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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國家財經決策的危機
2010/04/16 22:32:27瀏覽265|回應0|推薦0
國家財政需有內建的把關機制

「產創條例」立法爭議僵持數月之後,該案近日有出人意表的一百八十度轉向。以國民黨在國會的優勢,要將產創條例如何修理應都會在立法院通過;問題在於,執政黨黨內的協調與馬總統決策形成的過程,是否禁得起檢驗。

令人遺憾的是,由此次產創條例政策大轉彎,凸顯出馬總統及其府院幕僚在財經政策研析的嚴重疏漏。我們想藉這一系列社論,說明財經決策的幾點基本理則,其實也是對總統本人及其周邊財經幕僚陣容、決策機制、政策方向的整體評論。產創條例的爭議焦點之一是「稅」,因此我們先從「稅」這個特定領域,逐漸延伸做更廣泛的批評。

產創條例原本送到立法院的版本,是經過經濟部與財政部討論、也經過賦稅改革委員專案計畫核算、更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版本。之所以要經過這麼縝密的討論與核算,就是因為財經事務的衝擊極為複雜,又涉及相當專業的考量,往往不是一般「庶民」所能理解。企業與人民當然希望降稅多多益善,因此財經事務訴諸民粹或民意代表,結論必然是降稅一途。一般而言,由於工商業大老闆較薪水階級長於行政與立法遊說,故在專業退位、國家整體利益缺乏捍衛的情況下,民粹式的財經政策或立法不但會向資本家傾斜,也往往不利於經濟的整體發展。

我們在此特別強調「國家」財政的重要性,其實並非新論,而是所有涉及大金額財務收支經濟團體的共同特徵。茲以一個眾所熟悉的法律內容,來說明財政與財務的重要性。證交法第十四條規定,上市公司一定要由若干獨立董事設置「審計委員會」,而該會之最重要任務,就是選任公司之財務長與總稽核。若將國家比喻為公司,則財務長與總稽核就像是國家的財政部長、主計長與審計長。依據證交法十四條規範之意旨,上市公司的財務與稽核等專業主管,應該要相當獨立,不但不是公司總經理所任命,甚至也不受公司董事長所節制。一般上市公司對於財務人員的獨立性與專業性如此堅持,國家又焉能背道而馳?準此,國家的財政主計首長,尤其需要專業夠強、理念清晰,甚至要不太受行政院長(總經理)與總統(董事長)之節制,而行政院長與總統則應充分尊重財政主計首長的權限。

法律不對一般企業的財稽人員專業性有所規範,卻只對上市的大公司規範,主要就是因為公司越大、財務出問題的後果就越嚴重。不只如此,公司若在平順時期,不需太過憂心財務問題,但若是公司在擴張業務期間、或面臨多事之秋,則財務管控的重要性就格外凸顯。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我們現任的財政主計首長,顯然是服從性大於專業性。正因為如此,他們對於產創條例的噤聲,就反映出台灣財政把關的輕忽了。

當前的台灣面臨了兩方面的挑戰:其一是馬政府信誓旦旦要推愛台十二建設,需要八年四兆的預算,金額十分驚人。其二是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壓力下,台灣每年夏秋都可能遭逢天災侵襲,動輒需要數千億預算的支援。在這雙重預算壓力之下,國家財政負擔之重可想而知,主事者自應戰戰兢兢,焉能輕忽怠慢?馬政府原本有大好的機會,以前年七月成立的賦稅改革委員會做完整的、宏觀的、長期的規劃,以穩健的財務步伐,配合國家建設的推動。可惜的是,賦改會捨此不圖,卻以倉促的、零碎的、救急的政策與法案,將台灣的財政結構弄得滿目瘡痍,令專家學者心情沉重。

經過二○○九年一整年的胡亂降稅,馬政府至今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財政赤字的嚴重性,對產創條例修正仍然一副「十七%喊價定局面」的民粹媚俗態勢,這是非常令國人憂慮的現象。台灣財政之所以每下愈況、被國際信評屢次降等、被藍綠媒體重批,追根究柢,就是國家領導人嚴重欠缺財務與財政的基本觀念。這是馬政府在財經決策上亟需補強的第一個闕漏。 【2010/04/16 聯合報

昨天我們以產創條例為例,指出府院高層欠缺財務財政的基本觀念,今天則要繼續以該法案為例,解說馬政府反覆搖擺的政策、不尊重專業的態度,以及政商雜處的政策研議機制,將造成財經人才的疏離,逐漸形成府院財經人才的「空洞化」。

在去年十月,產創條例在賦改會討論時,原本有兩個版本,甲案是營所稅率降至廿%、保留四項功能性租稅減免,乙案則是營所稅率降至十七‧五%,但取消四項功能減稅。這甲乙二案孰優孰劣當然可以討論,而當時也確實做了詳細的研商。賦改會的成員中有數位諮詢委員為企業界龍頭,也包含立院財經委員會的朝野立委,總共加起來廿餘人。既然當初討論過後決定甲案,也由財經部會送行政院院會通過,照理說,這法案該有它的莊嚴性與論述基礎才是,怎麼會到了立法院,卻任由當初在賦改會未發言反對的企業代表與立法委員起鬨,就把甲案丟到垃圾桶呢?

我們要在此嚴正的指出,財政部、經濟部都是憲法上明定的財經主管部會,而賦改會更是行政院正式發聘的合法任務編組;當總統輕率地將體制內詳細討論的法案丟到字紙簍時,其實也不啻將所有這合法研議的程序和參與者的集體才智丟進了字紙簍。當今檯面上財經閣員中,大概沒有一人會像楊志良一樣,在總統發言後挺起胸膛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說嚴重一點,我們甚至很難看到財經閣員有自己的政策理念可資辯護。如果閣員沒有中心思想,亦即沒有產業理念、財經藍圖、經濟方向,所有政策都是呈送總統或院長裁定,台灣的財經發展會有前途嗎?財經閣員與法定任務編組的體制內意見不受尊重,則久而久之,他們就不會再有意見或不會再想參與。坦白說,沒有中心思想、沒有政策方向的官員,顯然只有事務官的格局,一切都聽今上聖明裁示,這就是馬政府的財經危機。

馬總統也許會說,他也成立了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也常聽財經幕僚的意見。但容我們坦率直言,財經諮詢小組的組成與運作都大有問題,這其實也是今日台灣財經問題的亂源之一。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其總統經濟顧問小組(CEA)的設計可堪借鏡。歐巴馬的CEA只有三位委員,分別是柏克萊、芝加哥、普林斯頓大學的傑出經濟學者。除了學術研究外,他們或亦有政府服務的經驗,卻沒有任何利益色彩。但台灣的總統財經諮詢小組卻有十數人,組成複雜,其中甚至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業相關人士。在過去一年半之中,至少十號公報、遺贈稅、服務業發展重點等重大案件,都是在小組少數人短暫發言之後就倉促定案。美國的CEA由三位委員分別下轄若干專業的研究人員,對特定議題進行研議,必要時亦會找企業界人士公聽。但無論如何,有利益色彩的企業或人士只能透過公聽會去影響國家政策,而不該以總統或副總統顧問的方式與聞國政。但在台灣,我們卻沒有這條防線,以至於幾乎所有的財經政策都是向企業傾斜。

財經政策往往有其複雜性,也都需要細膩的推演與思考。美國前任與現任聯準會主席是著名的總體計量經濟學者,對數據推演掌握嫻熟。所有歷任美國CEA委員,也都是思慮綿密的大學者,其中還有數人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但是台灣的財經諮詢小組,不僅成員參差,且運作亦以短打為主。每次開會由內閣財經中階官員準備資料,簡報完畢後十數人短暫發言討論,往往立刻就能做成政策結論,甚至發放新聞稿。這是何其草率的決策方式?

我們要誠懇地告訴馬總統,財經決策不是這樣做的;這樣的所謂幕僚會議不但做不出有品質的決策,更有使內閣各部會噤口或自願「做小」的後遺症。財經原非馬總統的專長,當然要仰賴財經幕僚的研議與建言;可是,以目前府院財經幕僚的成員、運作與表現觀之,我們深以為憂。這是馬政府亟須補強的第二個面向。

【2010/04/17 聯合報】

《馬政府財經決策應當補課》三之三

財經政策:須有中心思想 始有論述能量

在前兩天的社論中,我們指出馬政府財經決策的前後反覆、幕僚組成與運作的缺失;這些問題在過去兩年的諸多事例中一再出現,而在產創條例一事中更為凸顯。但是這些缺失,追根究柢,分明顯示了當前的財經決策背後,由於沒有中心思想,所以缺乏論述能量。

所謂的政策論述,是指描繪這個政策的目的、背景、策略、取擇選項、思考緣由等面向的細密陳述。論述其實是法案或政策的中心思想與理論基礎;基礎若紮實,一則能抵擋在野黨與輿論的批評,二則也不會在外界偶有雜音之下倉促搖擺。有充分論述基礎的政策,講出來就自然能夠說服別人,有如君子之德,具風行草偃之效。相反的,政策若是沒有論述基礎,則政府首長自己就像牆頭草,事前要拋出議題測風向,然後再看風向搓、喬,外人看起來就是在搖擺。

以此次產創條例補助企業雇用員工每人一萬元一事(產創廿條之一)為例,這件事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看、來想,都與「產業創新」扯不上干係,強行在此法案加上這個民粹討好條文,就不可能提出什麼論述基礎;其唯一的後果,就只有硬拗硬掰,兩三下就被外界批得體無完膚。再以前年十月政府原本想在金融海嘯期間緊急推出的證交稅減半徵收為例,這是所有了解最基本財經原理的人都會搖頭嘆息的荒謬政策,當然不可能找到什麼論述基礎,卻也是由馬總統親自對外宣布。當幕僚迫使總統一而再、再而三親自出面為具爭議性的財經專業事務背書,而這些裁定卻又中心思想搖擺、且找不到理論基礎,以至於破綻百出時,其對總統威信的傷損實難輕估。

今天台灣經濟的處境,是十分艱困的。往外看,我們有「謀我日亟」的中共,試圖用區域經濟的大口袋,使台灣的未來發展受到約制。往內看,我們有年年難以避免的天災威脅,需要有效率政府的因應。在財經面,行政院的六大新興產業在檯面上一群「事務官化」的政務官帶領之下,前景難卜。在社會結構面,快速老化的人口、貧富懸殊的社會、不斷飆高的都會房價,更令人忐忑不安。

我們在日前社論中已經提到,馬總統不是財經專才,一味複製以往「簡報/裁示」的會議模式,也不可能迅速得到什麼具有理論縱深的結論。馬總統要推出好的財經政策、提出紮實的政策論述,就須從強化財經幕僚開始做起。像產創條例這樣的法案,原則上應由財經部會提出中心論述,並化解質疑,未必需要總統兼黨主席親自出馬。如果財經閣員不能像楊志良那樣提出足以服人的說理,而是搖搖擺擺地「尊重立法院審議」,那麼這些閣員就該撤換,易之有擔當的首長。

馬總統如果要對格外關鍵的法案躬親上陣,那就更需要優秀的財經幕僚,也要花更多的時間做功課,對於法案的背景、理論、所有版本的利弊取捨,都要像歐巴馬對健保法案那樣熟悉。歐巴馬在國會、媒體、全美各種場合推銷其健保不下十數場,從來沒有一次出包,更沒有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輕易推銷任何一個政策。究其原因,就是歐巴馬對健保案不僅瞭然其論述,更在法案的精神面掌握到大方向。

但是馬政府的台灣經濟大方向究竟為何?國人實在摸不著頭緒。馬總統千萬不要以為競選時倉促討論的政策白皮書就是論述,也不要以為白皮書彙總起來就是方向。坦白說,那些離成熟的論述還遠得很,既不能在基本面起經濟之衰,也不能在操作面振總統之威。總之,我們既為總統流失的威信憂心,更為台灣流失的經濟機會焦急。

五月,在朱立倫副院長參選新北市之後,也許就有下一波的內閣改組。要挽救台灣經濟,就要提出紮紮實實的財經政策;而要提出好的政策,當然就要找到以楊志良為「低標」的財經政務官來擔綱。老天爺對馬總統是很優厚的,祂給總統四年的任期,但給台灣經濟的機會時間,卻沒有這麼久。找到具有論述能力的財經閣員,馬總統的財經闕漏才能補得起來。

(系列刊完)

【2010/04/18 聯合報】@

產創過後 馬總統該做的四項宣示

  • 2010-04-24 中國時報 【本報訊】

     《產業創新條例》民進黨版沒過,最後通過了「馬吳版」。但不論是哪一個版本,該條例會侵蝕政府預算,殆無疑義。原先的民進黨十七.五%稅率案,財政部估計稅損四百多億,現在馬吳版稅率再降至十七%,即使其他功能性免稅縮減,最保守的估計也有稅損一百多億。總之,朝野府院沒有任何人否認產創條例在侵蝕國家預算、在傷害未來國家財政的健全,卻人人做壁上觀,頂多只能畫個「未來稅收『可能』比現在高」的虛幻大餅。這種全面棄守政治責任的現象,就牽涉到長遠的、制度性的問題了。

     在這裡,我們要對馬總統做四項建議,不只是對產創惡例做亡羊補牢,也對國家未來的制度健全做些修補。我們先從簡單的事談起,然後再討論法律制度面的更張。

     一、馬總統應該立即宣布,在他任內以及下一個可能的連任期,絕不再提任何減稅案,在立法院也不會再放任或動員執政黨立委支持任何一個減稅案。據了解,明年度政府各機關經常門的預算,都要以削減大約五%的方式大幅縮編,這幾乎是台灣過去八年來僅見,可見國家預算之吃緊程度。可是即使環境如此嚴峻,我們的財團與「利委」的遊說卻未曾稍歇,還是不斷地施壓催逼。今天是《產創條例》,明天不知道還會惡整出什麼降稅施壓的新招。長此以往,台灣不被這些財團政客坑死才怪。要確實為台灣的胡亂減稅畫下紅線,馬英九必須要以總統兼黨主席的身分明白宣示「到此為止」。這是亡羊補牢的第一步。

     二、除了前述「不再減稅」的宣示之外,馬總統也該同時宣示,在二○一一年第一季,對《產創條例》修正後所產生的營所稅稅損做一盤點清算。這一次遊說將營所稅率降低的歪論,就是說「稅降養鵝、鵝肥稅增」。由於《產創條例》自今年即生效,故二○一○年全年營所稅稅收如何,在明年第一季就一清二楚。究竟降稅是否能達成少數利益團體所宣稱的「稅收增加」後果,屆時就一翻兩瞪眼。我們認為,總統可宣示屆時要將二○一○年之營所稅收,與二○○五年至二○○七(金融海嘯前)之三年平均相比。如果二○一○營所稅收不增反減,馬政府就知道誰是讒言奸歹、利益遊說之輩,而必須要重啟調整稅率之機制,否則國家財政所受之衝擊,將逐年累積、日益嚴重。這樣的定期檢查機制,也是國外調稅所常用的手段。

     三、對即將因應五都升格而須修改的《財政收支劃分法》,馬政府也該先把紅線劃清楚。五都的立委為「爭取地方權益」,必然會為各地統籌分配款額度而拚命。現在情勢觀之,地方立委相持不下結果,往往又是拿中央政府預算祭旗。馬政府應先對五都新增財劃預算「總額」有所宣示,如「以一千億為上限,絕不再增加」;而各地方政府分食大餅,也只能在此總額下為之。劃下這道紅線,才能預先堵住財劃法所可能掀起的預算大戰,為國家止血。

     四、我們認為馬總統也該為健全政府財政架構,而提出釋憲案。過去廿五年台灣政府增稅幾乎是零,但所降之稅卻不下卅種(次),這正是我國稅收日漸不足、財政日漸惡化原因。《預算法》九十一條明定,立委所提法律案大幅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意見,並應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但這樣法律條文歷年來從沒人把它當回事,《產創條例》就是明證。從法理觀之,《預算法》九十一條應視為《中央法規標準法》之特別法,且其內容不該只是訓示性規範,而該是法律成立之要件。當立法機關忽略此預算法規範而濫行立法時,國家預算勢將面臨制度性之闕漏。我們認為,馬總統應對此規範提出釋憲,尋求大法官支持未來總統得依憲法七十二條,對於違反《預算法》九十一條所通過之法律,做制度性覆議或其他方式之補救。

     在產創惡法通過、國家損失稅收數百億之際,各級政府的預算又面臨縮編的噩運。這就像是一位負債累累的卡奴,一方面刷爆信用卡濫買未經評估的細軟,另一方面卻又三餐不繼而斷炊。馬總統是這個卡奴家庭的家長,恐怕必須用前述四種方法,做些補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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