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新？什麼是舊？
三十年前台灣曾經有過一個電影的風潮，被公認為是「台灣新電影運動」，那麼三十年過後還能算「新」嗎？那麼，現在更年輕一輩的電影創作者所拍出來的電影，就一定比三十年前的那些「舊時代」的「新電影」更新嗎？已經逝世五年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健將楊德昌導演，早就對這所謂的「新」提出了他簡單的看法。他說：「許多人說『新』就是現代，現代就是流行，流行就是變化，變化就是不一樣……其實，別再繞圈子了！新-就是你又向前跨出那一大步；新-告訴你更接近了你的目標。」
如果一個人永遠不肯跨出讓自己「進步」的那一步，也對自己人生缺乏積極目標，其實不管是活在那一個時代，不管你是年輕人或是老人，也都只是個舊的人類。最近有一個被推崇為「台灣新電影之父」的老人過世了，他走得非常寂寞，整個社會認識他的人非常少，更不清楚這個老人曾經做過什麼事，或許只會說，大概是個古代的人吧。」是的，如果你指得是大家正在討論年輕的政客，如何將錢藏在水塘或是用香爐燒掉的2012年的現代，那麼這個老人真的是「古代人」。
他在1949年跟著軍隊來到台灣時是二十七歲，偶爾會提到他在大陸的大別山打游擊的傳奇故事，褲袋裡永遠有兩把上了膛的槍，常常三天三夜不敢閤上眼睛怕被敵人殺了。所以後來他生氣時的口頭禪是：「如果是過去，我早就將他拖出去槍斃了！」沒錯，他是一個嫉惡如仇的古代人，活在現代，他想槍斃的人還不少。
另外他也觀察到當時國片所流行的武俠片和電視劇都缺少適合的拍片場景，於是他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正確，還先向公司借出自己的退休金，帶領美術組的員工去找拆掉的舊材料，一磚一瓦的將一棟棟古代的建築物搭建起來，慢慢的街道、城門也蓋好了。他很快就用電影文化城所賺來的資金，購買更新的電影器材，大幅提升了片廠和沖印廠的技術和規模。
在當時台灣因為被迫退出聯合國，不斷傳來和邦交國斷交，整個社會瀰漫著悲憤情緒時拍了「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梅花」。五年後他因為表現優異，被上級提拔為中央電影公司的總經理。面對當時台灣電影業一片蕭條之際，他拿出了超乎常人的魄力和勇氣，做出了改變台灣電影史的重大決定。他不分黨派，全力延攬一批願意追隨他創造歷史的年輕人進入決策核心，替他擬定拍片計劃。像當時還在讀大學夜間部的學生吳念真、剛剛創立滾石唱片集團的段鍾沂、留美學電影歸國的陶德辰和放棄美國獎學金回國發展的我，都被他想要革命的精神感動，前後進了中影。
1982年起，一場最不可能在老大的中影公司發生的電影運動就此展開，「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策馬入林」如野火般照亮了原本黑暗的電影界。但是也因為這樣，他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離開電影界後又全力投入中俄外交史的寫作和俄文的教育工作，但是對自己所愛的黨國始終無怨無悔，每逢大選，總是為他所愛的黨忠心耿耿的拉票。
明驥先生逝世前，對圍在身邊的兒女說：「我這一生清清白白，正正當當。」他走的那一刻，窗外的風是靜止的，大雨也忽然停了。我沒有哭，因為我忽然想到「老兵不死」這四個字。一個曾經帶著他的子弟兵，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老兵走了，但是他的子弟兵們還在戰場上守著最後的碉堡，四周砲聲隆隆，他們還在戰鬥，沒有時間流淚。
老兵不死，他那種不斷向前跨出一大步，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目標的奮戰精神永遠是最新的。
三十年前台灣曾經有過一個電影的風潮，被公認為是「台灣新電影運動」，那麼三十年過後還能算「新」嗎？那麼，現在更年輕一輩的電影創作者所拍出來的電影，就一定比三十年前的那些「舊時代」的「新電影」更新嗎？已經逝世五年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健將楊德昌導演，早就對這所謂的「新」提出了他簡單的看法。他說：「許多人說『新』就是現代，現代就是流行，流行就是變化，變化就是不一樣……其實，別再繞圈子了！新-就是你又向前跨出那一大步；新-告訴你更接近了你的目標。」
如果一個人永遠不肯跨出讓自己「進步」的那一步，也對自己人生缺乏積極目標，其實不管是活在那一個時代，不管你是年輕人或是老人，也都只是個舊的人類。最近有一個被推崇為「台灣新電影之父」的老人過世了，他走得非常寂寞，整個社會認識他的人非常少，更不清楚這個老人曾經做過什麼事，或許只會說，大概是個古代的人吧。」是的，如果你指得是大家正在討論年輕的政客，如何將錢藏在水塘或是用香爐燒掉的2012年的現代，那麼這個老人真的是「古代人」。
他在1949年跟著軍隊來到台灣時是二十七歲，偶爾會提到他在大陸的大別山打游擊的傳奇故事，褲袋裡永遠有兩把上了膛的槍，常常三天三夜不敢閤上眼睛怕被敵人殺了。所以後來他生氣時的口頭禪是：「如果是過去，我早就將他拖出去槍斃了！」沒錯，他是一個嫉惡如仇的古代人，活在現代，他想槍斃的人還不少。
五十一歲那一年，他因為在軍中推廣語言教育非常成功，被上級指派到全台灣最大的中央電影公司的製片廠當廠長。據當時在美術組工作的導演王童回憶說，他剛來片廠報到時，把西裝穿得像軍服一樣呆板，愛訓話，也愛叫人去理頭髮刮鬍子。但是他有熱忱和過人的意志力，他開始了解電影業，對片廠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為了培養電影業的基本人材，連續辦了四期的電影技術訓練班，找來當時最好的師資來上課，三、四十年後這些當時的學生，有好幾個人都已經成了得到國家文藝獎的大師級人物，像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和攝影師李屏賓等。
另外他也觀察到當時國片所流行的武俠片和電視劇都缺少適合的拍片場景，於是他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正確，還先向公司借出自己的退休金，帶領美術組的員工去找拆掉的舊材料，一磚一瓦的將一棟棟古代的建築物搭建起來，慢慢的街道、城門也蓋好了。他很快就用電影文化城所賺來的資金，購買更新的電影器材，大幅提升了片廠和沖印廠的技術和規模。
在當時台灣因為被迫退出聯合國，不斷傳來和邦交國斷交，整個社會瀰漫著悲憤情緒時拍了「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梅花」。五年後他因為表現優異，被上級提拔為中央電影公司的總經理。面對當時台灣電影業一片蕭條之際，他拿出了超乎常人的魄力和勇氣，做出了改變台灣電影史的重大決定。他不分黨派，全力延攬一批願意追隨他創造歷史的年輕人進入決策核心，替他擬定拍片計劃。像當時還在讀大學夜間部的學生吳念真、剛剛創立滾石唱片集團的段鍾沂、留美學電影歸國的陶德辰和放棄美國獎學金回國發展的我，都被他想要革命的精神感動，前後進了中影。
1982年起，一場最不可能在老大的中影公司發生的電影運動就此展開，「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策馬入林」如野火般照亮了原本黑暗的電影界。但是也因為這樣，他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離開電影界後又全力投入中俄外交史的寫作和俄文的教育工作，但是對自己所愛的黨國始終無怨無悔，每逢大選，總是為他所愛的黨忠心耿耿的拉票。
明驥先生逝世前，對圍在身邊的兒女說：「我這一生清清白白，正正當當。」他走的那一刻，窗外的風是靜止的，大雨也忽然停了。我沒有哭，因為我忽然想到「老兵不死」這四個字。一個曾經帶著他的子弟兵，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老兵走了，但是他的子弟兵們還在戰場上守著最後的碉堡，四周砲聲隆隆，他們還在戰鬥，沒有時間流淚。
老兵不死，他那種不斷向前跨出一大步，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目標的奮戰精神永遠是最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