並非專業歷史科班，但經年裏月對臺灣風土人情素有研究，對臺灣歷史也略知一二，願意孤陋寡聞之學談談臺灣近代歷史，一來以正視聽，二來回應「台獨」之需要，要談這段歷史，則必須摒棄前嫌，因為那時即無「中華民國」亦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沒國民黨也無共產黨，更無小卡民進黨，亦沒有「海峽兩岸」之稱謂，也沒有「統獨」之問題。所以若用今日之眼光和意識形態看待這段歷史只能徒增煩惱，但也不可避免齷齪小人捕風捉影，像「台獨」份子這般將「二二八」也能說成「台獨運動」者，古今未現。謝雪紅女士地下有知，恐怕要跳出來「撩落起」。

一 梁啟超登臺前的情況

梁啟超一生忠君愛國，日夜尋思圖強救國之法。他與臺灣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在「中日甲午海戰」之後，當時清政府無能簽訂喪權辱國之《馬關條約》割讓臺灣與遼東半島，此等舉措舉國悲憤，共聲討。後康有為上書公車，梁啟超領廣東80多位進士連署，今天不論《公車上書》的背後所隱藏的真假，但《公車上書》卻是真是存在，梁啟超署名也是事實。《公車上書》開篇就道：

「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補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厘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民之說。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諍，都人惶駭。又聞臺灣臣民不敢奉詔，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風數日，換約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搆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豈忍上負宗廟，下棄其民哉！良由誤於議臣之言，以為京師為重，邊省為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動，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群義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為和議成後，可十數年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 

竊以為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舉人等棟折榱壞，同受傾壓，故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為我皇上陳之。 

何以謂棄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台民，即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為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先離，將有見土崩瓦解之患。《春秋》書「梁亡」者，梁未亡也，謂自棄其民，同於亡也。故謂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臺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諸夷以中國之易欺也，法人將問滇、桂，英人將問藏、粵，俄人將問新疆，德、奧、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啟。有一不與，皆日本也，都畿必驚； 

若皆應所求，則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盡矣，僅存元首，豈能生存？且行省已盡，何以為都畿也？故謂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此理至淺，童愚可知，而以議臣老成，乃謂割地以保都畿，此敢於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國所痛哭，日本所陰喜，而諸夷所竊笑者也。

後面的則是關於如何振興國家的建議，所以單純的來看《公車上書》的核心只有兩點，一是反對《馬關條約》，反對割讓臺灣東北和賠款，二是要求變法圖強，振興民族。今日看《公車上書》其凸顯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沉痛思想，也對國家遭受日本肢解而痛惜，拳拳報國之心和期盼「中華」不在遭受欺辱的殷切期待。梁啟超當時作為重要連署人，對臺灣的分離自然痛心疾首。後他登陸臺灣所言「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正表現了梁啟超對臺灣與大陸的分離而成為日本「國土」的哀歎，遂以其飽蘸愛國摯情的筆鋒，傾吐了對臺灣民眾的熱愛。

二 梁啟超的「愛爾蘭抵抗說」

戊戌變法失敗後，1907年梁啟超為避難前往日本。當時梁啟超在日本就接觸過日據臺灣人，瞭解臺灣在日本治理下的情況遂萌生親赴臺灣的念頭。而在此時梁啟超認識了臺灣的知名人士林獻堂。兩人一見如故，林獻堂向梁啟超介紹了日據臺灣下情況，臺灣人如何政治上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皇民化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林獻堂向梁啟超詢問有何解決辦法。

梁啟超根據國內外形勢指出，大陸清政府三十年內自己都朝不保夕，所以無法來幫助臺灣，所以臺灣只能靠自己，臺灣人民應效仿愛爾蘭人民之抗英鬥爭，採用各種「合法」手段，開展民族解放運動。

這便是梁啟超的「愛爾蘭鬥爭說」的來源，許多「台獨」份子至今據以此來歪曲梁啟超支持臺灣「獨立」。真是無知的可笑。梁啟超之所以要臺灣仿效愛爾蘭，是因為之前已經有仁人愛國志士為反抗日本殖民發動了激烈的抗爭行為，結果換來的只是無盡的流血犧牲。為了不使臺灣有志之士無謂犧牲，也不使牽連無辜的臺灣同胞受難，梁啟超勸林獻堂不要再使用激進的抗爭行為。梁啟超的原話如下：

「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爾蘭人如暴動，小則以員警，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最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意即現階段宜結交日本中央政界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使其不致過份壓制台人。

林獻堂聽了梁啟超的話後，如夢初醒深受啟發回答梁啟超：

「以當今日人在臺灣政治力量之強大，與夫臺灣地理之特殊環境而言，台人之政治運動，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現，即使出現，亦必無成功之可能，然非任公之真知灼見，掬誠相告，則台人為爭取自由，或不免多所犧牲也。」

梁林的交談確定了日後臺灣抵抗日本殖民的方式，林獻堂回到臺灣後放棄了之前激進的抗爭方式，轉而在日據之下見縫插針以確保臺灣命脈不至於被徹底皇民化。

梁啟超教林獻堂學習「愛爾蘭抗爭」的確是要求「臺灣獨立」。然獨立於斯？理論上按照《馬關條約》此時臺灣乃日本之「國土」。學習愛爾蘭抗爭英格蘭而獨立於英格蘭正是告訴臺灣要學習愛爾蘭式的鬥爭方式獨立於日本。然獨立於日本之後呢？梁啟超沒說，但猜也猜的出一腔愛國熱情的梁啟超怎麼會同意臺灣單獨獨立，自然是獨立於日本後回歸中華，這是梁啟超的最終夢想。即便無法脫離日本，按照「愛爾蘭模式」則可以享受一定的法權和政權，以確保臺灣同胞不至於任由日寇胡來，肆意妄為。

梁啟超提出「愛爾蘭鬥爭說」絕對不是要臺灣獨立，因為梁啟超提出這個說法是在1907年，而1907年愛爾蘭依然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梁啟超並未預見到之後愛爾蘭獨立于大英帝國。只是當時愛爾蘭人要求大英帝國給予自治權和尊嚴平等並非要求獨立，而愛爾蘭一直到1914年才獲得了英國所承認的「自製法律」。再一直到1949年隨著「英聯邦」的解體，愛爾蘭此時才真正意義上的獲取「獨立」。而梁啟超此時早已經在棺材裏躺了30年，梁啟超並未看見愛爾蘭鬥爭最後獨立的結果，他只看到愛爾蘭從武裝抗爭到「非暴力」抗爭的轉變的確為愛爾蘭帶來一線生機。即便知道梁啟超也一定深感欣慰，為何？因為愛爾蘭終於脫離英國，若臺灣當年能仿效也必然能脫離日本國。愛爾蘭脫離英國無處可去自然獨立，然當時臺灣呢？《馬關條約》前臺灣主權屬誰？自然是要臺灣重歸中華。當年國民政府勸進張學良在東北智鬥日寇，仿造波蘭爭取民族自由，難道當時的國民政府也叫東三省學波蘭在脫離了日本的統治後獨立建國？當然不是。

所以這才是梁啟超的「愛爾蘭鬥爭說」的本意。「台獨」份子憑藉一面之詞斷章取義，曲解古人本意為己所用，自我意淫妄圖為「台獨」找佐證，不免讓人想起周星馳的名言「臺灣島龍不吟虎不嘯 小小台獨可笑可笑。」

如果還不能說明問題，那好那麼就看看梁啟超唯一的一次臺灣之行，看看這梁啟超是如何支持「台獨」的？

三 梁啟超的臺灣之行

自1907年梁林兩人見後便一直掛念，林獻堂親自寫信請梁啟超赴臺灣一行。梁啟超也有此意，一來之前只聽人言臺灣卻未曾到過臺灣，出於好奇一定要去。二來臺灣深受日本侵擾生民疾苦梁啟超也想親眼看看，而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梁啟超聽聞日本在臺灣經營略有成果，梁啟超想看看臺灣治理下的日本和大陸有何不同，或許能找到振興中華的方法。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對臺灣的陌生與憧憬，使的這位滿腔愛國熱情的憂國之士要感受下寶島的魅力，以解割讓臺灣後的相思之苦。

所以梁啟超臺灣之行除了實地考察淪為殖民地的臺灣社會，並看望處於水深火熱中的骨肉同胞之外，而且還自認肩負著為改造中國尋找可以師法的「夷之長技」的任務。他曾在信中說：「吾茲遊本欲考察臺灣行政之足為吾法者，而記述之以告國人。」這是由於「臺灣居民，皆我族類，性質習俗，同我內地」。為此，他詳細擬定了十項考察計畫，概括地說，首先是臺灣的經濟問題。日本統治臺灣後，進行金融改革，先是統一為銀本位，繼而改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改革後之影響如何？」其次是臺灣的管理問題。日本侵佔臺灣後，在台設立了總督府，建立了一套獨特的行政組織，並實施土地調查和戶口調查。這些舉措對臺灣人民的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最後是臺灣的生產問題。臺灣淪陷後，殖民政府在當地施行農業改革，興修水利設施。臺灣的農事習慣大多因襲我國，他山之石，可以為玉，臺灣農業改革中哪些經驗可以為我所取？美國學者勒文森也認為梁啟超遊歷臺灣在於他感到「日本改造臺灣的經驗，」有些可借鑒來用於中國的改良。

1911年農曆2月24日，梁啟超偕長女梁令嫻和好友湯覺頓等人從日本神戶啟程，28日抵達基隆，登上寶島。梁啟超一到臺灣便激動難耐作下「蓄志五年，今始克踐」以表達他終於能夠在來到臺灣的興奮。但是到了基隆之後，日本當局處處限制梁啟超的行程，對他全程監視，見什麼人，做什麼事，說什麼話都被日寇漢奸所監視。梁啟超深感憤怒但卻也無可奈何作下無名詩。

「番番魚鳥似相親，滿眼雲山綠向人。前路欲尋瀧吏問，惜非吾土忽傷神。」

這詩詞之中字字表達了對臺灣被割讓後的痛惜之情，是啊。在自己的國土之上卻要為外國所制，碰到誰能不為之憤怒哀傷呢？

雖然日寇漢奸重重阻撓梁啟超的臺灣行，但卻無法阻擋臺灣同胞對這位大賢之士的熱愛，根據《飲冰室合集》記載。「雞籠（基隆）舟次，遺老歡迎者十數；乘汽車入臺北，迎於驛者又數十。」3月3日，臺灣各界名流在薈芳樓設宴歡迎梁啟超。

之後在臺灣繼續考察的梁啟超看見日寇在臺灣的所作所為不免心中氣憤。其中有以日寇擴路而肆意拆毀民房的流氓行徑。其所作《拆屋行》至今讀來朗朗上口

「麻衣病嫠血濡足，負攜八雛路旁哭。窮臘慘栗天雨霜，身無完裙居無屋。自言近市

有數椽，太翁所搆垂百年，中停雙木彗未滿七，府貼疾下如奔弦。節度愛民修市政，要

使比戶成殷闐，袖出圖樣指且畫，剋期改作無遷延。懸絲十命但恃粥，力單弗任惟哀憐。

吏言稱貸豈無路，敢以巧語幹大權，不然官家為汝辦，率比旁舍還租錢。出門十步九回

顧，月黑風淒何處路，只愁又作流民看，明朝捉收官裏去。彼中凡無業遊民皆拘作苦工。

市中華屋連如雲，哀絲豪竹何紛紛，遊人爭說市政好，不見街頭屋主人。

此詩深刻的反映了當時臺灣在日據時代下，階級矛盾的尖銳。也體現當時下層臺灣人悲苦境地，此言此景真可與杜甫的《石壕吏》媲美，不但深深對下層勞苦人民的同情和不平，也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無恥與霸道。

後又看到當年臺灣首任巡撫劉坤一所修築的臺北故城已被毀，只留下四個城門，屹然立於西洋建築與東洋木屋之間，內心非常苦悶遂又作下：

「恒侯劉壯肅，六載駐戎軒。千里通馳道，三關築舊屯。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誰論」；又看到往日的巡撫衙門，已成為今日的總督府，更是唏噓不已，「幾處榱題敝舊椽，斷碑多剝草成煙。傷心最有韓南澗，凝碧池頭聽管弦。」

當梁啟超達到台中時看到殖民者對同胞的壓榨就更加觸目驚心，梁啟超仿白居易的《秦中吟》作《鬥六吏》、《墾田令》和《公學校》，進一步揭露殖民統治的黑暗。

《鬥六吏》抨擊殖民政府的糖業政策完全是一種變相農奴政策。為了掠奪臺灣的物產，殖民政府推行糖業政策，強迫民眾將祖先留傳下來的土地賣給制糖公司，「但一來農民對土地有傳統性之執著，二來收購地價過於低廉，三來農民滿望制糖會社創立之後可以增加收入，不期競欲將其生活基礎連根拔起，故農民不願出賣」，當局遂濫施警威，「設置臨時拘押場臨時登記所等，實行壓迫農民強制收購」 《墾田令》抨擊殖民政府頒佈的土地政策完全是一種赤裸裸強盜政策。殖民政府頒佈「土地收用規則」，任意強取豪奪人民所有的土地，由是霸佔了全台370.7萬甲土地中的246.3萬甲土地，占總數的66.5%。而《公學校》則抨擊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完全是一種愚民政策。臺灣淪陷後，殖民當局在台實行教育隔離政策，設立「小學校」，作為日人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之機關；而設立「公學校」，作為台人子弟接受奴化教育之場所，用來培養忠實的日本臣民。這使得殖民當局視台人教育如兒戲。

在《鬥六吏》、《墾田令》和《公學校》三篇中的詩詞表現了梁啟超對當時臺灣人所受到日寇壓迫的痛心疾首，其中的字句今天讀來依然字字帶血使人感同身受。

「入冬北風起，餓殍填路歧。會社大煙突，驕作竹筒吹。」

「舊田賣已空，新田取難襲。鬻身與官家，救死倘猶及。」

「漢氏厲學官，自取壞長城；秦皇百世雄，談笑事焚坑。」

日本不但壓榨臺灣的經濟，掠奪臺灣的資源，更妄圖將臺灣人化作「日本人」。這種明火執仗的強盜行為嚴重侵犯了臺灣民眾的利益，也深深刺激了梁啟超的愛國神經。

除了解釋日據臺灣下的種種苛政和黑暗，梁啟超從來不忘記團結臺灣的愛國義士，以及他對臺灣和大陸血脈相連的感情，在臺北的一次宴請上，梁啟超對這幾日來看到臺灣的馬路上盡皆是日本人衣著鮮亮大行其道，路旁的臺灣人卻是面黃肌瘦奄奄一息，眼看美麗的寶島被列強蹂躪，情誼至深又作《手足情》：

「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在《臺灣雜詩》中又寫到「千古傷心地，畏人成薄遊。山河老舊影，花鳥入深仇。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流。無家更安往，隨意弄扁舟。」

本來梁啟超很想去台南拜見鄭成功祠，可為日寇所阻撓，不得成行。而梁啟超只能將對鄭成功的敬佩寫在詩內「台南南郭路，勝跡鄭王祠。蕭蕭海天晚，沉沉故國悲。三百年前事，重重入眼明。天開一柱觀，日照受降城。胡虜到今日，兒童識大名。」梁啟超對鄭成功當年收復臺灣的壯舉深深敬佩，亦感歎若鄭公複生必然能重收臺灣。

而最能凸顯梁啟超期盼臺灣獨立於日本早歸中華願景的還要數《臺灣竹枝詞》，這首以臺灣當地民歌而改變的詞牌，借用了恩愛夫妻難分難舍的情景。詞借女子對郎君的思念，隱寓臺灣遺民對大陸同胞的血肉情誼。其中前五首寫道：

郎家住在三重浦，妾家住在白石湖。路頭相望無幾步，郎試回頭見妾無。韭菜開花心一枝，花正黃時葉正肥。願郎摘花連葉摘，到死心頭不肯離。相思樹裏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手握柴刀入柴山，柴心未斷做柴攀。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離樹何時還？郎捶大鼓妾打鑼，稽首天西媽祖婆。今生夠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

《臺灣竹枝詞》巧妙地描寫了女子與郎君分離、相思的痛苦，表現了臺灣人民熱望與祖國大陸團圓的強烈願望。「今生夠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令人不忍卒讀！

農曆三月十三日，梁啟超踏上歸途，「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直不寒而慄耳。」

梁啟超此行激發了臺灣民眾的民族意識。寶島被割占後，臺灣民眾面臨亡國的痛苦與異族的欺淩，其眷念祖國之情十分強烈，因而梁啟超的到來受到了全島各界民眾的熱烈歡迎，「大家把任公看做是祖國的象徵。與任公接觸，等於與祖國接觸一樣，感覺無上的榮幸。」臺灣父老們多年來鬱結在胸中的一股悲憤之氣，因為梁啟超的到來獲得了宣洩的機會；同時，他們一顆眷懷祖國、熱愛民族的丹心，也找到了接納的對象。「他們正像失路的孩提，歷盡艱難險阻，偶然碰到親人，情不自禁地抱著親人盡情痛哭一樣。」尤其是臺灣知識份子，「對於祖國之孺慕，自割台以後，日益熱切，但在日人淫威下，絕少宣洩之機會。因任公之聲望崇高，號召力甚強，故台人知識份子鬱積已久之民族感情獲得宣洩之機，因而感到慰撫與溫存。」這樣，梁啟超此行不自覺充當了民族使節角色，進而激發了臺灣民眾強烈的民族意識。正如梁若容教授所說，「任公的‘聲光魔力’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他在臺灣的短短十日間，他使父老們五體投地景仰禮贊。一般青年知識份子，也頗受到他的影響。」有位學生寫到，「青年人總是抑制不住一腔熱血的奔放，民族觀念促使我對日人壓迫臺胞發生激烈的反對，平時積鬱的憤慨，一遇機會當然要爆發出來。」臺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也借梁啟超訪台之機得以流露和強化。

梁啟超此行喚醒了知識界並帶來了新文風。由於日本在台施行奴化教育，「除教授日語外，殆無內容可言」，因此「整個臺灣之知識水準，除少數例外，可謂皆停頓在十六年前之狀態。當時知識份子，對於近代思想、近代知識，與夫國際情勢，鮮有所知」。而「一般父老除抱殘守缺，誦讀四書五經外，幾乎不知道世間還有思想學問可供探討。」這樣，臺灣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空白時代」。梁啟超赴台後，以期非凡的人格魅力喚醒了知識界，特別是「年輕一輩的知識份子，什麼‘主義、思想、目的、計畫’等向來所未有的新名詞大為流行」，同時也刺激他們的求知欲，「對於新的思想、新的學問發生熱烈的追求。」當時的臺灣，「除了老一輩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對於古奧艱深、思想陳腐的中國古文，已不容易接受。而任公的平易而富於刺激性的文章，立即如火如荼，深入青年腦海裏。」後來，留日臺灣學生所創辦的雜誌如《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及《臺灣新民報》，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啟超式的新文體寫的。梁啟超在台期間，因當時的現實狀況不允許他用語言直接表達內心的苦悶和現實的不滿，只好採取「以詩代言」、「借詩言志」的方式來委婉表白，因而留下了上百首詩歌。尤其是他那充滿民族意識的詩歌在島內「不脛而走，傳遍全台各個角落，」連十一二歲的小孩也能夠朗朗上口。許多臺胞後來也紛紛以詩言志，批評現實社會，指斥殖民暴行。這「分明受任公作品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

1911年梁啟超臺灣之行，意在參觀考察各地，瞭解實際情況，看望骨肉同胞，汲取經驗教訓。梁啟超與同胞共敘骨肉分離之情，其所作詩文揭露殖民統治黑暗，賦詩抒發愛國情懷。梁啟超從未有支持「臺灣獨立」也不可能支持「臺灣獨立」于中華。梁啟超一生都在求索救國富強之道，他的一生都在為國為民，又怎能作出「臺灣獨立于中華」這般禽獸不如的事來。今日臺灣島內的「台獨份子」假借聖人之名，聖人之信。歪曲史實，曲解聖意。更搬弄是非胡亂抹黑。國內找不到藉口便去外國，格陵蘭、愛爾蘭盡皆成其工具。「台獨之惡，天誅地滅。」

最後讓我用林獻堂老先生臨終前對家鄉的苦思的一段詩來結束此文：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蕭蕭細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主要參考文獻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范明強：《梁啟超別傳》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