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計做為新書的附錄，改寫自2004年1月的演講內容

  很多人想要理解民進黨。
  有些人說她是左翼政黨，但民進黨執政幾年來的所做所為，看來與左翼的標準相差甚遠。民進黨這幾年主動自願加入「國際自由黨聯盟」這個右翼組織，更彰顯了民進黨非左翼政黨的事實。
  對大部分台灣人民而言，他們心目中的民進黨，只是一個單純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
  但，問題是，民進黨的黨綱中什麼樣的政策主張都有，「台獨黨綱」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有民進黨只是「台獨黨」的這個刻板印象，彷彿民進黨黨綱中所主張的其他政策綱領一點也不重要？
  這是一個有趣但重要的問題。但要能好好回答這個問題，必需要從歷史的灰燼中去尋找答案。要知道，要了解一個政黨，絕對不能單純相信她的自我宣傳，因為自我宣傳往往有其目的，並容易美化自己。真正要了解這個政黨，要看她面對困難抉擇時會如何選擇，她真正是什麼才會清楚。要問，拿走了什麼、她就不會再存在了？至於為什麼會是如此，則必需回到源頭，弄清楚這個政黨為什麼產生？她的社會基礎到底是什麼？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到一個政黨的本質。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沒有社會福利政策的民進黨，可以想像一個沒有環保政策的民進黨，但是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台灣獨立政策的民進黨，若是將台獨從民進黨中抽走，這個黨就將四崩五裂、無法維持了，沒有任何一項政策與台獨等價，這樣的現象證明了民眾直覺的正確，但，為什麼？
  要了解民進黨為何會是台獨黨，就必須要回到源頭，從民進黨形成的歷史背景來了解這個黨。
  1970年之前，台灣所有的反對運動都被壓制到完全沒有空間。
  1960年代曾扮演台灣反對運動核心的《自由中國》雜誌，在1960年因負責人雷震與台灣人「勾結」組黨，而被國民黨當局藉口逮捕，《自由中國》也被禁，運動也在失去領導人的情況下遂煙消雲散。
  1970年代中，台灣只有一個勉強可以算是與當局意見不合的《文星》雜誌。但《文星》並非在推動反對運動，也並無意推動民主，《文星》的內容完全以文藝為主，只因為不願讓文藝成為單純政治宣傳的工具，與國民黨當局所建立的「國家文藝體制」相衝突，遂受到當局的嚴厲打壓。
  當時的台灣，可以說是一片漆黑、絲毫不見生機的反民主社會。
  在這樣政治民主的黑暗時期，突然就產生了一個轉折，原本看不到希望的民主，莫明其妙的就這樣蓬勃發展起來了。
  造成轉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時間到了」。
  這群1947年在中國選出、於1949年前後隨同國民黨政府一起前來台灣、能讓國民黨政權「合法」代表中國法統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經過20年的時間，已經開始出現嚴重老化的問題。當時在中國被選出時，尚身屬壯年，經過20年後，已經垂垂老矣。而當局宣傳的「反共復國」、或期待藉「第三次世界大戰」來一舉翻身的機會、看來卻愈來愈渺茫。時間到了，沒辦法，一定要處理。
  其實，1949年前來台灣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只有1947年在中國選出中的部份，但國民黨政府透過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勉強以這些部份中央民意代表，作為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合法代表中國的依據，為了延續中國代表性，這些代表就無限期的延任下去，但當這些代表因年華漸老而逐漸凋零時，如何維持國民黨繼續在台統治的正當性就成為困難處理的問題。
  面對這個艱難的問題，國民黨政府做了兩個調整。
  第一個調整是開放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
  增補選歷經兩個階段，1969年針對中央民意代表中、自台灣及金門馬祖選出的代表單獨進行改選，共計十一席，改選後的立委享有與第一屆立委相同的權利，即可無限期延任。1972年更透過修訂《動員勘亂臨時條款》，直接增加「自由地區」的立委名額，共計五十一席，但這些名額的立委則需定期改選。這些改選的席次不斷增加，直到1989年增額立委的席次已增至130席。
  增補選造成一些意料外的效應，而這些效應的影響非常深遠。
  1970年前，台灣雖固定舉辦選舉，但均屬地方選舉，如地方縣市長、縣市議員的選舉等等，這些選舉只能產生一些地方的政治諸候，在他們自己的縣市以外，並不具名聲及影響力。但當中央級的民意代表進行部分改選時，所增補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從選舉的過程開始，到在國會議場中的表現，都迅速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台灣的反對運動，遂因此產生一些全國性的明星，如康寧祥、黃信介等，後來更成為黨外第一代的領袖。沒有增補選的進行，台灣的黨外運動是不可能出現全國性的領袖。有了這些全國性領袖，未來反對運動勢力的全國性串連才成為可能。
  同樣為各縣市所選出、集結於台中霧峰的省議會，原本可以成為培養全國性政治領袖的黃地點，卻受到來自國民黨的嚴苛限制，倘若省議員想要在省議會中進行跨縣市的串連，都會被嚴厲禁止。這種對跨縣市串連的禁止，就是害怕地方型的政治人物會經過串連後，會產生組織化的風險。省議員不要說在省議會中無法成立跨縣市的問政聯盟，連相鄰縣市要在議題上結合，都會被國民黨制止。但這樣的限制，當全台灣得選中央民意代表後，就不具意義了。
  除了為政治反對運動創造了全國性知名的政治領袖外，增補選的「定期化」更重要，等於每經幾年，國家層次的議題就會浮現，在選舉過程中再被討論與攻防，這些都為反對運動提供了發展的土壤。選舉成為反對運動集結串連的戰場，在之後黨外的發展過程中獲得了驗證。
  顯然「增補選」並不符合國民黨的利益，但為什麼國民黨要這樣做呢？
  主要原因就是「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人自然會老、會死，往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可以先暫時以當時參選者來候補，但是候補者也一樣會老、會死，人員凋零的這個問題遲早要處理，「增補選」雖不符國民黨利益，但是為了疏緩人員凋零問題的壓力，仍然還是要進行。
  「中央民代增補選」是造成1970年代之後，台灣整個反對運動出現不同契機的一個根本原因。
  另一個應變方針就是「吹台青」的推動，著意培養一些台籍青年。
  「吹台青」的基本思維是：當反攻大陸無望，必需在台紮根的國民黨、需要快速培養一批親國民黨的台籍政治新星，以頂替老一輩政壇上凋零的中國大陸人，但「吹台青」的核心構想仍是「大陸人為主，台灣人為輔」。這些被著意培養的人，有我們熟知的張俊宏、許信良等人。
  除了「時間到了」外，造成民主發展重大轉折的第二個重大原因是，社會中出現了新的社會支持力。而新的社會支持力出現的最大原因，就是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國際持續挫敗等事件。
  1970年前，台灣社會是活在國民黨政府嚴厲的資訊控制下，除了少數熱心政治或家族中曾有人受害外，大部份人民都活在國民黨政府的宣傳下，「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種於歐威爾《1984》中所描繪、透過集體催眠及恐怖來控制人民的世界，事實上與當時的台灣社會相差並不遙遠。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透過媒體、學校等教育台灣人民：中華民國是自由世界的燈塔，蔣介石這位民族救星是自由世界的領袖、中共匪幫這個偽政權是世界的公敵等等。對於這些宣傳，大部份的台灣民眾都深信不疑，當然，有所懷疑甚或付諸行動的人，不是關在綠島、就是流放海外，要不然就是被鎗斃了，剩下的則對政治噤若寒蟬、不願輕易表露自己的想法。
  在這樣天真單純環境下、深深相信著國民黨政府宣傳的人民，突然面對1970年10月尼克森訪問中國這件事，當然猶如晴天霹靂。更令人震驚的是，次月，身為自由世界燈塔的台灣就被迫退出了聯合國，而理應被世界唾棄的中國卻順利地加入了聯合國。
  這種背離常情、突如其來的打擊，衝擊著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國民黨政府於是在街上處處貼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期待民眾能「不驚」，但當時民眾能不驚的人應該很少，面對隨之而來的國際關係大崩盤：幾年內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只能用穿流不息來形容、台灣被迫一個一個退出國際組織，台灣民眾大概無法不驚。
  面對這些變局，民眾逐漸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無條件支持政府。他們主張，在當前這種異常艱難的時刻，人民必需愛國，只能全力支持政府，做政府的後盾，社會中不允許有分歧的聲音，國內更不能有批評政府的聲音。於是，奠基在這種態度上，一個非常極端的、極右的、不計一切擁護政府的、反對及攻擊任何反對意見的團體就在此時出現，稍後與民主反對運動發生最大衝突的，就是來自於這些極右派的團體。
  第二種反應是對國民黨政府產生懷疑、認為政府的所有一切作為都是在欺騙。他們開始懷疑國民黨政府宣傳的真假？他們問：若是台灣真是自由世界的燈塔，為何台灣會被踢出聯合國？或許我們被告知的都不是事實，我們也許應該要去進一步了解事實到底是什麼。奠基在這種態度上，一群對政府宣傳沒有信心、對自己未來憂心、不知該何去何從的民眾出現，成為民主反對運動的核心支持力量。他們從事所有可以讓他們知道更多事實的活動，不管是選舉過程中的演講，或是蒐購被當局查禁的雜誌，就是為了要了解「到底國民黨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1984年創刊出版的《自由時代週刊》，所標榜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其實相當程度的反映了這個新興市場的需求。所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什麼？其實就是「事實」。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內宣傳的可信度在國際上一連串的敗壘中折損殆盡，這個新興市場最想知道的就是「事實」，「提供事實」遂成為民主反對運動產生吸引力的最大誘因，新興市場更緩慢的轉變成為反對運動最堅定的社會支持力量，基於這些與國民黨政府截然不同的「事實」，反對運動也逐漸發展出得以挑戰與取代國民黨政府意識型態的新思維。
  造成民主發展重大轉折的第三個重大原因是台灣的「缺乏國際支持」。
  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國際社會上的持續挫敗，加上蔣經國不具有蔣介石二戰英雄的國際地位，以致於國民黨政府不敢強力壓制反對運動，這更是反對運動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若是比較兩個意義相近的反對運動，就可以理解1970年代反對運動開展中國際因素的特殊角色。
  1960年的雷震主導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以《自由中國》雜誌為核心，結合了外省自由主義者及台灣地方士紳兩股力量，當時曾經聲勢浩大，彷彿沛然不可禦，但一旦其靈魂人物雷震被捕，《自由中國》被禁後，組黨運動隨即煙消雲散，反對運動也不復存在。
  對此事件，美國政府雖然曾表示關切，原本支持蔣介石、對世局影響力極大的《時代》雜誌也公開嚴批國民黨政府羅致雷震罪名的作為，但蔣介石仍然不動如山，不但沒有放人，連公開審判也沒有。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依當局羅致的「罪證」，雷震被判十年徒刑，服刑到1970年才出獄。
  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以「黨外機關報」自我標榜，社務委員串連了自1970年開始出頭的政治人物，4個月內於全台11個縣市成立據點，各地據點動輒數千人的聚會已成稀鬆平常，最後，逐漸組織化的發展方向導致了人權記念日大遊行後的大逮捕。反對運動知名的重要領袖，幾乎無人得以倖免。
  當時雖然台灣已與美國斷交，但仍在美國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只好進行公開審判。雖然國民黨政府利用御用媒體，抺黑造謠美麗島事件涉案人，但因為審判的內容全程出現在媒體上，許多民眾得以看到整個審判過程。多位受審的美麗島涉案人，利用法庭上答辯的機會，放棄為自己的辯護，著力表達他們對台灣前途何去何從的憂心。這些勇氣的表現，經由媒體的紀錄與露出，感動了無數的台灣人，反而激起更多支持的力量美麗島事件後，雖然當時這些政治領袖紛紛被判刑，但反對運動並未因此煙消雲散。數年後的選舉，許多被判刑者的家屬及辯護律師毅然投入反對運動，成為反對運動新的支柱，美麗島事件不但沒有成為終點，反而成為反對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若不是因為台灣失去國際空間，結果大概會跟1960年雷震事件相似，國民黨政府一定會採取強力壓制、秘密審判的手段，對於國際社會的干涉也會完全不在乎。所以，缺乏國際支持，反而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也因為缺乏國際支持，導致國民黨政府為了爭取國際支持，必須定期舉辦選舉，這也是1970年代台灣民主發展能有重大轉折的第四個重大原因。
  有了定期的選舉，具全國性知名度的政治領袖，得以藉選舉的時程，開始在各地方的選舉中出現。各地參與選舉的候選人，也希望能利用這些政治明星，幫助自己的選舉。由於定期選舉的存在，過去在各縣市獨立發展的反國民黨力量，開始進行橫向串連，選舉時候相互支援幫忙，具全國性知名度的政治明星，遂隱隱成為串連出的組織中的精神領袖。
  由於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接連挫敗，需要爭取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內部在選舉進行中出現的言論，不敢過於強勢的壓制，選舉過程於是變成專制獨裁統治過程中的「民主假期」，許多平時不能被觸及的問題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機會討論。選舉期間，雖然時間不長，但黨外可以得到最大尺度的言論空間，不論是批評政府、吸引支持者的言論，雖然會被御用媒體批評為「偏激」，但只要能選上，選舉期間的所有言論都不會受到追究。「民主假期」自然成為反對運動得以每幾年就得以重新喚醒社會支持力量的機會。若是沒有定期選舉，反對運動是不可能集結與發展的。
  定期的選舉，在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惡劣的客觀環境下，反對運動遂擁有永遠打不完的議題。
  為什麼台灣不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什麼台灣必須離開聯合國？為什麼國際組織都要把台灣踢走？為什麼這些國家都要跟台灣斷交、跟中國建交？我們在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可以聚眾向前來協商後續關係的美方人士砸雞蛋、丟番茄，我們可以去與台斷交的大使館門前抗議，但是這些行動只能洩憤，卻無法改變台灣逐漸孤立的現實，為什麼？
  國民黨政府對於選舉過程中所提出的這些質疑，講不清楚、說不明白、沒能力解釋、提不出理由。1978年年底因台美斷交而停辦的一場中央級選舉中，整個選舉的主軸都是台灣的前途問題，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所關心的最核心問題：台灣的前途往哪裡去？我們的未來在哪裡？反對運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成長、茁壯，最後於1986年成立了民進黨。
  如何回應「台灣往哪裡去」這個問題，從民進黨創黨之初，就無時無刻不斷挑戰著民進黨的領導人，激動著民進黨支持者的心。連民進黨的黨旗也反映著這樣的心理狀態：站在十字路口的台灣，要往哪裡走？前途在哪裡？民進黨從黨外時代的「住民自決」，到創黨後的「台獨黨綱」，到1999年執政前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無時無刻不在回應著這個最古老的問題：「台灣往哪裡去？」這也就是為什麼外界會認定民進黨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因為民進黨的核心精神，就是一個處理台灣前途的政黨。
  1970年開始，台灣人民中有人對「台灣往哪裡去」有不安，民進黨回答了這個問題，所以民進黨發展了，民進黨成長了。「台灣往哪裡去」這個問題才是民進黨的核心精神，若是把這個問題拿掉了，民進黨就不再存在了。在可見的未來，如何回應當前國際局勢，為台灣找到出路，仍然會是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所有民進黨人無可廻避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