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10/13 13:14:41瀏覽320｜回應0｜推薦0 | |
民主國家是否比較不會發生戰爭？冷戰後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出現一支「民主和平論」，他們認為只要在全球擴展民主制度，就可以對抗非民主國家在武力上的挑釁。而民主國家之間，因為在政策上比較好協調，所以不容易發生戰爭，國際和平也比較能夠維護。 這種理論有值得討論之處，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Phillip Y. Lipscy就反證，民主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完美，民主體制有其缺陷，其中一個缺陷，就是與非民主國家相比，金融危機比較容易發生在民主國家，就算控制了經濟發展程度後，民主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性仍然存在。 民主的弔詭 以上兩種觀點顯現出民主弔詭之處，一是從外部性來看，當民主國家碰上非民主國家，民主會被當成一種遏制戰爭的工具，這個假設是認為非民主國家比民主國家更會挑起戰爭。如果從兩次世界大戰的例子來看，戰爭的挑起國都是極權主義的國家，民主國家在兩次大戰中都只是從被動的從防禦開始，最後才被捲入戰爭的漩渦中，所以這項假設應該可以成真。 二是，從內部性來看，民主國家對金融危機的處置比較緩慢，所以比非民主國家更容易發生金融危機。這項假設如果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的例子來看，似乎也成理。因為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從泰珠遽貶開始，最後波及到東亞周邊國家，當時只有中國可以抵擋遭到危機的波及。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是從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最後波及到全球，讓國際社會經歷一段驚濤駭浪的日子。 這兩種假設說明了人類社會其實沒有完美的制度，有的只是一個國家到底要選擇什麼樣的制度，如果不適應某種制度，強行推銷也不可能導致完美的結果，這就是民主和平論主張在全球「擴展民主」最無力的地方。因為戰爭與衝突的發生，不必然是哪種制度更會造成其中的結果，同樣的，戰爭與和平的因果關係，也不應該完全歸咎於某個國家選擇某種制度的結果。 從這些問題的討論，或許更能理解為何最讓世人羨慕的美國民主，卻會出現一個到處點燃衝突之火的川普（Donald Trump）總統。而台灣方面，一再宣稱以民主作為執政核心價值的民進黨政府，卻同樣採取對抗中國的政策，讓兩岸之間隨時都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要討論川普和蔡英文對抗中國的因果關係，先得理解民主是一種制度，和平是一種理想，戰爭卻是一種工具，三者內在邏輯不必然相關，也難以劃上等號，主要是看領導者如何操作。想要了解其間的關係，有必要從「民主和平論」的命題討論起。那麼什麼是民主和平論呢？Bruce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在2001年所出版的專書《三角和平論》中就提到3個主要的和平架構，即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三者都可以明顯降低國際衝突的發生，進而創造國家間的和平。 然而，這個理論在川普上台以後，就遭到嚴厲的挑戰，川普對中國陸續祭出貿易戰，以及軍事上在南海和台海進行軍事演習的行動，在和平時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 三角和平論 川普的一些作為，如果藉由「三角和平論」來討論，那麼民主作為一種制度，本身也就是一種制度而已，沒必然會存在傾向和平的理想，或是傾向戰爭的可能性。也就是民主國家之間，只是彼此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但並不代表民主國家會比其他的政權更愛好和平。尤其是在面對戰爭時，民主國家的領袖可能會因為受到內部選民的影響，一旦採取非和平手段，他們更可能想要把衝突升高為戰爭。同樣的，民主國家領導者也會以推動民主或民主化為藉口來散佈戰爭。 所以，從冷戰後美國歷任總統只要碰上衝突，在內部壓力下都傾向使用戰爭工具來解決問題，1991年的波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以及2003年的美伊戰爭，都是美國在碰上衝突時，更會選擇以戰爭來做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採用和平談判來解決問題。而川普總統對中國的政策，也從貿易戰走向動用軍演的硬實力較量，他也擺脫不了冷戰後美國應對國際衝突的操作模式。 同樣的，新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經濟互賴」和平論，也在川普時代遭到顛覆。基本上，新自由主義者有關互賴和平的觀點，主要是認為兩國在經濟互賴的情況下，若選擇戰爭，可能增加更大的交易成本，所以在戰爭成本與經濟發展的考量下，衝突的解決比較少會採用戰爭的工具來達成目的。 但是，在川普「美國優先」的思維下，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讓步與妥協，反而是幫中國創造崛起的機會，所以川普選擇不再對中國「讓利」，反而是拋棄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採取以提高關稅為手段的保護主義，逼迫中國開放市場，阻斷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等。川普還希望製造業搬回美國，不再傾向於國際分工與合作，這種反全球化的操作都足以打破互賴和平論的觀點。 至於國際組織的問題，過去國際組織的存在，被認為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但是從2003年美伊戰爭發生之前，儘管小布希總統事前透過聯合國與盟國不斷協商，但最後他仍然選擇以單邊主義的模式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有了小布希的惡例，川普也存在不尊重國際組織的態度，他在接受彭博新聞的訪問時說：「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能對美國好一點，美國不惜退出WTO」。他甚至還說，建立WTO體制的協議「是絕無僅有最糟糕的貿易協議」。 有了如此不尊重WTO的美國總統，國際社會不可能寄望在美國的領導之下，能夠透過國際組織來維持和平。當然，川普對WTO體制的批評，主要是衝著中國而來，但是這種批評如果繼續惡化下去，或許會發生奈伊（Joseph Nye Jr）所擔心的情況，即如果美國過度激起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意識，就會真的促成實現「修昔底德陷阱」的預言，這樣霸權之間的戰爭恐怕就難以避免，而挑起戰爭的一方則是民主的美國。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民主不必然會導向和平理想的實現，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也並非有足夠的內在力量能夠維護和平，和平可能是繫乎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也，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對民主引以為傲的蔡英文身上，她跟川普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把民主當成是一種工具，而不是僅是一種制度，不同之處則是台灣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由於具有革命的性質，造成了台灣民主多了一份激進主義的特質。 激進的民主 台灣民主的激進性主要是出現在主體性的建構方面，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在認同「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標榜台灣的主體性，結果卻產生模稜兩可的「3個祖國」的論述，第一個祖國是「現在的中國」，第二個祖國則是「過去的中國」，第三個祖國就是的「未來的中國」。 陳水扁時代不願意認同過去的中國，也不願接受現在的中國，他選擇「未來中國」做為執政的目標。這等於是拒絕中共對現在「一個中國」的定義，這就注定兩岸要走向對抗的宿命。 蔡英文選擇逃避問題，既不承認九二共識，也不接受任何「一個中國」，而是選擇最為模糊的「維持現狀」一詞作為對應中共的政策，這就讓中共認定蔡英文是「台獨份子」，而拒絕跟蔡政府往來。 兩岸在缺乏互動的情況下，大陸又採取單向的祭出惠台措施，蔡政府窮於應付，只好把民主當成工具，呼籲民主國家應該聯合起來遏制中國的擴張，這個結果，蔡政府的屬性更像川普政府，都是站在挑起與中國衝突之火的一方。 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民主若變成是一種工具，它就不可能更傾向和平，而民主與戰爭的關係，有如台灣學者張文揚所說，政體之間之所以有和平的可能，是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找得到相似性，而降低戰爭爆發的機會。 但是，美、台與中國在制度上的差異性過大，使得內在解決衝突的機制變小，在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下，才導致川普要不斷的採取對抗中國的動作。而蔡政府在美國的保護之下，也寧願選擇站在中國的對立面，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僵化。蔡英文也跟川普一樣，越來越像是在販賣戰爭的領導者，兩人都脫離了民主制度可控制的範圍，他們是否會導致民主戰爭的出現，請拭目以待。 （本文刊登在多維新聞網，2018.10.13，http://blog.dwnews.com/post-1061848.html）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