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於昨日召開記者會，針對後ECFA新經濟情勢，表示將在國安會下成立「全球經濟戰略小組」，積極研擬戰略以開創黃金十年。馬總統的用心，值得國人加以肯定，但從這些年台灣經濟社會的停滯可以發現，今天我們的困境不在於經濟計畫不夠多、不在於金融資本不夠雄厚，而在於彼此互信的社會資本正快速流失，倘不能重新恢復這一社會資本，即使再高明的經濟戰略亦將無用。

    　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推崇市場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其實在此之前他所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一書，曾以極大的篇幅陳述人們的習慣及社會的風尚，深深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學者法蘭西斯．福山也從歷史興衰中發現，創造一國經濟繁榮的最重要力量是人們彼此的信任。這個看不到、摸不著的社會互信力量，對經濟影響之大，不言可喻。

    　其實，社會資本也沒有那麼抽象。從二戰結束後，亞洲四小龍、前蘇聯、南美的經濟表現可以發現，光有金融資本、人力資本未必能促進經濟繁榮，只有在一個充滿信任的社會網絡裡，才能使各項資本全然釋出成長動能。這個充滿信任的社會網絡，即是社會資本。

    　台灣早年能創造經濟奇蹟，確實是依靠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前賢的前瞻眼光，著手改革外匯制度、設置科學園區、訂定獎勵投資條例所致。但是大多數人都忽略了這些經濟政策所以能夠成功，隱隱然還有另一股力量，那就是社會彼此互信、文官體系積極任事的社會資本。換言之，經濟政策的成功仍是建立在一個充沛的社會資本之上。

    　社會資本形成的關鍵為何？我們要引述論語的一段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話道出執政者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文官，對於社會資本的建立具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回憶19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也正由於那些居上位者夙夜匪懈，認真任事的態度影響了整個社會風氣。尹仲容曾因揚子案辭官歸隱，但在歷此挫折復出後仍不改積極任事的態度，他常鼓勵部屬：「擔任公職絕不可存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理。應該抱有多做事不怕錯的勇氣，只要不是存心做錯。」

    　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的積極任事鼓勵了那一代的文官，帶動了積極任事的風氣，同時也建立了一個互信安定的社會資本。但反觀今天，政府部會首長年年調動，尹仲容、李國鼎這樣有大臣之風的大員已不復見，如此文官體系遂又流於因循舊例，不事積極進取。由此而下的各級官員紀律鬆弛，加上社會詐騙橫行，所引起的民怨多不勝數，社會互信的資本也正因此快速流失中。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年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看到新政策不斷地提出來，但泰半是新瓶裝舊酒，執行的政策經常無疾而終。何以致之？政府大員裡缺乏尹仲容這樣有擔當者，於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心態瀰漫文官體系。國土規劃喊了多年還在紙上作業，服務業發展推動多年還在整合座談，許多政策口號看似宏偉，實則毫無新意；這些方案大概都可以從三、四年前的舊檔案裡，找到相似的計畫。這種氣息進一步擴散，則非但無所作為而已，更將擾民而引發民怨。前年南部一位老農買下法院拍賣的農地，繳了保證金與尾款後，法院突然通知農地被別人買走了，氣的這位老農說：「想不到法院比路邊攤還沒信用」。另外北部有一位重度智障青年在便利商店拿了麵包吃，到場的員警想聯絡家屬並代墊麵包錢，派出所主管卻指示：「現在績效欠這麼多，反正辦他也不會起訴。」此外，今年以來高等學府更傳出多起老師以學生當人頭詐領研究經費的案子。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若要再舉社會詐騙的案例，那就真是罄竹難書了。如此則社會資本怎麼不流失？

    　除了因為文官體系的因循而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之外，造成台灣社會資本流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藍綠的統獨爭議。意識型態對立讓原本平靜無波的台灣社會近年衝突頻傳，在政治人物煽風點火下，每逢選舉就撕裂彼此的互信，朋友、同事甚至夫婦因政治立場而反目者，時有所聞。如此社會資本又豈能不流失？

    　台灣這些年也並非全然沒有令人感動的故事，去年九月兩位客運司機侯文田、蘇勝裕犧牲自己，拯救了全車旅客，這就是社會資本的積累。這一事件雖經本報社論籲請當局以實際行動表揚，但終究馬總統也僅在國慶演說中寥寥幾語帶過，殊為可惜。

    　社會資本的建立極為不易，但摧毀卻只在彈指之間。政府大員的不當言行可以摧毀、文官的因循怠惰可以摧毀、政治爭鬥可以摧毀、法院的錯誤判決更可以摧毀。我們再度籲請馬總統正視社會資本。規劃經濟戰略固然重要，但是社會資本若不能恢復，台灣經濟恐怕只能繼續空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