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知道怎麼開始寫這篇文章。

說遊記，也沒什麼玩到；說參展，但過程有太多溝通上的疏漏，導致不少烏龍；說主辦單位不力，但我想他們也很辛苦…總歸一句，可以確定的是，我仍收穫不少。

受邀參展，原該是件美事，但從我接獲邀請到抵達韓國、直到影展最後一天，整個行程非常烏龍，烏龍到讓我忍不住懷疑：雖然韓國電影產業近幾年興起，但待客之道怎會如此跟不上腳步？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整整忙了一年，就在繁瑣之事累積之最的11月，突然收到一封來自韓國的email，邀請《被俘虜的人生》參展，並主持一個工作坊。

這個「國際學院和平影展」（International College Peace Film Festival）影展是從11月26日到30日，接獲邀請時，已是11月初了，換句話說，我只剩下不到三周的時間準備。

那時手邊的另一拍攝案正在收尾，若決定去韓國，就得軋出時間準備工作坊的上課內容，再加上語言不通，我不知道工作坊的進行方式，究竟是有翻譯？還是得使用英文？我提出種種疑問、卻遲遲未獲解答，仔細考慮再三後，一度婉拒策展單位的邀請。

我問了什麼問題呢？

第一，有沒有人到機場接機？

第二，有沒有翻譯？不然我不知道課程如何進行。

第三，想知道貴單位希望我開的課程主題為何？以及上課時間要多久？

第四，我想知道工作坊的成員背景，以便準備適合的題材。

第五，我會帶姪女一起去，可否麻煩一起安排我們的住宿？

對方馬上回覆我，但只回答我第五個問題。他說，「我們只負責妳一人的機票與住宿，姪女要請妳自行負擔。」

我一看到信，其實很不舒服。我當然知道我會自負姪女住宿與機票費用，但問題是，與這趟行程有關的重要問題，他一句也不回。不回也罷，我會以為他很忙、看漏了。但這種回法，實在讓我傻眼。

之所以會提到擔心對方「看漏」了，是因為第一次回信時，我就把他要的劇照、影片簡介、導演介紹等資料一併回信過去，但過了兩天，他說：「妳提供的資料雖然很多，但不符所需，請依列出的清單再寄一次給我。」我仔細看了一次他提出的內容，怎麼看都想不透：這些資料不就是我上次已經寄過的嗎？於是我又回信給他，問個清楚。

根據他列出的清單，對照著我之前寄過的檔案，一一跟他解釋。結果，他回信給我的解釋是：「我看到了，我一天要看三百多封信，看漏了。」 

只是一句「一天要看三百多封信」，足以要人家體諒他離譜的疏失？

考慮再三後，我決定向對方表明不親自參加影展的想法，但也強調，只是本人不出席，影片我還是會寄過去讓他們播映。這位與我聯繫的策展人，回信速度永遠很慢、又或者總是「看漏了」，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竟然立即回信並誠懇邀請我一定要去。

「請妳放輕鬆，一定要來，問題不是妳所想的那樣複雜，有任何問題，請妳讓我知道。」

不複雜？有問題要讓他知道？

這讓我覺得和他聯繫根本是鬼打牆啊！我不都提出問題了？他也不回我，還請我要讓他知道我的問題。這回信，聽來還真是空洞。然而，由於他請我一定要出席、身旁朋友鼓勵我無論如何要去看看，再加上這些往返溝通的誤會，大大提高了我的好奇心，想去韓國好好一探究竟。帶著姪女，韓國春川影展之旅就此展開。

這種信件上往返的訊息落差，直到我出發，仍未解決。所以可想而知的是，我到了仁川機場發生的離譜狀況。原來他們有安排中文翻譯來接我，但事前主辦單位根本沒告知我這件事。我在機場等了兩小時後，確定沒有看到策展單位的人來接機，於是和姪女自己搭了巴士前往春川影展地點。

跑到影展現場時，把工作人員嚇了一跳：「妳一個外國人，怎知道要怎麼來？」我拿著手上幾份列印出來跟整展有關的地址，說：「有地圖啊！」雖拎著大包小包行李，但眼見開幕式即將登場，工作人員希望我先參加開幕式之後，再送我回飯店。

撇除種種聯繫上的疏漏，導致我的不快不說，看到他們的開幕式，我實在佩服。這個影展並不大，也只辦過三屆（2006年開始），今年是第四屆，它是為年輕創作者、甚至學生而設計的影展，希望鼓勵年輕人創作，也因此在影展上看到的參展人、競賽者，平均年紀不超過三十歲。

開幕式上，官員政要、贊助廠商齊聚，而且當地三大電視台之一的KBS也派了幾組記者全場守候。我在想，台灣的「學生影展」可能就沒有這種待遇了吧，不僅沒錢沒資源，也別奢望媒體會有多大的報導。

ICPFF影展除了一般的影片播映外，還有工作坊的課設計（這也是我這次出席的重點之一）。他們的工作坊邀請各國導演為學生設計課程，希望透過短期課程，讓韓國學生有機會與外國創作者接觸互動。

這是讓我感動的地方。看到韓國人這般願意花錢向下紮根培養電影人才，難怪這十年來，韓國電影、戲劇可以成為強大「韓」流，席捲各地。

雖然他們政府願意花錢推動電影，但不表示策展單位執行地很好。因為我正飽嚐另一件離譜之事。

開幕式結束後，工作人員送我回飯店。洗完澡，我正準備就寢時，房間電話突然作響，接起電話後，只聽到電話那頭一個女生氣喘如牛:

「呼呼呼，請問…妳是…陳心怡嗎？…呼、呼、呼…」

「我是，請問妳是？」

「我是妳的翻譯啊，我可以上去找妳嗎？」

「喔？…上來吧。」

翻譯終於出現啦？我還在惱著，隔天的工作坊到底幾點開始？我要怎麼進行？翻譯就突然出現了。

她一進門，就劈哩啪啦跟我解釋：

「我今天去機場接妳，都沒看到妳！」她說。

「妳幾點去的？我十一點四十分入境後，都在大廳等主辦單位的人耶，等到兩點確定沒人，我才去搭巴士。我來回走了幾遍，都沒看到接機的人，我以為主辦單位要我自己到會場。」

「我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妳，所以我接了另一位日本導演啊！」

這位翻譯明明就是說謊。後來我才知道，她因為接錯人，被策展單位罵了。明明被指派是我的翻譯、要來接我的，卻接走了日本導演。

這位翻譯是大一學生，小學在上海待過四年，所以參加這此影展的志工招募，擔任中文翻譯。她說，未來三天要上課，她想先知道我的影片故事，不然她擔心翻譯不出來。

現在？晚上十一點？明天上午要上課，而她跟我說現在要瞭解影片？這不是早在我把影片寄過來，策展單位都該跟翻譯聯繫好的事情，翻譯也該做好功課，準備我來上課？怎麼三更半夜要我幫她惡補呢？

好吧，不計較了。我告訴自己。當我開始訴說《被俘虜的人生》時，她一臉困惑，她不僅不知道國共內戰那段歷史、也不知道國民黨，還問我：「什麼是俘虜？」我當場被打敗。後來，我把自己帶著備用的光碟給她，請她回去看，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多說了。

一切看著辦。與其靠這位年輕的翻譯小姐，我還不如靠自己上課時的臨場反應。

三天的翻譯烏龍狀況百出暫且不細說。最後一天上課時，翻譯告訴我，她下午三點半得離開春川回首爾。

我心想：妳這是告訴我，課程要在妳三點半離開前結束嗎？ 

我是隔天（30日）才要回台灣，她卻早我一天要離開春川。晚上的閉幕式，看著別國導演的翻譯都在身邊陪著，而我的翻譯已經閃人，主辦單位又是一個驚訝：「妳的翻譯先走啦？」

隔天一早要從飯店到機場，我看到日本、加拿大導演的翻譯，還陪搭巴士親自送到機場時，我和姪女兩人熟練地拎著自己的行李，買了車票，快樂踏上回家的路。

有沒有翻譯，早就無所謂了。 

只是我還是很懷疑：ICPFF明明就很有資源可以做不少宣傳廣告，但為何翻譯卻要用學生志工？這實在是相當極致的敗筆啊！

又或者，是我比較倒楣？因為我看其他導演的翻譯都很盡責，唯獨我的翻譯例外。這是不是跟一開始與我聯繫的策展人金先生有關呢？

之所以聯想到與我聯繫的金先生，是因為最後一晚的餐會上，我與加拿大導演聊天時，才知道，他是在十月初就接獲策展單位「電話」邀請，然後拿出一封正式邀請函跟我說：「準備工作坊的時間好趕啊！」我是十一月初才接到邀請，而且是email，直到出發前我都還沒收到邀請函，所有跟影展、工作坊的相關訊息，我即使問了，策展單位回應也都付之闕如。

直到我到了韓國，與這位溝通始終不良的金先生碰上面之後，他非常老練世故地給了我一個擁抱，然後用口音極重的英語告訴我：「這份工作真的很辛苦，不好意思。」

我是客人、你是主，豈有主人跟客人訴說：「我工作很辛苦的道理？」那我是該趴下叩謝回禮嗎？

他的英文我實在聽不懂，所以五天行程，我再也不跟他多談。最後一晚的餐會上，我除了與加拿大導演聊天，也和兩名台來自泰國的導演聊得很開心，金先生看到我和泰國導演相談甚歡時，面露訝異之色地驚呼問我：「妳可以和他們用英語對話啊？」我想，他可能一直以為我無法使用英語吧。

我笑笑回他說，當然。其實我很想告訴他：「是你英語口音很重，我聽得很辛苦，所以不想跟你多說。」

於是我不得不這樣聯想：韓國人是不是真的有優越感，特別是面對台灣時？

雖然我是客人，但我還是必須老實說，這次經驗讓我對部分韓國人的工作態度起了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